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社会资本与宅基地退出意愿——基于政府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江西省余江区545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等均显著提高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非农收入比例、家庭人口数量均显著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异质性分析发现,近郊型村庄和远郊型村庄促进农户的宅基地退出意愿,而边远型村庄显著抑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平原、山地、丘陵地形均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丘陵地形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规制中激励型政府规制和约束型政府规制均在社会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充分利用农户社会网络加大政府规制政策的宣传力度,制定差异化的退出政策,多措并举共同提升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发展数字经济是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建立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内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利用模型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虽然该区域内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提升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但已出现了“倒U型”关系;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绿色金融是重要的传导机制;同时,长江经济带内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经济发展会弱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提升作用。本研究不仅为数字经济赋能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还有助于明晰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关系。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非线性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参数与非参数方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分析能源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同时探讨环境规制、科创支持、市场化程度和公众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呈显著倒“U”型关系;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倒“U”型关系仅在非资源型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和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体现明显;③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既能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又会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碳排放;④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关注、科创支持和市场化程度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平缓。据此,提出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强政策配套支持、完善市场机制、构建政府公众共治体系等建议。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倒u型关系——双调节效应分析

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优化升级有着重要意义。那么,政府补贴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促进了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吗?为回答以上问题,运用OLS和两步法系统GMM,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我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并探讨行业集中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补贴通过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对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倒U型影响;(2)行业集中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行业集中度越高,政府补贴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倒U型影响越小;(3)全要素生产率会强化行业集中度对政府补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何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那么多?

调节效应或者中介效应分析在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总结了多种有助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分析找到建模理据的途径,指出调节效应模型只需要为主效应提供理据。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视角,论述了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的实证文章多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此类文章多就有什么不妥,正确的做法是审视具体文章中模型假设是否有理据、统计方法是否用得恰当。

内部控制与会计盈余质量的关系——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节效应研究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项关键制度安排,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数字时代,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盈余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质量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抑制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行为提升会计盈余质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二者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内部控制与会计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因企业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研究结论验证了我国强制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合理性,对相关部门后续制定政策以及CPA审计风险评估阶段资源分配优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地区差异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

基于我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参与关系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性。研究发现,金融素养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家庭金融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正向调节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参与的关系,这一结果在增加工具变量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硬弱感地区”和“软弱感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仅正向调节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参与深度的关系;在“易感地区”,调节效应与总样本一致;在“无感地区”,调节效应不显著;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参与深度的调节效应呈现“东部引领,中西部协调促进”的态势。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技术创新——基于贸易网络的调节效应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各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在不断增加。文章基于2008-2019年79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贸易政策干预所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为显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不利于受影响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受影响国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贸易网络地位,减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各国应根据国情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达成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媒体与分析师关注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2年的公司-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外部关注的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是否具有价值效应及其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媒体关注和分析师关注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效应以及分析师关注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或不同行业竞争程度的企业之间无明显区别,但媒体关注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高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中更强。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负债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是数字化转型和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机制变量,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负债率、提高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塑经济结构、重组生产资源、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要素。数字经济具有创新性强、覆盖面广、复制容易等优势,能够迅速渗透到农业生产、经营、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业部门应对气候冲击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气候韧性进行测算,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并考察了财政支农和农业保险对该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此外,还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气候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农业气候韧性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数值偏低,仍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东部地区的农业气候韧性指数高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气候韧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农业气候韧性的促进作用最佳,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对东北地区农业气候韧性具有抑制作用;财政支农和农业保险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数字经济对农业气候韧性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对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分解发现短期效应要优于长期效应。本文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农业气候韧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政策依据。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文章采用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深入探究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以及数字化转型在两者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经营绩效机制、信息机制和治理机制削弱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展现出更为显著的“倒U”型特征;相对于中小企业,大规模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作用更强。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索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2012—2019年中国79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该影响在产业链中下游、后补贴时代更显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二者交叉在一起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挤出效应,且该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缺乏经验企业、后补贴时代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据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配置研发投入与政府补助资源,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

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

我国地方政策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如何实施数字化转型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环境适应学派的理论观点,采用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大数据分析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地方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分析能力对处于初始准备阶段、践行实施阶段和深度探索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具有积极影响。地方政策感知正向调节大数据分析能力与处于初始准备阶段、践行实施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但对大数据分析能力与处于深度探索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论可深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解读,并为政府根据企业所处数字化转型阶段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提升流通效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市场整合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技术已逐渐成为推动流通效率的新动力,但要提升流通效率却无法忽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亦或市场整合程度存在差异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市场整合视角探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数字技术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各地市场整合程度差异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依然能显著提升流通效率。但市场整合并未显著直接提升流通效率,仅在数字技术提升流通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中西部地区和高资本存量地区,市场整合的调节作用效果更显著。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税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基于中国2003—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绿色税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有效促进全国及各区域GTFP的提升;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GTFP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长江经济带区域GTFP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是对非长江经济带区域的GTFP效果不显著。(2)在绿色税收的约束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GTFP的影响存在单重门槛效应,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GTFP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3)绿色税收可以负向调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GTFP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非农收入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了家庭人口老龄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影响,并探究了不同非农收入类型对老龄化家庭清洁能源使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结构的家庭类型在能源使用上存在差异,家庭人口老化特征显著降低了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概率。非农收入对此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社会保障缓解了户主年龄老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阻碍作用,而政府补助和非农就业收入则增强了家庭人口结构老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的不利影响。据此,提出促进农村能源转型的对策建议。

制造业高管薪酬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坚持制造当家,以加快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适当的薪酬激励、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又是实现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此,以我国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薪酬激励、代理冲突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有效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存在双门槛效应,当薪酬激励强度小于13.465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强;目前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薪酬激励超出最佳门槛值,存在过度激励现象。代理冲突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同时也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代理冲突程度低于0.037时,高管薪酬激励促进作用能够更好发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的促进作用更强;代理冲突能正向调节股权激励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家庭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

农户相对贫困治理已成为我国亟需解决的一项战略任务,家庭资本是形成农户脱贫内生动力进而影响农户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将微观家庭资本、非农就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其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9.2%的农户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基础回归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中的本地收入水平、家庭社会资本的人缘社交程度和关系重于能力、家庭文化资本中的闲暇学习及受教育程度对农户相对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中的工作满意度对农户相对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文化资本中的智力水平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影响农户相对贫困差异较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可显著增强家庭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减贫效应。提出以下政策启示:提升农户家庭经济资本,促使农户选择非农就业;加强农户社会资本联系,匹配合适非农就业岗位;积累农户家庭文化资本,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三大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家庭资本减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