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为实证

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Ｂａｔｅｓ’Ｐａｐｅｒｓ）为实证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长足进步，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其主要特征是日益本土化、专业化与世俗化，并逐渐融入中国社会，成为中国私立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化曾有自...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以贝德士文献为中心

1950年前后返美的数百名在华传教士成为当代中美关系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因长年在中国工作生活,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冷战时期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努力。曾在金陵大学教授历史三十年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他返美后的主要关怀集中在中国基督教历史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他批评美国孤立、忽视中国的政策,为中国加入联合国而疾呼,也批评中国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向外输出武装斗争的理论。他对大跃进及文革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包括基督教的生存困境给予同情,但依然对中国前途持乐观心态。他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试图让美国公众理解一个正在变革的中国。贝德士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不仅拓宽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范畴,而且,其基督教和平主义立场与方法也丰富了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的视野。贝德士是当代不应忽略的杰出中国学专家。

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薪火相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章开沅先生因偶然因素开启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并由此发现了耶鲁所藏他的业师、金陵大学历史系创办者贝德士的文献。“贝德士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彰显了贝德士献身教育、追求学术、寻求正义、无私奉献的一生。晚年的章先生以研究“贝德士文献”为志业,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等领域的论著,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响,成就了章先生学术生涯的又一高峰。章先生继承了贝德士未竟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强调传教士研究对“走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并以“呼唤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建”响应贝德士“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的呐喊,实践了“史学的参与”。从贝德士到章开沅,从学术追求到人生理想,两代学人学脉绵延、薪火相传,他们继往开来、不断探索的学术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发扬。

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毒品问题剖析——以贝德士的调查为切入点

南京沦陷前,由于国民政府实施了"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从而使南京成为当时全国禁烟的楷模城市。南京沦陷后,日军与南京伪政权相互勾结,疯狂地向南京输送毒品,实行鸦片专卖政策。同时,日本特务、浪人及其商人也疯狂地走私毒品。"官土"和"私土"的盛行,导致毒品在南京地区迅速泛滥,给南京市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贝德士论抗战时局下的中国基督教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广泛论及中国基督教及政教关系。他认为,战时沦陷区教会人才流失、国统区人才过剩问题突出,教会人士应坚守岗位。战时社会服务和教会发展同等重要、相辅相成,应齐头并进、相互促进。沦陷区传教士应避免与日伪当局发生冲突,以确保教会的正常运转,但必须坚持正义和坚守底线。少数日本基督徒带着真诚目的来华,但多数立场与日军一致,政治压力和民族主义是出现此种情形的主因。贝德士在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坚持与日本基督徒友好往来,努力促使其觉醒。贝德士的战时书写,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贝德士的某些论断,或可成为当下抗战基督教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于《拉贝日记》、《贝德士文献》的感慨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对于有着悠久文化的中国历史名城、六朝古都南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日本法西斯攻下石头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屠杀我同胞30万人!这已经是铁定的历史。 现在要讲的只应该是我们这些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这血写的历史,永远不忘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曾经犯下的令人发指、不共戴天的滔天罪行!当然,这几年,日本国内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一直妄想为日本侵华战争翻案的军国主义分子,一次又一次在侵华罪行这个问题上赖账,甚至连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也不想承认。他们这样做,自然只会激起中国人民,包括全世界的华人的谴责和愤怒。据悉,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发起了全球性的征集活动,这个活动要征集一亿人签名,强烈要求日本付清侵华战争赔款。至于今天的日本有些人承不承认,我以为无关紧要。原来就已铁定的历史,还怕他赖账吗!尤其对有些人来说,你越是去证明,他反而越是以为你说的那些未必是真。而况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举世皆知,早已做定论,无需去和那些人多费口舌。历史事实,不是他承认,就有过;他不承认,就没有的。你听说过有几个强盗承认自己是强盗!

最新屠城血证——《贝德士文献》保存大量南京大屠杀原始文件

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章开沅教授最近披露了一份如实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珍贵历史资料《贝德士文献》。章教授称:“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要捍卫历史的真实,民族的尊严”。

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

最近日本右翼势力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力图把当年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且提供大量实证的外籍人士，说成是反复无常的伪证制造者。本文根据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经过多方面的考证，说明这些外籍人士乃是当年日军暴行最忠实的历史见证；而制造伪证的恰好是当年日本军方控制的新闻机构和现今仍然力图掩盖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右翼势力。本文选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者，是原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Ｄｒ．Ｂａｔｅｓ，１８９７—１９７８）。

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关于南京大屠杀，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结集，应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①。在这些目睹日军暴行的外国人之中，有一位就是当年奉命留守校产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Ｄ...

章开沅教授与贝德士文献研究──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新发现

章开沅教授与贝德士文献研究──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新发现王奇生近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日渐成为一门＂显学＂。一系列专著相继出版，专门刊物办得有声有色。今年又逢抗战胜利５０周年，以此为契机，海内外学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趣益加浓厚。与之相随，抗日战争史研究如何...

贝德士与田伯烈之《侵华日军暴行录》编撰始末

英国记者田伯烈在编撰《侵华日军暴行录》的过程中,得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襄助最多。他在该书筹划阶段即与贝德士讨论,并从后者及其同仁处获得大量核心文献。田伯烈仅用四十余日即完成初稿,期间分批将稿件邮寄给贝德士。贝德士对田伯烈过于追求速度、过多强调暴行、资料处理不均、忽略隐私保护等问题提出异议。田伯烈接受部分意见,但在核心问题上坚持己见。贝德士允许田伯烈使用南京安全区资料,但希望他与其他教会领袖磋商,同时给出详细修改建议。田伯烈迅速将初稿寄往出版社,随后返回伦敦商讨出版事宜,该书比原计划提前一年推出。虽然贝德士与田伯烈在编撰该书的技术处理上有所分歧,但彼此根本目标一致,双方从不同层面共同推动了正义的伸张。

田伯烈与《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田伯烈是世界上首位向外界披露侵华日军在南京以及沪宁一线杀害 30万平民这一数字的人士 ;他所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warmeans ,theJapaneseterrorinChina)是世界上最有影响、最早全面的揭露日军暴行 ,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书。田伯烈编写此书这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 ,绝非因为受命于国民党政府国际宣传处。田伯烈完全是基于对遭受日军暴行蹂躏的中国人民深深的同情 ;基于一名职业记者的道德良知 ;基于一个远东国际问题观察家所持有的独到见解才编写此书的。同时 ,这部书也凝结了外国友人的共同心血 ,饱含了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愤怒之情。这其中 ,在南京目睹了大屠杀暴行的外籍传教士 ,如贝德士、史迈士等参与了该书的策划 ,并为田伯烈提供了大部分所需材料。

论章开沅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

章开沅先生以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蜚声海内外。然而,18年前的一个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意外发现美国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着贝德士博士(Dr·MinersearleBates)的个人专档,其中存有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此乃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以此为契机,章开沅开始了对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日军暴行史的研究,先后撰著、编译3部以档案文献为主的专著,弥补了南京大屠杀证据链的不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他还积极投身于南京大屠杀的取证和揭露真相活动,与国外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带动一批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

史学家的先知与良知——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

一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年过七十乃至八十、九十者在学术界并非罕见,但是,像国际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那样年过七旬却仍然不断取得辉煌学术成就者并不多见。章先生七十有六,仍然宝刀不老,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几年来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事论丛续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

金陵大学“新史派”与章开沅史学接受之初步

研究史家章开沅的史学思想,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其史学专业教育到底来自哪里?在章开沅的自述中,频频被提及的是其历史学专业的最初阶段——金陵大学历史系的两年肄业教育对其深刻的影响。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史学迥异于其他高校的史学传统,具有明显的金大特点,因此被王绳祖称之为“新史派”。金陵大学“新史派”强调近世史领域、史料和现实关怀、开放研究的观念教育、交叉方法的专业培养等,对章开沅有着终身的影响。从章开沅之后的学术作品中可以“索隐”到其与“新史派”史学理念相呼应的学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