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申请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目的】以专利法实施细则修改为契机,对专利申请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探讨,为审查员如何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专利实质审查提供参考。【方法】梳理中国专利申请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缘起,辅助审查员对相关工作进行理解和实施。【结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专利法体系中的不断完善,体现了中国政府打击专利申请中不诚信行为的决心;在专利实质审查环节应用好诚实信用原则,助力专利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结论】当前阶段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非正常申请专利,审查员应当全面学习并掌握新的专利法律法规,提高非正常申请专利的排查能力,在专利实质审查实践中合理有效地使用诚信原则,为全面提高专利质量发挥中坚力量。

行政协议先合同阶段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先合同阶段通用的法理依据,在行政协议中同样适用。鉴于行政协议的行政属性,对于行政主体先合同义务的履行,诚实信用原则具象化为维护公平竞争、限制优益权行使等善意要求,以及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合理配置权力与权利等衡平要求,以此确保行政协议缔结合法,缔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准确,且协商充分有效。鉴于诚实信用原则中各要素涵盖了依法行政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比例原则等其他原则的内在要求,故将其作为先合同阶段优先遵循的基本原则。但由于诚实信用原则主要用于规制缔约双方,因此行政主体对社会公众承担的公开、组织参与等程序性先合同义务,应当通过相应程序性要求予以补充,以此确保先合同阶段缔约行为规制的全面性。

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及完善策略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民事主体双方的活动中该原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保障经济活动的有效进行,但深入剖析诚实信用原则在实践中应用的情况可知,该原则现有的规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此本文主要从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概述、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路径入手,使得该原则能够更好的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让诚实信用原则在民商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在民事主体之间营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客观性的分析——一种博弈分析的视角

古典合同法时期,相互信任的理由足以产生出诚实信用的客观观念,但在现代合同法的视域下,这种诚实信用原则的客观性受到了来自博弈分析的质疑:市场并不自然产生这一客观性。城市化的过程带来陌生人的聚合,高度流动性的人们更可能在有限的博弈中选择守信。

诚实信用原则及其在商标授权确权中的适用研究

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商标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引入该原则,可以有效防止采取不正当手段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发生,维护商标注册秩序,促进商标法制的健康发展。

诚实信用原则的缺位与权利受损之救济——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之探讨

诚实信用原则是古典法学原则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它是欧洲大陆合同立法之精神。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密切相关,甚至起着在立法不足之情况下而补充法律之作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的司法价值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该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不仅直接体现了民法的精髓,表现了立法者的意图,而且它也是公民所应遵守的最低道德底线。该原则不仅在立法方面意义重大,在司法实践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商标授权确权程序中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

中国商标法第13条、第15条、第32条及第44条第1款是诚实信用原则类型化条款,可以用来规制绝大多数的非诚信商标注册行为。但是,实践中非诚信商标注册行为花样百出,前述条款的规制范围也有局限性。在此情况下,商标法第7条诚实信用原则条款具有个案适用意义,可以和上述类型化条款形成完整的规范体系,以全面规制各种非诚信的注册行为。商标行政机关和法院面对个案中的非诚信注册行为,若无具体法律规则可供适用,可以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将其具体化为法律规则并适用于个案中。

诚实信用原则之于商标法

通过对商标法实施近30年历史的总结,论证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商标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和作用,检讨了现行法和"修订送审稿"、"征求意见稿"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思路。认为应提高对抢注、恶意异议等不正当行为和侵权行为危害性的认识,强化对商标权的保护;关于确权程序的规定应当增加责任条款,并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诚实信用原则在劳动法适用的类型化

劳动关系较之一般的契约关系更着重双方信赖利益。对于诚信原则在劳动法中的适用范围各国尽管尚存争议,但大多均肯定其价值。我国《劳动合同法》对此亦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诚信原则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抑或从我国司法适用现状的考察,诚信原则均有类型化适用的必要。即在考量劳动法特性前提下,按照诚信原则三大功能的指引,在适用时区分不同的类型进行建构,明确具体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在补充性功能上,注意劳动者附随义务划定的边界,不能擅自突破法律既定的保护框架。在限制性功能上,应通过精细化阐述或下位原则适用,对判定要素加以说明。在修正性功能上,应遵循维护法律安定性为本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的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与行政指导

本文对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指导中的运用作了全面细致的分析,认为行政指导必须是非强制的、动机单纯、不服从行政指导不应受到不利处分,并且根据禁反言法理,政府在作出行政指导时要确保行政指导制定的科学性和适时性,并且及时更新,撤销和变更都要考虑到公民和企业的信赖。针对不同种类的行政指导,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有所不同。

再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类型化——以传统抽象概念思维为参照

我国学者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多流于肤浅的宏观价值的肯定,缺乏方法论上的研究,而传统民法的抽象概念思维又难以为该研究提供足够的支持,而类型化思维为该研究提供了一条路径。类型化思维是一种或多或少的归类思维,在抽象和具体之间达成权衡,为诚实信用原则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然而,抽象概念思维不能舍弃,类型思维亦非全能,故科学的做法是以抽象概念思维为参照,以类型思维为指导构建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系。

论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适用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是克服辩论主义缺陷的需要,是防治实务中不诚信诉讼行为的需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履行真实义务、诉讼促进义务、事实阐明义务,禁止滥用诉权,禁止滥用诉讼权利,禁反言。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要提醒当事人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告知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依法予以规制。

诚实信用原则与法治的契合——作为宪法原则的诚实信用

原本作为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一种法律,是一种具有明显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在法治社会,这一具有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其适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张,不仅适用于具体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是私法上的规范和原则,而且被适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成为了公法上的一项规范和原则。宪法,作为一国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根本法,作为典型的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公法,理应规定或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促进和保证国家权力的诚实信用,最终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从宪法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角度讲,由于契约的本质及对诚实信用的依赖,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成为宪法层面上的一个原则。

试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从规范的角度进行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 ,确立于 190 7年的《瑞士民法典》。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 ,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立法表达方式 ,我国现行《合同法》规定的体系完整的义务群 ,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很好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法规范在产生依据、表现方式、适用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的特点 :在我国合同法中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 ,它是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准则 ,是立法者保证合同法内在精神统一性的重要概念和技术手段 ,是授予、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之客体范围探究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自无疑问,但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内容抽象,所以,有待法官进一步行使其裁量权,斟酌个案的具体状况后才能妥当适用。再者,民事诉讼程序的各种基本要求也可能与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构成紧张、矛盾的状态。有鉴于此,如何进一步妥当划定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客体范围,以兼顾之或使之与诉讼的基本要求相调和,则属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裁判上的适用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新增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司法实务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诚实信用原则就具体的规则而言,应细化禁止诉讼上的权利滥用、禁反言和权利失效三个方面;同时在裁判的具体适用上,特别是防止法官在要件事实上和法律适用实施突袭上,应明确法官与当事人共同从法律与事实两方面对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进行释明。

功能视角下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类型化

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之本质是使其作为判决理由在重要事实认定和裁判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的主要问题有:无逻辑推理的简单适用;无需适用而适用,包括逃逸式适用和宣示性适用;虚假适用,即"名为具体规则实为原则的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无法为其适用提供有力的突破口,而从相对明确的功能视角分析其司法适用的类型成为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更优路径。诚实信用原则有补充、限制及解释三项功能。补充功能下,诚实信用原则司法适用类型有漏洞补充和附随义务填充;限制功能下,主要类型有矛盾行为、利益失衡情形、权利人欠缺应受保护利益、因不当行为取得权利及权利失效;解释功能下。

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之移植可行性及设计构想——基于《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增加了"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但尚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将难以发挥其应有的遏制恶意诉讼、促进建立和维护创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积极作用。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可借鉴美国的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当有证据表明原告违反了诚信与善意义务、不正当地获取专利时,被告可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主张这一抗辩,如果法院认定不正当行为成立,则会判定涉案专利将不具有可执行力。中国可参考已有的现有技术抗辩制度,来移植美国的不正当行为抗辩制度,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