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就是语言的事业”——论吉狄马加的诗歌语言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吉狄马加是一位在诗歌的语言问题上有着持续深入探索精神的彝族诗人,其自幼便在汉语和彝语两种语言间“游走”,对汉族和彝族两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同深有体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自己的冒险与创造”。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充分书写了彝族文化的深厚、神秘、多元等特质,成功实现了彝族文化和汉族文化的糅合,表现出浓重的音乐性和节奏性。此外,吉狄马加在诗作中也“真正能从很高的层面把握汉语言的真谛”,将现代汉语的灵性与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其诗作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因之大大增强。在文本和语言的实验之外,吉狄马加在其诗作中所强调的诗人的“自觉的使命”是其诗作跨越民族及国别之限,从而能够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原因。

中国幼儿文学语言观念中的权力关系——以图画书为中心的学科史考察

一般文学文本的主要语言形式是文字,但在以幼儿为主要目标读者的图画书中,图画凭借其不断发展的叙事能力逐渐成为与文字平分秋色的特殊语言。回溯中国幼儿文学发展早期,也曾萌发出将图画视为一种特殊语言的观念。但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幼儿文学学科化进程,仅将文字视为合法语言,中断了图画语言观念的发展进程。在学科言说中形成的“重文斥图”的“真理语言体制”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图画叙事能力和图画书文体形式的发展。究其实质,“真理语言体制”将“语言”完全等同于文字的思路,包含着成人离身认知而导致的唯我倾向和对幼儿的片面认识。还隐含着在现代童年观“二分法”和“线性发展模式”影响下,认为文字是理性、完全、主要符号形态,图画则是低级、待发展、次要符号形态的偏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外图画书文体理念影响的逐步深入,图画语言观念渐次在中国幼儿文学中回归,幼儿权力也即将迎来一次高涨的机会。

维吾尔语专业教学要首先解决学生的语言观念问题

新疆数所高校开设的维吾尔语专业是新疆双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生维语学习的成功率很不理想。调查研究表明,语言观念是制约学生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维语教学要首先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教育。文中列出了包括五大方面的语言观念教育提纲。

传媒发展与小说语言观念的近代变革

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不仅同传播媒介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而且随着传播媒介一同发展。本文初步考察了我国小说语言观念的发展变化情况,分析了这种变化同传播媒介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了随着新型铅印技术的引进与铅印报刊、书籍的普及,中国小说语言观念真正开始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情况。

在“语境”中重构观念——观念艺术的语言观念探析

观念艺术质疑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语言与世界呈现出一种精确的对应关系的传统语言观;它吸收了现代艺术语言"能指"与"所指"疏离与断裂的思想,但反对现代主义将艺术的语言看成是与现实世界没有关系的自我演示的封闭系统;观念艺术吸收了解构主义强调能指的充分自由,在能指的差异中生成意义的观点,但又反对解构主义将艺术看成是一种在漂浮的能指群中不断播散和延异的语言游戏,进而反对在语言的游戏中消解意义。观念艺术通过对能指的语境的设立,从而强调了意义的现实性与确定性。

在“语境”中重构观念——观念艺术的语言观念探析

艺术是一种语言，它总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来，不同时期的艺术，其语言观念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三种艺术语言观念：1、现代艺术之前的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2、现代主义的自律论语言观；3、后现代艺术的解构主义游戏论语言观。观念艺术通过对以上三种语言观的超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观念。观念艺术通过挪用的方式，对原有的能指与所指意义进行拆解，将被挪用的文本置入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使其产生新义。

胡适的语言观念谱系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胡适才逐步认识到文学革命的目标是用白话来进行文学创作。文言只为少数人赏玩,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时代需求,就不能称之为胡适导师杜威所说的工具,它必须进行科学化改造。在注重语言科学化的同时,胡适又进一步认识语言的审美性,从本体的角度进行语言的审美化,弥补语言工具论的不足;再以突破语言的约定俗成性,最终从权力的角度嫁接社会革命,完成了他的语言观念谱系。

国家意识维度下的语言观念

国家意识是指公民对主权国家(也可指民族国家)的认知、认同意识,既是一种政治意识,也是一种文化意识。语言观念是使用某语言的集团或个人对该种语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语言观念与国家意识互为作用,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发展有着能动作用。在现代社会,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

从宗教语言审视维吾尔族语言观念

以维吾尔族现在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及其宗教语言为研究切入点,认为宗教语言在其集体信仰、个人生活、公共活动三个层面具有贯通性,这种贯通特性使宗教语言与维吾尔族生活交织在一起,从而体现了宗教语言在维吾尔族精神生活、身份归属和象征性权力等层面的多重价值。结合现代化背景,指出理解宗教语言的现实意义,既要尊重维吾尔族的信仰,同时也需要维吾尔族冲破宗教语言造成的束缚,寻求国家、民族赋予的更多身份选择。

语言认同的困境——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念与创作实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相对一致的方向性指引和一元化规训。《讲话》以后渐次展开的"文化下乡"运动促使作家在思想改造与语言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工农兵"化,然而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一旦落实到文学实践,仍然遭遇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难以协调的创作难题。

语言观念与双语教育

语言观念是影响双语教育的重要因素。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对母语的深厚感情,对汉语的开放接纳,对双语的积极肯定,这一语言态度,从根本上影响着新疆双语教育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的全部进程!热比娅及"东突"分子说什么双语教育"剥夺了少数民族群众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些言论罔顾事实,不符合新疆民族教育的实际。

从“俗语”到“国语”——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及其流变

清末民初关于"白话"的称谓经历了由"俗语"、"白话"到"京话"、"官话",再到"国语"的变化过程,反映了近代报章白话的语言观念及其流变轨迹,背后潜隐的是白话文运动、拼音化运动与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倡导者努力打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文白、雅俗界限的良苦用心,以及大力提升白话的社会文化地位和文学功能的显著用意。清末民初白话语言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影响乃至决定着近代白话书写的基本面貌,中国白话书写语言的现代转型自此拉开序幕。

语言观念的变迁:北京语音如何成为近代国语标准音

在清末最后二十多年的切音字运动时期,许多文字改革者对于当时的切音字应该以何音为标准争论不一,囿于传统的文/野之分的文化观念,有的人主张以南音(南京话)为正音,但大多数人还是以传统的北方官话音为是。作为一地方言,现代北京音在1930年代才正式确立其国语标准音的地位,它是时人语言观念、教育观念、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试论杨增新的民族语言观念

维吾尔和汉民族的语言在新疆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价值最大,社会功能最强,影响的社会层面最广。杨增新将语言沟通作为诉诸政府行为的资源,有效进行社会管理,对新疆社会的稳定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巫歌、祝由、筮辞:早期语言观念的一个考察

本文通过对巫歌、祝由、筮辞这三种巫术语言活动的考察,说明就观念发生的实际次第而言,偏离性的"拟境"功能实较直言式的指称和描述为早。而以祝由和筮辞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巫术语言活动,直接启发了"拟境"的语言观念,在中国社会及文学语言活动的形态和观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生命意识和语言意识的双重变奏——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五)

20世纪后20年中国诗歌的新变,表现为由意识形态的淡化所引起的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所推动的语言意识的觉醒。这种语言观由对个体意识的强调到意义的放逐,显示了诗人直面诗歌语言本身的勇气和将语言同存在主体的生命体验更尖锐、更切近地融合起来的渴望,它是一次企图将诗人的感受力从自动的经验世界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和尝试。

20世纪中国诗歌语言观念的演变

20世纪中国诗歌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和在不同时期呈现的美学风貌,是基于两种相互冲突、相互借鉴的语言观———工具论和本体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实现程度。在当下的复杂语境中,诗歌语言如何在自我指涉和外在指涉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重建现代汉语诗歌的价值维度,成了决定新世纪诗歌走向的关键所在。

论语言观念的对比与语言文化的传播——以俄汉语言对比研究为例

在20世纪"人本中心主义"的影响下,语言观念成为了俄罗斯语言学界主要的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化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里语言学等分支学科进行的研究,均取得了丰硕成果。语言观念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开始由同一语言内部转向跨语际之间的对比研究,尤其是俄汉语言观念的对比研究变得愈发活跃。语言观念的对比研究不仅可以探索不同民族的世界观、语言观和文化观,对于语言文化的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是传统的工具论,将小说语言视为开展思维活动、表达思想与交流信息的工具,对其研究也往往落在艺术技巧上。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小说创作中语言发生了变异和西方现代语言学、哲学与美学理论的译介,人们的小说语言观念从高行健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初探》,到黄子平的《关于“文学语言学”的研究笔记》再到徐剑艺的《小说符号诗学》,渐渐地发生了变革,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小说语言,视语言为小说存在的理由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