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确权模式的嬗变与数据财产权的确立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深入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在数据确权制度诞生之前,各国立法、司法和理论界大多主张以著作权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由于狭义著作权确权模式饱受“独创性”诟病,转而走向邻接权确权模式。然而,透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和法律本质可以看出,该客体和邻接权的保护客体以及设立目的并无相关之处,盲目扩大邻接权的保护范围不仅会遭到理论与制度的挑战,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会捉襟见肘。因此,必须走出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藩篱和迷雾,直面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本质,构建具有合理性的新型财产权制度。从数据视野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本质为数据,法律本质为数据财产。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数据立法的展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财产权确权模式必然浮出水面。数据财产权确权模式是依托于数据法律制度的出现与发展提出的,是立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本质形成的,是基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数据财产法律属性揭示的确权模式选择。在综合考量产业目的、盈利模式、风险成本、商业实践以及使用者目的来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主体应当为服务使用者而不是服务提供者,权利保护应适用“财产规则”和“禁易规则”。

数字经济时代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机制构建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正进行数据产权领域的顶层制度设计,刑法亟须应时代之需,保护具有高商业价值和高应用价值的衍生数据权益。衍生数据财产权的既有刑法保护机制存在局限与疑难,有必要在对既有衍生数据财产权刑法保护方式进行理论检视的前提下,明确衍生数据财产权取得的法理根基与实质内涵,进而厘清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进路及限度。应构建衍生数据财产权的二元刑法保护机制,对侵犯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和侵犯非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予以区分规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制侵犯非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行为,符合衍生数据作为信息社会“数据资产”的价值定位。对于已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可以考虑的路径有二:一是将已公开衍生数据财产权视为邻接权进行保护,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增设相应行为方式;二是在现有知识产权犯罪规制体系内增设应受保护的新型权利,即公开衍生数据专有权,与之相应,增设侵犯公开衍生数据专有权罪。立法者在探寻刑法保护衍生数据财产权的路径时,除将保护的周延性、有效性作为考量因素之外,还需充分考虑设置必要的权利限制制度,防止产生数据领域的集中与垄断现象。

权利束对财产权范式的贡献及不足——以资源配置效率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型资源被纳入财产的范畴。受制于“物债二分”与“物权法定”思维,传统财产权范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区别于传统财产权范式,权利束在整合霍菲尔德权利概念与科斯产权理论的基础上,将财产拟制为法律关系的集合,且允许有关主体根据案件情况重新排列每束权利的顺位。通过个案决策,权利束能够更灵活地分配财产权益,但权利束也存在“增加交易成本”“打击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等弊端。借助类型化的分析,权利束与传统财产权范式在不同类型财产的资源配置中呈现出差异化的优势与不足。

财产权的张力:洛克与马克思

洛克作为近代政治哲学财产权思想的开创者,在《政府论》中从自然权利论说出发,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所有权思想。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核心,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开启了财产权的资本逻辑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财产权是以劳动所有权为外在形式,背后隐匿着否定自我所有的资本所有权,揭示了财产权的现代分离。马克思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发展为劳动力所有权,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中实现人的自我所有,完成了对财产权的正义建构。

虚拟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

虚拟财产是互联网时代财产权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新时代法治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虚拟财产并非仅存在于《民法典》中,而是具有很强的宪法属性,对于保障财产权人的人格利益、丰富宪法财产权的客体范畴、划定公民财产权与国家权力的边界以及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民法典》第127条进行梳理,我们发现当前《民法典》至少存在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定性模糊、对失衡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视不足、对国家介入行为的规制不足、对司法审判的规范指引笼统等缺憾,并直接影响了虚拟财产权主体的权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虚拟财产保障存在价值取向上的同质性,二者都是促进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私法体系并不足以保障公民的虚拟财产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理应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予以积极回应,并明确国家对于虚拟财产权保障负有法律边界以及国家保护义务,从而有效指引国家司法审判,将虚拟财产权保障纳入法治轨道之中。

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制度构建

企业数据作为日益重要的新型无形资产,其商业价值与财产内涵凸显。企业数据财产权保护相比于行为规制路径具有诸多制度优势,契合企业数据的财产权客体属性,能够得到劳动财产权理论、激励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支撑。然而,传统物权、知识产权等既有财产权方案不足以为企业数据提供全面且恰当的保护。为此,有必要以企业数据为客体创设一种独特的财产权,对具有相当数量内涵、承载实质性投入的企业数据赋权保护,由企业数据制作者享有控制、使用、经营、收益等专有权能与禁止权能。同时,为促进企业数据的开放共享,对财产权客体对象、保护期限与权利范围施加必要的限制,构建公益与私益的平衡机制。

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为视角的学理阐释与规则形塑

作为新兴的民事权利客体类型,商业数据产权保护的正当性,以及产权保护的模式选择与制度构造是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键问题。对此,首先应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的“共有”“劳动”“需求”三个要素为基础,结合商业数据的来源、产生和使用的具体形态,实现商业数据财产权的正当性证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从“财产权劳动学说”在知识产权领域中所呈现出的非物质性“共有”、非机械性“劳动”、非强制性“需求”的理论新解出发,立足商业数据无形性、功能性、社会性的特性,理顺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并以具象化的“知识产权劳动学说”三要素为理论起点,借助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体系,从权利取得、权利归属和权利限制三个维度着手,展开商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范的制度设计。

基于企业数据财产权流通利用的目的性考量

企业数据的流通利用涉及数据来源者、第三方数据利用者的民事权益保护与企业数据活动自由关系的协调。从阻碍数据流通利用的现实与理论困境观察,数据权属不明和权利配置不清凸显企业数据财产权的制度价值。企业数据财产权的确立应基于传统财产权理论和企业数据的特征:即可支配性、稀缺性和经济价值。在权利配置方面,企业数据财产权应包括持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些权利应在不损害数据来源者权益和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前提下行使。同时,为平衡各方利益,建议设置合理的企业数据使用制度,完善市场竞争监管机制,并保护数据来源者的合法权益。

新自由主义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三大信条及其批判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私有财产权问题上存有三大信条,即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私有财产权是解决社会贫困的必然要求、没有私有财产权就没有正义。而事实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是有产者的自由,有产者的自由是建立在无产者不自由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恰恰在于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严格保护私有财产权,既不可能消除社会贫困,也不可能给予穷人财产权,所以它在根本上是不正义的。人类正义发展的要求是用“国家善政”来限制私有财产权,并最终废除私有财产权。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案外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实践困境及其纾解——以执行异议之诉为视角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过程中对案外人权利保障明显不足,刑事审判中难以保障案外人的程序参与权,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未赋予财产权利实体审查的机会。为保障刑事案外人合法权益,以既判力主观相对性为基础,刑事判决对刑事财产的认定不应拘束刑事案外人,财产权属应通过民事程序再行争执。应将检察机关纳入异议之诉中,发挥其监督作用,重塑刑事案外人执行救济程序,实现从“异议—复议”到“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转变。

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性质、内涵和实现问题——基于经济学和法学的分析视角

土地财产权既是农民获得土地收益的保障,也是农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基础。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问题,不仅需要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做实所有权主体,还需要用现代物权思想构建以"用益物权"为核心的土地财产权利体系,并建立相应的实施机制和治理机制来保证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与所有权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也接受政府的土地用途管制。

农民住房财产权论析——寻找政策与法律的契合

源生于政策的农民住房财产权不能在既存的法律体系中找到直接对应,却可在其间寻觅相应的契合点,即农民住房财产权是由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有机结合而成。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倡设是为了实现相关权利身份性的突破和财产性的彰显,这种制度调整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农民住房财产权统合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有利于达成制度改革目标,需要以必要住房财产权和剩余住房财产权的区分为基础进行制度设置。

公私法视野中的财产权分析

财产权在现代公法上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同时,财产关系和财产权在传统上是私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对财产权的规制和保护是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的中心内容。对财产权的界定和规范方面,公法与私法有所区别;对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公法与私法各有侧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而形成完善的财产权法律保障体系。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一定要注意从公法与私法两个方面全面、和谐地推进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论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

我国现有行政法对公民一方即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存在许多不足,其背后存在着“公共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地位与民法中的地位混同”的认识误区,为此需要公正权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和社会公有财产权益,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并加强对行政主体特定行政法义务的要求,以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

体育无形财产权探析

首先从最基本的概念"财产"说起,研究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我国学者对"财产以及财产权"含义的理解,又研究了他们对"无形财产权"的认识。接着,作者在对"无形财产权"含义作出基本界定的基础上,从广义和狭义上对"体育无形财产权"作了分析,最后指出需要专门研究的各类具体体育无形财产权。

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国农民财产权利长期受到抑制和侵蚀,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主要在于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房地产权和金融财产权。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土地财产"实体"权、公平交易权和增值收益分配权;赋予农民更多的房地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房地产抵押权和自由交易权;赋予农民更多的金融财产权关键在于赋予农民金融服务享有权、金融产品选择权和金融产品市场定价权。

论数据财产权的权利限制

数据财产权的概念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但在具体的权利建构上尚未形成共识。保护和限制是权利的一体两面,现行研究偏向于正向确权保护,忽视了反向权利限制的功能与价值。考虑数据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二元性,数据价值实现需要流通和利用的特殊要求,以及数据治理由个人主义走向社会治理的理念转变,引入权利限制制度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功能定位上,宜采用赋权使用模式,肯定特定使用人有权使用,从而合理配置数据二次利用利益。在内容建构上,一是公共领域的保留,将数据财产权的客体限定为经过处理的衍生数据;二是权利行使的限制,保护数据来源者、在先权利主体和其他特定主体的利益;三是禁止权利滥用,对自我优待和拒绝许可进行特别规制。

环境财产权体制选择与环境保护的实现

财产权体制起源于英美法系,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其类别主要分为国家财产权、私人财产权、共有财产权与混合财产权。这四种财产权体制既有理论与实际运用的优势,又存在自身局限。通过对财产权体制的利弊分析,描述了在不同情境下应当适用何种财产权体制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事实上,每一种财产权体制都存在局限,没有普世最优的选择。只有在不同情境下适用不同的财产权体制,才能保证环境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上述分析,将财产权体制的成功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对我国环境保护有所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