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的构建

构建科学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管理体制,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调解员队伍,是保证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性之前提。应建立调解员资格准入制度,按照统一的调解员选任标准来建立专兼结合、业务能力强、热心于人民调解事业的调解员队伍;设立医疗纠纷调解咨询专家库,保障其运行经费、规定其运行程序、明确专家咨询意见书的作用,以提升医疗纠纷的调解质量;建立调解员考核体系与奖励制度,以推动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需求层次理论下乡村人民调解员的困境、成因和优化路径

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乡村人民调解员面临着工资低、安全存在隐患、社会认可度下降和自我实现能力不足缺乏动机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规则制约了调解组织资金来源、人民调解组织定位模糊降低了人民调解的社会认可度、调解员专职化程度较低、人民调解无晋升机制等。要从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对人民调解进行重新定位和加强对调解员专业化培训这三方面进行优化。以重振人民调解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地位,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调解员和仲裁员身份竞合的优势、风险及其应对

在国际商事调解和仲裁程序的多样化组合中,为了在调仲结合灵活、友好和有效等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提高解纷效率、满足特定文化偏好及确保解纷质量稳定,当事人可能委托同一自然人分别担任调解员和仲裁员。然而,中立者身份竞合可能破坏调解保密性、贬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质效、破坏仲裁中立性以及违反仲裁辩论原则等,继而对仲裁裁决的效力产生不利影响。对此,不同实体已经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性地要求当事人委托不同的中立者、要求当事人在充分知情的状态下表示同意、禁止调解中的单方会谈、允许当事人在仲裁前重选中立者、要求仲裁时列举并排除调解保密信息以及排除基于调解活动质疑仲裁的权利等。目前,《仲裁法》《仲裁法(修订意见稿)》及多数仲裁机构规则并未禁止调解员与仲裁员身份互换,但针对性的行为规范在数量和力度上均显不足。对此,中国立法者和纠纷解决机构可以借鉴上述做法,调适调解员和仲裁员在身份竞合时的行为要求。

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高校学生调解员制度研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范例,其核心方法论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高校作为人员密集的高等教育场所,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单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力量,激发青年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自我提升的积极性,有助于推动学生纠纷的顺利解决,为构建平安校园奠定基础。将新时代“枫桥经验”引入高校校园矛盾纠纷调解,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经过系统培训的学生调解员,在合理的调解机制下,能够有效解决校园矛盾纠纷。同时,学生调解员制度不仅是价值引领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还能培养学生群体共建平安校园的意识,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将邻里纠纷调解变成普法宣传——蓝山社区90后调解员化解“跑冒滴漏”纠纷有妙招

老旧小区因各种原因导致“跑冒滴漏”引发邻里矛盾的情况时常发生。在12345热线工作中,这也是社区受理群众诉求、开展纠纷调解工作的重点。小李和小宋是沈阳市东站街道蓝山社区负责调解工作的90后干事。他们将法治理念融入到调解工作中,以耐心和专业化解了一桩桩群众的烦恼和棘手问题,促进了邻里和谐。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许多群众的认可和赞扬。

让孩子成为自己的“调解员”--大班幼儿冲突化解能力提升策略

我们经常看到幼儿为了一些小事发生冲突,可能是一块积木的所有权,同伴间有意无意的碰撞,谁来帮老师发餐具,等等。大部分情况下,教师都会介入,帮助幼儿化解冲突,但是我发现,大班幼儿也有了自行解决冲突的尝试。那么,教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强化大班幼儿化解冲突的能力呢?

省司法厅 村(居)专职人民调解员制度让“矛盾不上交”

“村民们一个电话,我就尽量上门帮助大家调解。调解成功后,我还会不定期对案件进行回访,大家都很认可和信任我。”绥阳县洋川镇街道团山村专职人民调解员田维松笑言。2023年以来,他已成功调解了80余件矛盾纠纷。

调解员老龙“下岗”了

老龙“下岗”了,干了10多年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他却打心底觉得开心。“我越没有事情做,就说明村里越融洽啊!”老龙名叫龙启林,今年64岁,花溪区青岩镇龙井村一名老党员,曾担任过龙井村党支部书记,对村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前些年,龙井村设置矛盾纠纷义务调解岗时,人头熟、有威望的龙启林成了第一人选。再度“出山”给村民干点事,热心肠的龙启林也十分愿意,多年的村干部经历,让他明白,村里的矛盾纠纷,看起来都是些家长里短,却关系着整个村寨的和谐,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大矛盾。

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贵州“一村(居)一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观察

村(居)是党委和政府服务联系人民群众的神经末梢,也是社会治理源头的基石,如何在村(居)层面用乡土办法和专业力量推进源头治理是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人民调解是以宪法和法律形式确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对抓前端、治未病有明显的优势,被国际社会誉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东方经验”。

论我国调解模式的变迁——以调解员在调解中的地位作用为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调解模式为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其基本特征为调解员的主动介入,主动调查纠纷事实并主动提供纠纷解决方案,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主体——客体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快速推进,在有限适用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的基础上,有必要引入调解员辅助型调解模式,以便切实满足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审视及其引申——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

优化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可以促进人民调解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人民调解工作专业性与权威性。基于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并结合当前人民调解现状,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在某些环节稍显不足,不利于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此,完善人民调解员激励制度,应坚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正激励与负激励相结合的科学原则;构建人民调解员监督制度;改善人民调解员职业环境;落实人民调解员薪酬制度;填补人民调解员职业规划;加强人民调解员职业与其他职业的衔接。

有序推进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兼评昆山市人民调解员职业化制度

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有利于提高人民调解专业性,从而提高解决纠纷质量,是创新发展人民调解的重要内容。昆山市在全国率先探索人民调解员职业化道路,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结合职业化基本要求与昆山市实践经验,有序推进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制度建设,营造人民调解员职业认同环境。建立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制度,通过职业培训,落实薪酬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员职业监管建立人民调解员职业伦理制度。

仲裁员与调解员身份互换规范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内地的仲裁调解长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仲裁法》中有关仲裁员与调解员身份互换的规范很不妥当。境外已有数个国家或地区的仲裁制定法对仲裁员与调解员身份互换作出了操作性强的详细规范,其中的仲裁员与调解员的身份互换必须以当事人书面协议授权为前提、调解员转换为仲裁员参加仲裁程序前应当向所有当事人披露通过调解中单方接触方式获得的对裁决有实质性影响的信息等属于共同规定,且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仲裁制定法默示要求一致,因而很值得我国借鉴。同时,我国还应当效法境外仲裁制定法中关于记录成功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裁决书在不违反公共政策的条件才具有法律效力等规范。

调解正当性的保障:调解员中立性问题研究

调解员作为调解这种愈益重要的争议解决方式中之关键人物,其中立性是与其权责有关的一个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调解的正当性。在中立与公正的关系,中立与调解员对争议介入的程度,包括调解员只能介入程序还是可以介入实体、调解员能否直接提出和解建议等内容,以及调解员违反中立义务的责任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可以肯定的是,调解员应该做到独立与公正,即公平和没有偏见;保持中立是调解员所应承担的主要义务;调解员在违反了此项义务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在此问题上必须要顾虑到调解这种方式所具有的诸如当事人的高度自治性、非形式主义等特质,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从律师到调解员:角色转换与认知转型

律师调解制度对提升我国调解的市场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律师与调解员具有不同的职业属性与角色定位,律师从事调解工作必然带来其身份与角色的转变,角色分离是发展律师调解制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律师调解员自身应明确这一角色的变化,自觉遵守调解员的行为规范,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从律师到调解员并非名称的简单改变,角色分离以及胜任新角色的基础在于纠纷解决理念的转变、方法技能上的学习以及评估技巧的把握。

论人民调解员的职业化

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基本内涵是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一定的职业资质与技能,专门从事调解工作并从当地政府获得相应报酬。纠纷类型不断翻新、纠纷复杂化,对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提出要求并提供了契机。人民调解员职业化是人民调解制度自身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确保人民调解员人民性的前提下,有条件的法律院校培养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民调解员职称评审制度,并建立健全相应的财政保障制度是人民调解员职业化的可行路径。

乡土人民调解员的功能错位与回归——基于安丘、单县的实地调查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大调解格局"的提出,人们对乡土人民调解员的功能认知出现了偏差。乡土人民调解员相关法律文本的去政治化以及调解依据的法律化,并没有改变他们参与其中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本获取更多政治资源的实质,所以乡土人民调解员的社会功能并没有取代其政治功能而占主导,导致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来自基层的私人诉求和上层的政治诉求。为了顺利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必须从明确乡土人民调解员群体的界限、工作范围和推动"人民调解"的"民间调解"化等方面采取措施,对乡土人民调解员的社会功能进行加强。

浅析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在社会转型性时期,我国目前的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分析我国当前人民调解员的发展现状,结合成都市龙泉驿区的创新实践,分析总结了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有利于我国人民调解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对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舆论监督者”走向“记者调解员”——电视调解类节目的舆论监督新形态

我国电视新闻的舆论监督,近年来在节目形态上逐渐转型。在特定范围内的市民纠纷处理中,媒体的职能不再局限于曝光监督,而开始转向参与调解,南京电视台教科频道的《有请当事人》（以下简称《有请》）与江苏城市频道的（《石头会说话》（以下简称《石头》）两档节目，是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