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近30年谶纬与明清小说研究述评

自1991年钟肇鹏的《谶纬论略》发表以来,诸多研究者将研究目光聚集到了谶纬学的研究中,21世纪是谶纬与明清小说的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时期。近30年谶纬与明清小说研究主要在明清小说中谶纬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和艺术功能等方面取得诸多成就。但这些研究依旧处于零星、微观的阶段,缺乏从整体、宏观角度的把握,即使是已经取得重要成就的研究领域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有待后续研究继续补充。

论中国古代神话的谶纬化

谶纬是中国古代一种神秘的文化现象。汉代以前有“谶”无“纬”,汉代之时一大批方士化的儒生以谶辅经、释经,“纬”应时而生,“谶纬”并由此合流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谶纬神学体系,成为汉代的政治哲学与统治思想。古代神话也在谶纬神学兴盛中被改写、拟写,表现出鲜明的仙话化、感生化、五行化、祥瑞灾异化等谶纬样态,成为释经解经的工具,成为纬书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古代神话被谶纬化了。古代神话的谶纬化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功利目的,这是汉代神话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国古代神话流变的独有形态和鲜明特征。神话谶纬化这种文化现象是由其自身特性和时代思想文化的选择、儒士集团的推动、君王的崇信等契机与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神话谶纬化改变了古代神话的原生面貌与原始系统,形成了一套新的神话系统与面貌,但同时也使古代神话得以丰富与充实、保存与流传。

两汉谶纬考论

"谶"与"纬"的思想观念,在两汉时期有一个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古今学人往往笼统讲说汉代"谶纬",并不符合实际。谶验观念始自远古,至汉末一直存续,从未间断。谶至汉初,伴随着经学兴起而发生了新变——以谶辅经、以谶释经。此一现象肇始于文帝时,至汉末一直存在。东汉明、章之后,以白虎观经学讨论会所形成的《白虎通》为标志,确立经、谶互释为正统思想。而其远源,实在汉初。考察谶、纬之发生演变史,实际上有谶而无纬。东汉后期出现的所谓"纬",实际就是谶,其实质是以谶"纬"经。历来通行的"谶纬始自哀、平之际"的论断,不仅曲解了张衡,也淆乱了"谶"、"纬"的概念,更与西汉思想发展实际不符。

谶纬与《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

《吴越春秋》传奇色彩浓郁,具有“小说化”叙事特征。这与谶纬在东汉的兴盛以及赵晔今文经学者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在谶纬影响下,《吴越春秋》出现了诸如感生、受命、祥瑞灾异等内容,这些内容继承谶纬之说并加以演绎虚构,神奇浪漫,颇具文学色彩。《吴越春秋》受谶纬影响还表现在:虚构能力的提高,对奇幻之美的追求,对事物的细致描摹。这都使《吴越春秋》充满文学魅力。在谶纬的视野下,对《吴越春秋》“小说化”叙事特征进行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吴越春秋》自身文学价值,有助于梳理东汉时期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分流”过程,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谶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谶纬研究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近百年的谶纬研究,在文献辑佚、谶纬自身研究和谶纬与相关历史思想文化之关系的研究诸方面,都展开了比较广泛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文献稀少散乱和相关知识背景比较陌生的原因,谶纬研究的很多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精准、明晰。其中最为基本和急迫的,是相互密切关联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基本的原典文献(谶纬佚文)需要重新精确地辑校;谶纬本身的性征需要更加明晰的界定。

《拾遗记》对谶纬叙述的改造与拓展

东晋时期,王嘉在谶纬学说的影响下对两汉盛行的谶纬文本进行改造,创作出志怪小说《拾遗记》。王嘉在谶纬文本的基础上对本事进行改造和调整,完善故事内容,并遵循谶纬学理对本事加以附益,以谶言预述故事。《拾遗记》以虚构的手法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实现了残丛小语向完整情节的转变以及实用性语言到审美性语言的过渡。

谶纬视域下的《儒林外史》预言叙事探究

谶纬文化作为神秘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明清小说创作时已成为指导文本内部预言叙事模式的创作理念。《儒林外史》在预言叙事上对于结构设置的独特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与特点的鲜明性显示出有别于其他作品的特点。同时又暗合吴敬梓对于社会进行揭露批判的需要和对重构以宗法礼教为核心的三代之治理想国的崇尚。

谶纬叙事与何休灾异说之新变

受东汉谶纬解经风气的影响,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也广泛征引谶纬文献解说经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数其征引“春秋说”解说灾异的现象。经过考证,何休频繁征引的“春秋说”乃是《春秋》纬的一个泛称,而非某部确切的谶纬文献。而何休在征引“春秋说”时也多是引用其中的叙事来解说灾异,这一征引方式与何休灾异说出现新变密切相关。

以谶纬之学观照东汉“草书热”

两汉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政治一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广阔。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蔡伦改进造纸术;至东汉末,朝政日益腐败,民生凋敝不堪重负。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走入仕进之路的读书人就必须是儒者。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之下,士人深受影响。谶纬之学的思想本身是儒学,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引入儒学,使儒学逐步神学化,“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历史维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之述评

关于谶纬名义,有唐以来大抵形成了'谶纬有别'和'谶纬无别'两种观点,且后者有取代前者而成为定论之势。本文认为,谶纬名实的分合、演变十分复杂,'有别'、'无别'二说均失于粗陋,都缺乏史实的详确证明。鉴于今存谶纬佚文零散错乱、难以自足呈现谶纬原貌之实际,只有从历史(谶纬之基本史实、汉人的语言实践和政治、思想文化环境等)演变的角度,翔实考察谶纬之名实如何分合、纠结,才可能得到准确的理解。

论谶纬主体是“去秦承周,复三代之治”的汉儒版新经学

谶纬主体承载着汉儒"去秦承周,复三代之治"的政治学术理想。为实现此理想,汉儒利用谶讳神化孔子,并利用它以牵合附会的形式附益六经。为神化孔子,《公羊》家提出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说,此说满足了汉朝统治者论证其政治法统合法性的愿望,但却导致《春秋》学以至全部经学谶纬化的结果,形成谶纬化今文经学体系。历来多指斥谶纬导致此体系诬妄荒诞之弊,却鲜能充分估价其所致形式上的系统性特征。即其以经、纬一体的形式,真正实现由经、纬结合而成的经学体系之系统性特征。此外,往昔多忽略的是,此谶纬化今文经学乃汉学象数学代表,乃汉代学术思维水平的典型标征,由此可看清汉代象数思维方式与魏晋玄学哲理化取向之间,在发展转换关系上的逻辑合理性。谶纬化今文经学之性质实相当于汉儒版新经学,汉儒企望有一部可与六经并列比肩,且可反映皇汉盛美之治的新经书出现,谶纬化今文经学在某种意义上使之得以兑现。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刘基与谶纬术数关系平议

与谶纬术数的关系,是理解与评价刘基的一个重要因素。迄来论者,或为之撇清,或妄加傅会,而所引证的材料,多为不可信不可用的传闻之词。本文通过考察一批新发现的可信可用材料,认为刘基以儒家正道为体,对于谶纬术数,抱持一种可信之、可习之、可用之,然亦可弃之的活泛态度。这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与评价刘基,对于牵涉谶纬术数的其他文学史上人物的理解与评价,也颇资启迪。

《韩诗》与谶纬关系新考

汉代《诗》学派别中,《韩诗》与谶纬关系最为密切。不仅表现在《韩诗》学者中通谶者远多于其他三家,其《诗》学说解也与谶纬关系密切。《韩诗》之所以与谶纬关系密切,既有时代因素,也有其学派自身的原因,尤其与《韩氏易》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因为与谶纬关系密切,这为《韩诗》在东汉的兴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谶纬中的帝王世系及受命

帝王世系及其受命是谶纬的中心思想内容,其要义是论证汉政权之合法正统地位。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思想而展开。这一思想内容对于儒学和经学有所承继,更有所发明,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国历史文明早期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历程,其影响至今仍绵延不绝。

虚构与志怪: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实质特征——谶纬与先唐小说关系研究之一

汉魏六朝时期,谶纬神学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支配权,也对文化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谶纬神学尤其成为滋生志怪小说的温床。就思维模式以及创作机制、方法和内容而言,谶纬神学话语与志怪小说多有相近之处,虚构与志怪更是谶纬神学话语制作的两大实质特征,深刻影响了志怪小说的创作。

谶纬成为内学文献的学术机遇

汉代文献分为内府所藏与外朝所掌,由此形成内学体系和外学体系,二者分立而又相互调适。内府所藏之书多不外示,王室可以通过内学体系掌握话语权、引导外学的调整,并以此掌控学术走向。外学通过学理与舆论来影响内学,彼此消长,推动两汉学术的双向互动。谶纬作为西汉后期的经学阐释,因与阴阳方术融通而为新莽、更始及刘秀所用,遂为朝廷所重,而逐渐收归内学,成为东汉内学的经典文献而禁止外学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