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气浮露 笔无藏锋--简论中国近代谴责小说的弊端

清末谴责小说在讽刺社会、警醒世人方面曾经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人们认识腐朽黑暗的官场和晚清浇漓的世风也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存在的弊端和作家思想的局限,限制了它的继续发展,因此,晚清谴责小说在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它无法克服的弊端和自身存在的大量缺点。在晚清民初社会急剧动荡的转型时期,由于作家们不能跟上时代步伐转变创作思路和理念,也由于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和价值取向之局限,使晚清谴责小说走向了消亡。

从“谴责小说”看文学研究的亟待突破

“谴责小说”概念在获得它特有的含义、被用于指称晚清社会讽刺小说之后,也渐渐获得一种整体性质,几乎成为晚清小说的代称。而实际上,这个概念难以承担对晚清小说的整体指称,时代赋予了鲁迅、胡适那一代新文化人创造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使命,也决定了“谴责小说”一类概念的历史暂定性。五四对传统形式文学的批评,目的是创造新形式,并不负责为将来的批评提供固定的结论。因此,超越前人和历史,是当今文学研究能否有实质进展的关键所在。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老残游记》非谴责小说论

自鲁迅将《老残游记》纳入谴责小说后,便经代代承传,如今已成常识。本文论证,鲁迅在具体的论述中其实并不能按自己的一般论式将谴责小说概念推广到《老残游记》,反而对之作了与贬义性的谴责小说概念相反的赞誉性肯定,落入自相矛盾。这是因为《老残游记》并不是鲁迅所定义的那种谴责小说。

“开明的保守派”——“谴责小说”作家群的文化性格考察

晚清文坛上最为活跃、最有创作实绩的是被称为“谴责小说”的一批职业文人的创作。他们之从事小说创作自然有受到梁启超“小说革命”的启发、影响的一面,但是他们并非是政治家所期许的那种专心于以小说为工具来教化民众的“启蒙者”。从文化性格上来说,他们属于一种“开明的保守派”,“开明”表现为他们都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保守”则主要体现为以“传统”批判“时代”。

鲁迅的“文人习气”、杂文创作与小说史研究——以《中国小说史略》名类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为中心

作为中国小说史奠基之作的《中国小说史略》在多次修订后,鲁迅对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认识经历了由单列谴责小说到讽刺小说、谴责小说镳道并驱且以褒讽刺小说而贬谴责小说为主的变化过程。这种做法不仅受鲁迅"领袖欲旺盛"、"太易流于感情之论"等文人习气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个人的批评"色彩。而且,鲁迅褒讽刺小说的做法与其推崇讽刺作品的文学创作行为有关,是其为破除彼时社会有关讽刺作品的偏见、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撑而对讽刺作品进行正名之目的使然。这些导致《中国小说史略》相关论述多有偏离小说史的演进实情之处,以致体系不严、论断随意,缺乏历史与逻辑、理论与事实的统一,对后世治小说史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影射叙事与政治批判——晚清谴责小说政治修辞分析

在认识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时,学界曾经过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分离,认为审美主义的选择才是这场转型的基本动力。其实不然。这次文学转型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体现了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特点,充分展示了文学与政治纠结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其时的文学与政治之间,一方面是政治需要文学,没有文学,难以展开政治想象;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觉地走向政治,没有政治的需要,文学失去了发展与转型的动力。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就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历史面貌作了不同侧面的探讨,这既是回到历史真实的一种努力,也是为文学政治学的理论建构寻找更多的理论资源。

写实性讽刺的蜕变——晚清谴责小说叙论

晚清谴责小说是明清讽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产物。晚清谴责小说功利性的主题阐述使得小说成为时代观念和思想的机械演绎,夸饰性的"魔幻现实"的叙述方法和过度的语言宣泄稀释了讽刺的张力,它在中国传统小说讽刺艺术的传承过程中发生了质的蜕变。它既是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终结者,又是"五四"以后现当代讽刺小说的引导者,因此,它的艺术意义和发展价值是值得研究的。

戏谑与丑化:论吴趼人的谴责小说

以"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为创作旨归的吴趼人,在上海租界难免成为厌世主义者。道德理想的受挫与厌世情绪的萌发,使得吴趼人对晚清社会发出了绝望的戏谑。愤世嫉俗的心态与诙谐夸张的描述相结合,让谴责小说喧嚣着人性与道德的隐秘邪恶,走向了隐私化、情欲化的邪僻路子,所产生的叙事效应偏离了道德教化的初衷。吴趼人属于租界文化语境培育出来的"双视野人",但其双重视野未能达到视野融合,不能为批判洋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民族意识的敦促下,吴趼人以"士"的价值体系为尺度,转而讥讽买办的洋奴嘴脸和名分僭越,在身份与道德上极端丑化买办形象。

鲁迅“谴责小说”概念的构建及其局限

鲁迅对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定义和评价已成为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观点。但对于鲁迅何以构建"谴责小说"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讽刺小说"概念的过程及理论基础,学界尚未进行深入探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鲁迅划分小说类型的标准,以及其不同小说类型的内涵意义和功能指向,并进而体察其在反映宏富浩繁文学现象方面的局限。

空间化的批判性书写——晚清谴责小说叙事结构

从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出发,通过文本形式解读,揭示晚清谴责小说鲜明的结构特征及其生发出来的批判精神特质。晚清谴责小说通过各故事单元同一的语义模式,形成了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模式,消解了忠奸对立的情节方式,将批判的锋芒对准"此刻的世界"和各个地域。

浅析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联系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当代反腐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这两种文学现象在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联系性;而就文学创作本身来分析,在作品内容、写作手法、作家身份和写作目的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批评的理论视角变迁——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的历时述评

晚清谴责小说研究有四种批评模式:类型学批评、传统社会学批评、叙事学批评以及文化学批评。每种批评模式都体现出一定时代文学批评的理论特征和文化精神。晚清谴责小说的批评视角的变迁见证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时走向。

抨击与憧憬: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以晚清谴责小说、翻新小说、科学小说为主

晚清小说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呈现出多向性特点,有对专制政体的批判和对立宪政体的赞颂,有对共和政体的抨击,有对"文明专制"政体的向往以及超越地球的极端想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是中国近代政治氛围使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西方文化中的进化论、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的交互作用有关,也不能忽视梁启超的理论倡导与小说创作的影响。晚清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启迪后人以更合理、更有效的方式建设民族国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提供了借鉴。

历史定位与新时期转向:晚清谴责小说研究综述

晚清谴责小说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相关的研究经历了最初的小说史定位阶段、后来的文学史评价阶段,发展到今天的学术史回顾与反省、具体作家作品深入研究阶段,在研究向度和方法论上产生了具备当代特质的成果,呈现出多样化、求新、求变的特质,也逐渐在摆脱评价研究的旧套路,更多地将眼光放在作品本身之上。其发展变化的历程也成为近代文学研究史的一个缩影。但与此同时,不论是否以"谴责小说"命名之,此类小说在文学史脉络中的重新定位,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交叉路口的嬗变与发生,都还需要学者从更广阔的视野来把握。

近代谴责小说与“美刺”、“讽谏”的文学传统

谴责小说作为近代社会小说最为发达的一枝,从内在的文化心理层面来看,显然是受到了古典文学中的美刺与讽谏传统影响的。无论是思想内容方面所体现的批判精神,还是艺术手法方面所达到的讽刺效果,谴责小说都表现出了对美刺与讽谏传统的归依。其直接的源头就是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讽刺小说。

从“四大谴责小说”看晚清市民文化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创作繁荣的标志。首先,分析"四大谴责小说"对世风堕落的批判;其次,阐述"四大谴责小说"中所涉及的晚清市民文化娱乐与交游生活;同时,还探讨"四大谴责小说"中所涉及的晚清民俗文化。此外,还提出了观点——"四大谴责小说"反映出晚清小说发展世俗化。

论清末“谴责小说”受报刊传媒之影响

近代,随着报刊等传媒的迅速崛起,谴责小说依托近代传媒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在近代传媒的影响下,谴责小说在小说功能、整体面貌、组织结构等方面表现出了与此前此后小说的极大不同。

特缘时势要求 以合时人嗜好——以评议鲁迅、胡适的有关“谴责小说”论点为中心

不能将谴责小说看成是"次等"的小说品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不是所有谴责小说的通病,而是某些具体作品的缺点。"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是晚清谴责小说生成的原因,如果再加艺术上的精心结撰,就能成为很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