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家庭财产性收入及其分配?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家庭财产性收入及其分配的影响,结论如下:首先,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和收益率的提高,在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之后的结果仍然显著。这种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更加显著,表明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从子指数来看,对家庭财产性收入促进作用较大的是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下的投资指数。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各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一致:促进了股票投资、互联网理财、人寿保险的收益,挤出了基金投资收益和金融理财产品收益。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金融抑制和提高家庭金融知识两种机制促进了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最后,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和收益率的差距。

安阳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收路径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实地调查和查找相关数据文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发现受安阳市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低、年龄结构不合理、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理财知识和理财产品匮乏、农户持有的收益性财产数量有限以及土地流转机制尚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之间、农村居民地区之间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较低、增速较慢、收入来源单一。为了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应当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鼓励农户自主创业,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创新农地和宅基地流转方式,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影响。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讨论等方式,收集了丰富的质性数据。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在推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流转能够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进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了进一步促进流转,需要完善政策体系,降低流转成本,并加强合同法律约束力以保护农民权益。基于文献分析和逻辑推理,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健康发展和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文章的结果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民收入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收作用比东部更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进行创业决策,提高其增加财产性收入的能力。为此,建议加快完善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鼓励低收入群体提升金融素养、进行创业,多渠道提高家庭财产性收入。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被视为“十四五”期间推动我国居民收益上升的关键策略。文章从金融发展视角出发,研究了金融进步对居民财富增值的影响力,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金融机构的体量持续扩张、市场结构日益优化、运营效能逐步增强时,居民财富状况会同步得到改善。基于此,结合居民的现实情况,从金融制度建设、金融素养水平提升以及保护居民的财富积累等角度提出了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建议。

增加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评析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以来,对财产性收入的考察日益受到重视。核心的问题是,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的增加会扩大还是缩小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财产性收入的本质是社会劳动剩余,其分配的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因此,居民之间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异必然导致其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同,而财产性收入又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所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能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会使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宅基地财产性收入路径探析

本文分析了宅基地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作用以及制约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因素,提出了提高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建议:保障农民合法宅基地权益;逐步审慎放开宅基地使用权主体限制;创新宅基地财产性收入的实现形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城镇化、财产性收入、经济增长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收入差距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为研究出发点,选取中国1993~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来定量考察在城镇化及经济增长外部条件下,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及经济增长的非均衡性拉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落入"财产性贫困"陷阱的风险正在加大。据此,文章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视角提出,应尽快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改革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建立和发展农村房产租赁和买卖市场,构建异地(跨区域)宅基地、土地、房屋等财产收益分享机制。

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居民财产性收入逐步增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创造条件让更多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稳步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让居民拥有更多财产。同时还要通过稳定物价、规范资本市场等途径保证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

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基于面板协整模型,对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利于缩小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交互影响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对不同地区而言,上述影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

财产权制度、资源禀赋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基于江苏省1744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构建财产权制度、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理论框架,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数据,定量揭示其影响关系。结果显示:财产权制度的保证和稳定会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水平,承包地确权的政策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宅基地确权;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户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等其他因素,正向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可能。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收,需从财产权制度层面强化赋权,提高农户土地产权可预期性,从资源禀赋层面加强对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提供非农就业渠道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积极构建土地市场化平台。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数据,分析了财产性收入在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不平等中所处的地位和具有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财产性收入内部的不平等和各部分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率,以及个人所得税在财产性收入调节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并且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财产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内部不平等情况十分严重,目前个人所得税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果不明显,今后仍有很大的调控空间。

金融知识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以清华大学2012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Probit模型,研究了金融知识与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知识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正向显著,即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家庭总人口数、房产价值和风险性金融资产等对拥有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已婚、位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二线城市等具有负面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风险偏好和制定理财规划的城镇家庭中,金融知识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风险规避及未制定理财规划家庭中的影响均正向显著。因此,在今后工作中,政府应建立健全金融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增强金融教育的针对性和特色化,提高居民的金融知识,从而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获得。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个法经济学的思路

我国对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实行区分定义,源于农民财产权存在无形财产少、价值支配少、可转让性不足等方面的特征。本文利用全国1990—2008年的数据以及在广东省的调研结果归纳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探析其财产权制度诱因。研究发现,财产权制度影响财产的富裕程度、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这两个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因素,具体表现为,财产权的界定影响农民财产的富裕程度,财产权的可转让性影响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另外,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流的稳定性亦产生影响。此影响路径与产权的运行规律——产权的界定、转让、保护一致,因此本文主要运用产权经济学理论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财产权制度进行法经济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制度完善措施。

安徽省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

分析了安徽省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一是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总量低且不稳定,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二是地区间差异大;三是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贡献率极低。剖析了制约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一是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二是总体收入水平低;三是土地流转及配套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金融体制等相关机制不健全。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对策:一是不断提高农民收入;二是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三是发展农村资本市场;四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五是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

如何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基于财富管理的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

我国长期的低利率、负利率环境,导致了以储蓄为主要金融资产管理工具的农村居民难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当前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下,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方针政策,帮农民管好钱,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中,应因地制宜地从传统存、贷、汇业务向创新负债业务和表外资产管理业务转型,帮助农民积累财富和管理财富,实现财产性收入。

现有土地制度下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挑战与路径

目前在我国农民的四大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较小,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让农民通过土地财产权利获得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总体收入是当务之急。我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包括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用益物权、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权。在农民利用各种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性收入时会面临一些挑战:我国农村地区出现分化,分化为城中村、城市郊区村、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与委托代理问题;土地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避免了贫民窟的出现,但不利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要探索出一种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农民转为市民的合理的土地制度。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发展现代农业、城镇化结合起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支持

从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两个角度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分析发现,城乡间、不同收入群体间财产性收入差距较大,而金融支持是大面积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目前,制约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金融因素既有资本市场发育、投资保护机制以及金融监管等宏观因素,又有金融机构及人员经营理念、素质及产品创新等微观因素。因此,政府及金融系统应在宏观和微观上采取相应对策,加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支持。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以工业化进程中的厦门市为例

以厦门市为例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演变特征,认为当前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房屋和资金投资三方面,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传统土地制度的约束、农村财产交易市场的缺乏和农民理财观念的落后等,提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环境下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是:改革和创新土地制度让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益的主要来源;建立健全农村投融资体系以培育农村理财市场;通过"村资分离"股份合作构建集体资产的有效管理模式等。

城市化进程中多渠道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比较研究

北京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文章通过考察近年来北京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发展变化,并将其与上海和全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了北京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建设、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