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报道后组织间接印象管理策略研究——基于“双组件”模型的分析

根据印象管理理论的"双组件"模型,印象动机影响印象构建。文章基于55个上市公司的217个研究样本2009-2015年的数据,考察了我国企业负面报道后间接印象管理使用情况。结果表明,负面报道刺激组织印象管理动机,促使其增加间接印象管理策略的数目来修复形象。具体表现为,企业社会地位越高、负面报道前的印象管理策略越多,负面报道后的间接印象管理策略越多;负面报道前的印象管理策略对企业社会地位与负面报道后印象管理策略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面对可辩解型负面报道时,企业会使用较多数目的间接印象管理策略。这些发现为组织负面报道后实施形象修复性策略提供了启示。

媒体负面报道与上市企业财务风险预警研究——基于集成学习算法

媒体报道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对上市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以2016-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传统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基础上引入媒体负面报道程度指标。针对不平衡数据,本文采用SMOTE-ENN组合采样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随后,使用PSO与遗传算法寻找最优参数与最优概率阈值,通过多模型的对比分析,本文最终选用集成学习算法LightGBM构建上市企业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利用SMOTE-ENN组合采样对不平衡数据进行处理,有效地提高了模型的预测性能;在传统财务风险预警体系的基础上融入媒体负面报道程度后,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的分类效果明显增强。

媒体负面报道影响并购成败吗——来自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经验证据

重大资产重组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企改革、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是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出发,实证检验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成败的影响。以2008年1月至2015年7月沪深两市481次重大资产重组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负面报道显著提高了公司主动终止重组计划和重组方案未通过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的概率,进而提高了重组失败的概率;在重组过程中,不同时间段的负面报道对重组进展的影响不同,表现出了明显的时效性;同时,与资产质量相关的负面报道提高了公司主动终止重组的概率;而与资产定价相关的负面报道提高了重组方案审核不通过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负面报道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事中监督作用及公司治理作用,扮演了积极的资本市场"守望者"角色。

负面报道中遗产旅游景区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分析

负面报道不仅反映了遗产旅游景区目前存在的管理问题,也反映了景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负面关系。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遗产旅游景区负面事件中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研究发现位于网络核心层的是地方政府、景区管理机构、旅游者、社区居民、景区旅游经营公司、外部旅游企业及从业者、社区商家,他们是负面事件中的主要行动者。处于网络边缘层的是国家行政部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类压力集团,他们在负面事件中扮演监管者或监督者的角色。在关系网络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是当地公检法部门、媒体和社区居民组织(居/村委会),主要是充当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纽带或关系协调者。从整体上看,遗产旅游景区负面事件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内容集中表现为监督者对主要行动者的监督、协调者的沟通协调以及主要行动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包括关系冲突、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以及权力结构性问题。

媒体负面报道、内部信息环境与公司避税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16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公司内部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税收激进度呈显著负向关系,而良好的内部信息环境会显著削弱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避税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上述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当中。文章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与公司自身信息环境有关。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不同信息环境下媒体的治理作用。

产品负面报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分析——以三鹿毒奶粉事件溢出效应为例

使用12家乳制品类上市公司2005-2012年的季度动态面板数据,文章对"三鹿毒奶粉事件"这一产品负面报道的"小冲击,大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在研究的样本范围内,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两个不对称特征与理论本身所揭示的相反,即受冲击时期的资产负债表状况对投资支出影响显著但敏感性弱于其他时期;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效应更显著且受冲击时这种效应也很显著。这可能源于产品负面报道的溢出效应不仅带来了传染,也带来了竞争,在危机时期,大公司更倾向于采用竞争策略,夺占问题企业的市场份额。

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以新浪微博和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数据为基础,研究了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数越多,审计师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越充分,且与非国企相比,该影响在国企中更显著;媒体负面报道能够通过加大审计师感知到的风险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微博负面报道的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会提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充分性;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研究说明审计师能够识别出媒体负面报道隐含的风险信息,并据此调整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同时,也说明媒体报道可以通过影响审计师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来提高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审计报告改革的初衷得到实现。

媒体负面报道、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

过度自信是管理者普遍的心理特征,过度自信的管理者行为对公司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文章基于媒体负面报道的视角,探讨了媒体负面报道如何通过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从而降低公司的过度投资。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削弱了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国有上市公司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关系的影响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过度投资的减少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和高管薪酬降低。这说明,媒体监督已经成为了完善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型连锁酒店负面报道类型研究——基于十大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内容分析

在经济型连锁酒店迅速发展的同时,负面报道频繁出现,给酒店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本文以2010年至2015年我国十大经济型连锁酒店负面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归纳出经济型连锁酒店负面报道的类型划分和内容构成,并探讨酒店应对负面报道的管理对策。研究发现,经济型连锁酒店负面报道可归纳为卫生清洁问题、设施设备问题、诚信缺失、服务能力不足、安全保卫不足和灾害与隐患等12种子类型,进而归纳为能力型负面报道和道德型负面报道两种主类型,前者数量明显多于后者。

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契约稳定性——基于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之一,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扩散,媒体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影响着各类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的风险感知。作为资本市场信息鉴证服务的提供者,审计师对企业风险的判断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影响。基于事务所转制视角,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契约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报道次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显著正相关;与转制前相比,转制后的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更加显著;按照地区法制环境和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水平分组后,这些关系仅存在于在地区法制环境建设水平较高、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样本中。上述结论意味着我国基于市场竞争的声誉机制虽然尚不成熟,但审计师法律责任的强化是媒体发挥治理作用的重要路径,媒体扮演好监督角色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师变更与审计质量

本文基于新闻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并融合心理学的"铺垫效果"及"框架"理论为分析构架,以2008—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会计稳健性作为审计质量衡量指标,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质量影响。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进一步地,审计师变更对审计质量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媒体负面报道的铺垫效应及框架设置对审计师变更的审计质量具有明显改善效果,且这种作用在审计师升级变更的审计质量方面更强。这一结论为加强新闻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审计监管提供了建设性的指导意义。

产品负面报道冲击效应实证分析——以酒鬼酒塑化剂风波为例

以酒鬼酒公司2012年11月19日的塑化剂报道为例,利用FF3F模型检验了产品负面报道对行业及业内的关键对手、最大对手和最小对手的冲击效应。结果发现,产品负面报道仅对关键对手有显著但有限的负面冲击,且小规模和低负债率的关键对手受到的负面冲击更显著更持久。由此获得的启示是:产品差异化及积极响应危机有助于化解产品负面报道的冲击。

媒体负面报道、法制环境与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选取2008-2014年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媒体负面报道、法制环境和信息披露质量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其信息披露质量就越差,说明媒体作为法律外治理机制积极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揭露了公司的"坏行为";同时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公司未来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程度越高,并且在较好的法制环境下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说明媒体不仅对资本市场发挥了监督职能,还发挥了公司治理效应,但是需要通过法制环境这一路径实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媒体负面报道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吗

利用2009—2014年307家公司出现的社会责任负面报道样本数据,研究社会责任媒体负面报道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负面报道显著地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这与机构投资人持股率、经理人持股比率均等股权结构能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关。进一步发现,当负面社会责任报道严重时,机构投资人与经理人更加谨慎,会显著降低任何形式的盈余操纵。

发挥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 促进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的战略目标。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传媒,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从媒体表达当中与和谐社会主旨敏感相连的负面报道入手,具体分析媒体如何以不和谐音促社会和谐。

媒体负面报道、内部控制与高管私有收益

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媒体外部治理的效用,忽略了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路径。文章从外部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以2009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媒体负面报道对高管私有收益的治理作用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内部控制在媒体负面报道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扮演了一定的中介角色。研究结果丰富了媒体负面报道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路径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外部监督机制对公司内部治理的重要作用。

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意见影响分析

在当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媒体负面报道在曝光上市公司违法事件、披露针对审计师提起的诉讼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2007-2014年间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受罚的21个案例,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意见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分析了媒体负面报道未能对审计师发挥监督作用的原因,得出相关启示。

媒体负面报道、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

从媒体监督视角出发,分析媒体负面报道、董秘特征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发现媒体负面报道可以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而且董秘持股比例越高,媒体负面报道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就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男性担任董秘且其受教育水平低时,媒体负面报道能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媒体负面报道能显著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以上研究表明媒体监督在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负面报道与公司避税: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为了考察负面报道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及内部控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2009—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探讨。结果表明,负面报道能有效抑制公司避税行为,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内部控制对负面报道与公司避税关系的中介传导作用,体现了媒体关注治理监督功能发挥的路径,也为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负面报道的正面效应与传播效果优化

新闻报道通过两种报道推动社会和谐进步: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每种报道都存在报道的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新闻媒体通过负面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以促使社会做出一定的改革,同时这些报道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维护稳定,正面效应巨大。当前我国负面报道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负面报道如何扩大正面效果、缩小负面效果,既是新闻观念的问题,也是新闻报道的技术与艺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