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保持与语言转用: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出版

《语言保持与语言转用: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是外研社“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之一本。作为专门研究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的学术专著,本书主要围绕以下重要论题展开:这一研究领域内常用的概念和术语、研究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现象的主要方法、为认识语言转用过程而设计的调查方法和分析框架、少数民族语言群体和移民群体为保持语言所做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语言保持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语言环境和语言集群的剧变为语言保持和语言转用研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及其进展

语言转用是否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如果语言转用对讲话者的族群认同有影响,是族群认同消失了或者减弱了,还是族群认同发生了转变?这是语言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研究长期关注的问题。客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使讲话者对本族群的认同消失;主观主义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不影响讲话者的族群认同;动态建构观点认为,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是变化的,语言转用对不同族群、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族群成员的影响不同。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复杂,既不能把两者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语言转用决定族群认同,也不能把两者之间关系视为完全独立的。动态建构观点既避免了客观主义观点的偏颇,又弥补了主观主义观点的不足。影响语言转用与族群认同关系的因素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国家的语言政策、族群间的相对地位、学校教育的语言媒介、语言环境、人口数量与地理因素等,主观因素包括个体的价值观、性别和年龄、跨文化敏感性等。未来应该加强对该问题的实验研究,增强共时性和继时性的比较研究,开展方言转用与族群认同的研究,以便得出更为确定的结论。

从达斡尔族的语言转用看城市化进程对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影响

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达斡尔族,语言转用情况表现为城市化程度越高,语言转用者的年龄分布越宽泛,对语言转用的态度越宽容。城市化进程造成的人口流动、环境的开放以及民族自身的选择是造成影响语言转用的主要因素。

仁和彝族语言转用及其教育

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有"理泼"、"诺苏"、"水田彝"三个彝族支系,境内彝族大多已转用汉语。转用汉语的原因除民族迁徙、融合,各民族相互杂居、通婚等因素外,还与该地区从18世纪中期就开始兴办私塾传播儒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阶段汉语学校教育有关。

浅论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

本文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转用的产生条件、类型和影响语言转用的三个相关因素,并分别从民族文化的融合、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转用的现实影响。

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研究

双语的产生是语言接触的必然结果,语言转用是双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是语言发展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语言转用和双语有着直接的关系,本文探讨了现如今引发语言转用需考虑的因素,分析了引发语言转用的双语类型及特点,以期对语言活力、语言保持、濒危语言等问题的研究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谈少数族群的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

语言转用和语言保持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少数族群的语言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关系 ,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政策也各不相同。语言保持是立足于族群集团立场的一种语言政策。保持少数族群语言的关键是抑制第二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排除第二语言对母语语言系统的影响。国家语言保持政策的重点是提高少数族群语言的地位和威望 ,并使之深入每个国民的心中。

怒族良苏人语言转用的文化人类学思考

良苏人是怒族的一个小支系。长期与傈僳族相互杂居、良苏话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等因素,使良苏人整体转用傈僳语。语言转用对良苏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传统文化传承有重要影响。文化多样性是怒江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保护和传承良苏人的语言文化,既对构建多民族聚居区和谐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构建怒江地区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是语言接触下的变异还是语言转用?——议广西桂北兴安话属湘语说

广西兴安话的归属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研究者在论证兴安话属湘语时存在如下问题:属性判断所依据的语音特征不具有排他性;研究选择的比较对象不尽理想;对兴安话中的官话成分未做充分解释;将民系与语言简单对应。结合历史人文材料从语言传播、接触、转用角度探讨兴安地方话的归属,认为在湘南桂柳官话盛行背景下,兴安城区官话区移民继续使用官话,而非官话区移民则一致转用了官话。兴安话凸显更多的是官话间的共性而非差异性。

论壮民族的局部语言转用问题

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通常从局部转用开始,经过长时期的语言兼用过程,最后发生了全民族的语言转用而导致该民族语言的消亡。由于各民族的民族状况、语言特点各不相同,语言转用的原因和过程也各不相同。文章主要从语言观念、学校教育、媒体传播、城市化发展以及族际婚姻等几个方面论述现阶段壮民族发生局部语言转用的原因。

语言转用之残余形式的活标本——北京市密云县檀营满族语言调查复议

语言转用是语言接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或称为语言影响的极端或终极形式,也是语言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北京市密云县檀营满族蒙古族乡系北京地区少数民族典型世居社区之一,该乡的满族虽然从总体上已转用汉语,并已基本完成语言转用的全过程,但从调查数据和相关材料来看,檀营满族的口语和命名中仍局部保留了一些满语形式,某些群体主观上追逐和传承满族传统文化的心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转用模式和活的研究标本,其独特的多学科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本文力图在语言转用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归纳和总结,并就目前国内外方兴未艾的濒危语言研究提出自己的某些看法和见解。

基于扭转语言转用理论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世界上大约有6000多种语言,目前有59％～90％的语言受到威胁,仅有600种语言处于安全状态.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代与代之间各种信息的载体,它的消失,必然给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造成损失.正因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各种关于语言保护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公约.世界各国也纷纷成立支持语言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机构和教育组织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并发起了扭转语言转用的运动,通过政治、媒体或教育的手段来增加濒危语言使用者的数量.同时,少数族群为保护自己的语言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本文拟概述费什曼扭转语言转用（reversing language shift）理论及分析国外扭转语言转用实践的案例,给国内挽救濒危语言的研究者提供其对于语言保护的可借鉴意义,使语言得以继续传承.

北侗语言转用对北侗民歌传承的影响

侗语是侗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侗歌是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反映着侗族人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侗族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北侗民歌传承特点的阐述,北侗方言区侗语转用现状及其不利影响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客家人的语言转用

以北马槟城浮罗山背客家天主教社群为个案,主要通过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法了解该社群的语言使用情况,结果显示,无论在家庭领域还是宗教领域,他们都面临着语言转用的情况。语言转用的方向是从客家方言向华语转用,这显示华语目前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探究其中的原因,华语在华人世界的综合竞争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又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实力密不可分。另外,华语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传播也与华社内部的结构重整与认同变化有关。内部调整的需求与外部影响的配合,引起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的一系列的变化。

语言接触与语言转用——以河南蒙古族语言转用的历史为个案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接触必然有"文化"的交流,而文化交流又是语言接触的动因;没有文化交流的需要,很难实现语言的接触,而语言接触又表现出文化的交流,两者如影随形,不可分开;语言的深度接触必然产生文化的迁移,进而发生双语现象或双言现象,乃至发生语言转用。

语言规划视角下的语言转用——以满族语言转用为例

语言规划分为显性语言规划和隐形语言规划，显性语言规划对语言的发展相当于催化剂，而隐形语言规划最终决定语言的发展。满族由使用满语转用为汉语，是由满族人民历史选择的结果，给满文化的继承与保留等造成一定的冲击，当今国家要加大隐形语言规划的关注，促进民族语言的保护与传承。

从双语教学谈少数民族的语言转用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及语言转用的分析研究，提出在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中必须使用 双语，而不能只用单语教学。

语言转用的内在根源浅探——以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语言转用情况为例

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北方民族,鄂伦春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语言保持情况尚好,却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语言出现不同程度的濒危现象。本文将结合小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运用浑沌学的相关方法论,多视角地分析发掘导致鄂伦春语言转用的多重因素、主次矛盾,从而试图理清鄂伦春族语言转用的类型、层次、形式、内在机制,为保持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的多样性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语言保持与语言转用》介评

《语言保持与语言转用: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安妮·波维尔斯著,李艳红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年出版,191页,ISBN:9787521346381,定价:55元(人民币)。[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Key Topics in Sociolinguistics.By Anne Pauwels.Translated by Li Yanho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ISBN:978752134638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