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相左 理辞不让——从言语交际原则的角度探碛《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之间的对话

《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这两封信本质上是一种言语交际。对话双方“名实相左”,对名实理解相差太大;同时各执己见,书信的表述也是“理辞不让”,违背了言语交际的两个基本原则——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话的结局自然以失败而告终,成了历史的一大遗憾。

中国古代谏议思想与谏议制度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谏议思想,为谏议制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谏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体现了民主决策的部分特性。它经历了发生、发展和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有得有失。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谏议思想和谏议制度,不仅对更准确地认识传统文化,而且对今天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有着深层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谏议思想与信息传播

从传播学角度,我们可以说谏议是人际互动的传播形式,但在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下,臣下面向君主的谏议传播,其本身已经当然地被赋予了不平等地位。古人虽肯定对君主进言匡正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谏议传播的方式多样,但在具体的传播策略与技巧上颇有讲求,讽谏的传播方式与策略是其主要特征。从整个思想文化看,西周至春秋时代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政治理性意识,是谏议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背景。从西周开始,谏议就已经成为统治者正己、防民的重要理念,也构成士大夫规谏君主、疏导民情的正当资源。在古代政治学说中,广为人们征引的谏议理论主要有和同论、以道事君论、兼听论和疏导论。然而,相对于先秦至秦汉以"道高于君"为主要理论依据的谏议传播,唐宋以后,建筑于"君臣一体"观念之上的谏议传播更加缺少批判的品格,强化了为专制政治服务,与君主政治同体的面貌。

研究谏议制度的拓荒性著作——读《中国谏议制度史》

谏议制度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中具有独特的地位,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运行中的重要一环。晁中辰主编的《中国谏议制度史》一书作为对该制度研究的通史性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全书把中国古代谏议制度的演变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详细论述了该制度的发展演变,是对谏议制度史的系统性总结。书中还对古代谏议制度的作用和局限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厘清了一些观念上的误区,深化了对谏议制度的认识。

论帝制中国监察谏议制度的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所谓"制度精神",主要是指一种制度所蕴含的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或预判,以及该制度设计的主要"用意"(价值导向、目标约束)和实施方法、原则。通过历史和逻辑结合的方法可以发现,蕴含于中国古代监察、谏议制度中的主要精神包括:关于预判人性存在缺陷、假定人具有以权谋私可能性的"幽暗意识";关于最大限度地监控、防范人性缺陷,保证各级当权者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以及关于兼顾监察绩效与行政效率、惩治腐败与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各项实施原则与操作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力监控领域内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对于重构我国当代权力监控体制与廉政文化的"人学"基础,澄清廉政建设中若干重大认识问题,构筑起科学合理的权力监控机制和制度体系,提升预防与惩治腐败方面的操作性智慧,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唐代谏议制度的性质及其启示

唐代谏议制度的完善对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丝毫改变不了它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之工具的本质。封驳制度并不意味着谏官可以和皇帝分享决策权 ,谏议活动从来不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不可能对皇帝构成强制性监督。作为君主专制统治之工具的谏议制度 ,其作用是极其有限和不可预期的。

宪政结构中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宪政主义假定,任何个人既理性有限,又有人性弱点,若要使个人能够满足公共事务的要求遵行民意和天道,就要有一套监督约束政治人物的制度,以弥补其个人缺陷。儒家传统既强调政治人物的自律,以及改朝换代的他律形式,又注重建立谏议监察制度,对君主的过失加以批评和纠正。这一制度是君主制"体制内"的限权机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实践中有着积极意义和实际功用,并形成了"君过必谏"的谏议文化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制度与文化在今天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制度的社会中仍有借鉴价值,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有补充作用。要求批评政治人物的文化也是"自由表达"原则的重要的中国资源,鼓励年轻谏官的传统也支持年轻人表达意见的风尚。

脾胃官职“谏议之官”“仓廪之官”比附探微

中医基础理论常取象比类将脏腑与官职相比附,对脾胃官职描述尚有分歧。《素问·灵兰秘典论》对"十二脏相使",将脾胃合而论之为"仓廪之官",《素问遗篇》将脾胃分别类比"谏议之官"与"仓廪之官"被认为是伪作;《中藏经》和《千金要方》中"十二脏相使"的内容也与《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大相径庭,《中藏经》称脾为"谏议之官",《千金要方》称脾为"谏议大夫",两书均早于王冰的《灵兰秘典论》。学者多认为王冰补充完善了"十二脏相使"并修改篇名,或是抄录了前人加工后的文章补充在此。与此不同的是在《刺法论》和《本病论》中将脾比拟"谏议之官",胃比拟"仓廪之官"。推至《内经》思想构建之时,脾胃官职说法不应合而论之,当为《素问遗篇》中"脾者,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同时出现之处应为《素问·六节藏象论》,并与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共同表达饮食水谷的受纳、运化与排泄的过程,为"仓廪之本",正是因为年代久远,经文遗失,加工,整理以及补充的过程,造成今天的学术分歧。

传统的谏诤谏议思想、实践与中国之治

谏诤谏议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探索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和精华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治世”“善治”“天下大治”的社会理想。如何避免人君之失和朝政有阙,如何使谏言谏议以“制度”的形式于明君有所辅翼,于善治有所裨益,古人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做了有益探索,体现了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匡正君失、约束君主、制衡专权的积极作用。但究其实质,主要是服务于君治,其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从政风格与政治胸襟,不过是君主一人之治的权宜之举,必然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与新时代的中国之治有着本质区别。

从“协调关系”的传播功能看中国古代谏议

在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看来,传播的第二项社会功能就是"协调关系"。从理论上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协调关系"功能同样可以表现为"协调"、"调节"、"说服"、"论坛"、"联系"等几方面,但这些"协调关系"的具体功能在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中存在明显的缺失。中国古代谏议传播虽然对政治权力———皇权(王权)有一定的制约、调节,但它只是在专制政治秩序、结构及观念内的有限调节。谏议传播制度总体上并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是君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宋仁宗朝谏议心态的多重性与诗文创作

宋仁宗朝谏官振职,成为仕宦捷径。受谏官制度、谏官活动影响,士人谏诤精神高涨,谏议心态呈现出多重性特征。士人刚直敢言已然成风,部分士人"资言以进",进而借谏言攻讦、邀名。与之相关,仁宗朝士人谏官任上创作了大量奏议,并普遍将谏章单独编纂成集,谏疏的形式、写作观念等亦出现了变化。同时,仁宗朝士人用文学进谏、干预现实的现象更加普遍,浮薄士人甚至将文学作为攻讦、邀名的工具。

妾妇之道与传统“谏议”政治——读《晏子春秋》有感

一在古代中国,妾（或妾妇）本是妇女的代称,具体指出嫁的妇女。后来,随着婚姻习俗的变化,＂妾＂通常指通过非法定婚姻仪式进入男性家族生活的妇女。妾是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衍生的畸形物。

言谏政风与贞观谏议制度之发展

唐贞观时期,政坛言谏活动蔚然成风,为后世所欣羡,其形成原因主要在于为君者以身作则、极力推动,为臣者忠直敢言、谏诤不断。与此相应,朝廷内外直言极谏的言谏政风之形成与兴盛,亦促使唐太宗进一步推动谏议制度的发展,充分发挥谏议制度的监督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集中谏议组织,加强谏官职权,提高谏官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贞观时期的言谏政风与谏议制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言谏政风高涨促进谏议制度发展,谏议制度发展亦有助于言谏政风长盛,二者总体呈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囿于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贞观时期谏议制度所起的监察作用仍有局限,但这无碍其与言谏政风之勃兴一起,为此后唐代历朝之重谏风气奠定政治与制度的基础。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答司马谏议书》教学设计

【设计意图】本文为驳论文。与新课标学习任务群6"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对应。通过本文学习,了解驳论文章的特点,把握论证有的放矢所持的观点、态度和独特的语言表述。了解论者阐述观点的方法和逻辑,发展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提升说理水平。

《答司马谏议书》驳论逻辑靶点的提炼与选择

《答司马谏议书》的批判性阅读还需深入文本做具体分析,“义利之辩”并非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的立论基础,王安石的“名实之辩”也不是对阵“义利之辩”的核心论题,而是指明一种反驳策略的选择。王安石选定四个概念作为靶点展开反驳有其现实考量与学理依据,其针对性与反驳力殊难否定。

从谏议看魏徵对贞观之治的独特建树

唐太宗鼓励近臣谏诤、主动虚心求谏,魏徵敢谏、善谏。魏徵向唐太宗面陈谏议的主要旨趣在于:切盼唐太宗处事避免片面性、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危观、约束其行为与权力。魏徵因奏疏、谏议而成为贞观之治第一功臣。

“壬人”“邪说”辩——重读《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自从明代《八大家文钞》入选以来,为以后各种选本推崇,建国后又是语文传统的教材。单就文体形式看,短小精悍,言简意达,显示了王安石政论的特色。但从内容上,从哲学和其社会作用上,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尤其是就"壬人"和"邪说"之见,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