文脉的赓续:蒲松龄诗赋与历下亭变迁

济南名亭历下亭曾经几度兴废,与之相关的游宴和文学活动亦经历几番盛衰。自北魏以来的史志诗文的记载和描述,一定程度上可供推考此亭地理位置和景观的变迁。清康熙年间,李兴祖和喻成龙重建历下亭以尽接续风俗、延绵文史之责,蒲松龄为此盛举作赋创诗,吟咏胜景,追怀故迹,称颂功德,冀望将来,生动诠释了园林生活对文学书写的重要影响,表现出文化“传而益久”的认知与情怀,成为文学精神一脉相承、文化志业继往开来的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和写照。

苏轼“以赋为诗”与诗赋同源论

赋源于诗骚,从汉代散体大赋,到两晋南朝至唐宋,赋体经历了诗化、骈化、散文化的发展演变阶段。以赋为诗,以文为诗都是文体之间互动互融现象,班固在其《两都赋序》中有评“赋者,古诗之流也”,《汉书·艺文志》有专门的“诗赋略”,《文心雕龙》也有诠赋篇作专门论证,曹丕《典论·论文》“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定位,可以说从赋诞生之日起,就与诗和文密切相关,诗赋同源早有定论。宋明以降,赋从诗化走向散文化,赋作与散文的关系更加密切,苏轼就是赋的诗化向赋的散文化转变的关键节点。他是“以赋为诗”的最后辉煌,苏轼以赋法之心,赋学之迹作诗。铺陈、用典、排律、夸饰,运用这些赋法入诗,在尊体之上有所破体,苏轼以赋为诗提升了诗体的表达领域,成为诗赋同源的又一佐证。

山东儿科名医张銮及其《幼科诗赋》的价值

《幼科诗赋》是清代张銮的著述,该书以诗赋论小儿疾病为特色。缕述了张銮生平及其著述,考证出《幼科诗赋》成书于1750年到1764年间,并分析了现存青山堂抄本、积善堂刻本及淄博市图书馆藏清抄本,发现其共同祖本应为已佚的乐善堂写样本。张銮在咽喉治法方面,提出上病下治的诊疗观点,并总结出了灶底抽薪、引龙入海、引火归元三种治疗方法;在急惊风方面,张銮指出小儿急惊风的核心病理机制为热邪,治疗上,当以退热为先;在小儿脉法方面,张銮根据诊病小儿多哭闹的特点,主张以脉力强弱判断小儿的虚实寒热;在危重症方面,张銮以“赋”的形式,探析了小儿危重症候与脏腑之间的关系。最后,从诗赋可人、浅显易诵、津逮后学三个角度论述了该书的传播价值。

从倪谦出使朝鲜看明代中朝诗赋外交——以《庚午皇华集》为中心

公元1450年,翰林院侍讲倪谦作为明朝“天使”,出使藩属国朝鲜,颁布新皇即位诏令、册封朝鲜。作为明代中朝诗赋外交史的开端,本次出使在中朝诗赋外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文化交流史上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本次出使除完成此次出使任务外,也取得了颇多成就。本文将以《庚午皇华集》为中心,从其中收录的序、双方酬唱诗作等探究倪谦一行此次出使的重要贡献与主要成就。

论谢灵运“顺从性情、会性通神”的诗赋思想与创作实践

“言志”与“会性通神”是谢灵运《山居赋》中有关诗赋创作的直接表述,“顺从性情”由山居隐逸之志延伸到文学层面,包含着顺性而作的创作观念,三者比较完整地展示了谢灵运的诗赋思想。谢灵运继承《诗》《骚》、汉魏诗人的比兴言志精神,同时提出具有现实内涵的性情论,性情抒发成为言志的重要内容,这种性情与言志相合的诗赋思想,既是对传统言志内涵的发展,也是其性情论的独特之处。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思想,“会性通神”将晋宋之际具有本体意义的“神”引入文学批评,突破了东晋玄言诗人泯除主体精神的“凝神”观,注重主体感知与当下体验的传达,同时蕴含着谢灵运对言意问题的思考。“言志”“性情”与“会性通神”包含着谢灵运在诗赋本体论上的观点,体现出他对文论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这与他的诗赋创作互为表里,显示出自觉回归文学本质的倾向。

曹植诗赋创作中的情感表达——评《曹植诗赋缘情研究》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了“诗言志”的传统。到了汉末,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儒家大一统的地位被动摇,曾经的习惯和思想被打破,党禁之祸与人物品评的风尚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相抵牾的集中和具体表现。魏晋时期,士人逐渐摆脱政治和经学的束缚,更加注重追求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抒发,以“诗缘情”为主的主情说在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建安时期尤以曹植的诗赋缘情更为明显和突出,其诗赋创作也因情真意切而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以曹植为引领的诗赋缘情不仅在建安文学中具有重要影响,乃至建安之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曹植诗赋缘情研究》主要从曹植的亲情世界、爱情世界、友情世界与文学表达等方面探究曹植诗赋缘情说,有理有据。笔者欲以曹植关于亲情、爱情、友情的创作为基础,探究曹植诗赋中的情感表达。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汉志·诗赋略》分类论略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等问题为后世论争焦点。返归历史语境考索《汉志》分类的基本义例,整体观照并辨析《诗赋略》涵盖的文体、归类方式及内部之种属关系,探讨《汉志》的流变,可以廓清《诗赋略》原本源于《诗》的荀赋、杂赋,肇端楚辞的屈赋、陆赋,乐府采录的歌诗三类编目之事实。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试论魏晋诗赋创作的韵式探索

魏晋时期,汉语语音由上古音向《切韵》音的转折,对诗文创作追求“同声相应”、“异音相从”的声韵效果,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曹植等开风气于先,陆机、潘岳等继之于后,魏晋作家在诗、赋用韵方式上多有探索,不但重视诗、赋用韵表情达意的文体功能同异,也重视诗、赋用韵与文体结构的关系。这种有益探索,深刻影响了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倡“四声八病”之说,提出“声律说”,使律化成为诗、赋创作的必由之路。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从“诗赋”到“骚赋”——赋论传统之传法定祖新说

文学史上"诗骚"传统与"辞赋"范畴,作为共识而被人们接受,其中内涵对经典的树立以及由此形成的迷障,却鲜有提及,与此相关而呈示于赋域的"诗赋"与"骚赋"两大传统,也因为属于常见的批评范畴,没有得到系统地梳理与清晰地展现。而在赋学批评史上,源自汉赋用《诗》形成的"诗赋"传统以及其依经立义的批评观,与围绕科举用"赋"而产生的"骚赋"传统以及其"祖骚宗汉"学说,特别是后者所体现的传法定祖的思想,形成了由"诗赋"到"骚赋"的理论变迁,这既有研讨赋论史传统的价值,也有重新审视文学史变迁的意义。

由唐代诗赋看蹴鞠运动

我们从反映唐代蹴鞠运动的唐代诗赋中,可寻找出唐代蹴鞠的发展演变轨迹。通过多方面的文献调查、检索和梳理,发现在唐代有“充气蹴鞠”的发明和“双球门”的出现,以及女子蹴鞠的兴起,这为我们今天了解唐代的蹴鞠运动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依据。

荀赋变《诗》效物与诗赋二体的分异趋同

文体的演变一般在源起之初就孕育了体格特征、发展倾向、内在局限等重要命题,诗赋二体的复杂关系可以从这一视角入手考察。首题赋名的荀子《赋篇》及其创作情况表明,赋只有在功用层面是从“用《诗》”中分化而来,在命名、文本形态的构成等方面与之并无质的关系。荀赋立体要在“变《诗》”而“效物”,前者是表象,后者是关键:其句式的构造表面类同《诗》四言,实际上取自《老子》以下的散句而具有与之疏离的意味;其立体的本质在于升格和拓展《诗》之手法,形成以铺陈原则规限物事题材这一独特而具包容性和吸纳力的文体特征,以此与形式立体的诗相分异而判然两途。同时荀赋立体的复杂情况也为赋的诗化和二体趋同提供可能,主要表现为“以体物为铺张”使得赋在演进中发生了功用性批评的文体位移。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 ,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 ;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 ,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 ,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 ,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 ,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 ,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 ,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 ,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 ,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 ,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海外贡狮与明清应制诗赋

明清时期因海外贡狮而催生了一些应制作品,以明永乐和清康熙年间相关诗赋最具规模。由于以外交事件为书写对象,这些诗赋往往兼备文学与史学品格。综合考察这些诗赋发现,贡狮路线除了传统的陆路外,海道贡狮逐渐成重要途径。将文本与史实比照,可发现其德化主题与朝贡者功利追求的矛盾。

论张衡在诗赋形制表现上的创新

东汉中期的张衡,在诗赋的形式体制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实验,从而给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诗歌方面,其《四愁诗》等作,利用并改造楚骚句式,创作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七言诗体,而屈原以"香草美人"隐喻政治关系的表现手法,经由张衡的运用与发挥,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表达模式;辞赋方面,其赋作在句式、结构布局上的创变,以及在题材、小品化、语言风格、结构立意上的新探索,一改传统赋风,深深影响着汉末魏晋的辞赋创作;"七"体方面,其《七辩》与傅毅《七激》改传统"问疾"主旨为"招隐",在主题、风格和形式上都对此后的"七"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张惠言易汉学背景下的诗赋观念

张惠言的易汉学思维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赋观念的形成。他认为汉末虞翻易学上承孔门七十子之微言,最得圣人之真;虞氏易学的特点是借象寄意,借卦象明人事之理,从而与汉儒礼乐文化相沟通。张惠言不满王弼之后的易学,杂有道家或道教之言,致使圣学不纯。他尊先秦汉魏诗赋为最理想的诗学范式,批评魏晋之后诗赋受释老思想浸染,丢失了比兴传统,成为诗赋之变体。他黜变存正的诗学思路与其易学史观是一致的。张惠言经学倡言复古,诗赋观念较为保守;但他以易汉学"借象寄意"的思维理解诗赋之学,并将先秦汉魏辞赋放在经学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大背景中进行释读,对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先秦汉魏诗赋有很大的启发。

《汉志》“诗赋”内涵辨析

《汉志》中的"诗赋"并非字面所见"诗"与"赋"两种文体的简单叠加,而是歌诗、文人诗、赋(颂)等文类的集合。这些文类有一共同特点:在内容上以体物态写情志为主,文辞上有美丽夸饰之观,以游意娱情为目的。

清代书院诗赋教育

处于科举背景下,清代很多书院重视试帖诗与律赋教育。有些书院在从事科考诗赋教育时,还从事其他种类的诗赋教育。清代书院从事各体诗赋教育的意义在于:可使生徒所作的诗赋去俗趋雅,与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的衡文准则相符合;可使生徒在诗赋上有所造诣,而不仅仅把研习诗赋作为科考的敲门砖;可以促进生徒文学综合素养的形成,为国家培养通才服务。为了有效地指导生徒研习科考诗赋,很多书院重视各体诗赋名作研读。清代书院在从事诗赋教育时,一般是要求生徒分类研习,循序渐进,选择不同阶段的代表作品进行研读。诗赋与八股文都讲究格律要求,一些施教者从学理上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学习诗赋与学习八股文可以相辅相成,有利于改变生徒重八股而轻诗赋的思想认识。清代一些汉学书院的诗赋课艺有时冠有考证性的题序,其诗赋教育具有浓厚的学术化色彩。由于重视考证,这些书院为清代考证学的发展贡献出了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