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漂绿”、公众网络参与度与财务重述——基于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

文章以2016-2019年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研究了财务重述、企业“漂绿”与公众网络参与度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漂绿”对财务重述有抑制作用;公众网络参与度对财务重述有抑制作用,在企业“漂绿”和财务重述中间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无论在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中,企业“漂绿”对财务重述均有影响。

审计质量、财务重述与公司投资效率

本文以2011-2016年国内A股市场中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审计质量和财务重述等因素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有助于公司投资效率的提升;发生财务重述事件后公司的投资效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审计质量能显著调节财务重述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内部审计负责人非正常变更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以2013-2019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审计负责人非正常变更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内部审计负责人的非正常变更与企业财务重述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当内部审计负责人的非正常变更造成的空缺时间高于行业均值时,更有可能引发财务重述;对企业财务重述的促发作用在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低、聘用非国际四大事务所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显著。

ESG表现、财务重述与审计费用

ESG理念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文章以2011—2021年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财务重述角度研究企业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ESG表现与审计费用负相关,企业ESG表现越好,审计费用越低,财务重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企业ESG表现将会通过减少财务重述行为降低审计费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滞后一阶、PSM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司为非国有、非重污染企业时,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分析师关注起到调节作用,分析师关注越低,ESG表现对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越突出。结论扩展了ESG表现经济后果与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与思路。

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与财务重述

基于信息披露理论及监督控制理论,考察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越差,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高,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问题解决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提升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主要通过抑制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缓解公司信息不对称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概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会计问题重述、重大会计差错、舞弊或丑闻重述对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更为敏感;审计师工作量、所属事务所类型特征会对年报文本信息可读性与重大会计差错、舞弊或丑闻重述行为间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研究

新审计报告准则引入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制度,进一步提高了审计报告信息增量。文章以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段,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充分,对企业财务重述抑制作用越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或审计师专业胜任能力较强的情形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财务重述抑制作用更明显;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会计信息质量和审计质量等途径抑制财务重述行为。补充分析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含有结论性评价,对其抑制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更好地改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遏制财务报告重述和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与股权制衡度视角

文章选取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财务报告重述角度出发,探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同时讨论内部公司治理与外部大数据税收征管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大数据税收征管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重述;基于股权制衡下的公司治理,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与股权制衡之间是替代作用,即在股权制衡度低时,内部公司治理水平较差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基于内部控制下的公司治理,发现大数据税收征管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是替代作用,即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财务重述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效力通常并不及于股东的全部权利,而只及于其中的财产性权利即自益权,出质人股东有强烈的市值管理动机维持其控制权,势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产生影响。文章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并且随着控股股东质押比例的增加其财务重述概率加大;同时,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其财务重述的倾向性更高。研究结果为加强股权质押和财务重述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信息披露与财务重述研究

风险信息是年报信息披露的重点。文章研究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结果发现,披露新冠肺炎疫情风险信息会显著降低上市公司报表重述的概率,尤其是涉及财务数据重述的概率。从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来看,特别提到对经营有影响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非湖北省、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公司中,信息披露降低财务重述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总体上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风险信息进行了披露,为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公司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机构政策制定、投资者决策提供了参考。

事务所变更、审计意见类型与财务重述

本文以2005-2009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补充与更正报告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项目的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以是否发生财务重述和重述调整方向为因变量,系统研究了事务所变更、审计意见类型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形成的结论主要有: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以及负向财务重述的概率均低于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没有发现事务所变更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和负向重述的概率高于事务所未变更的公司;而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公司在事务所变更后发生负向重述的概率高于事务所未变更的公司,但没有发现其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高于事务所未变更的公司;未更换事务所的公司其前期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负相关,而与负向财务重述的关系不显著。

高管背景特征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类型的关系

财务重述可以进行多角度分类,不同类型的财务重述有着不同的高管背景特征。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3～2010年的财务重述公司为样本,采用配对分析、逻辑回归等方法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不同财务重述类型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规模越大,非欺诈性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且非核心财务重述也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中男性越多,非核心财务重述越容易发生;高管团队学历、高管团队年龄对财务重述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异常审计收费与财务重述

现存文献都是就财务重述发生原因及其与随后审计收费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文章则基于2007—200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研究异常审计收费对随后两年内财务重述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异常审计收费与随后两年内发生的财务重述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财务重述只与短期财务业绩表现的好坏显著正相关,而与公司所选审计师的类型、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以及内在融资需求等无显著相关性。这表明,在当前年报审计中,审计师过于关注短期财务业绩,而忽视公司市场业绩和潜在资金短缺风险等信息和因素,异常审计收费无法预测未来的财务重述,审计工作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财务重述对审计意见影响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会引起审计、资本市场明显反应,验证财务重述在错报期和重述期、不同特征对审计意见选择的影响,可以帮助审计师在鉴证财务重述问题时做出正确决策,同时敦促上市公司减少和规范财务重述行为,提高信息质量。选取2015—2018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基础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从错报期和重述期分别检验财务重述及其科目、数目、幅度等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重述影响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且重述期更加明显;财务重述数量在错报期和重述期均对审计意见有显著影响,重述幅度、会计问题和技术问题类仅在重述期容易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且技术类问题更加显著。

外部审计、媒介环境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财务重述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探讨和分析了外部审计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并分析了这种影响在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差异。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归纳和分析,构建了外部审计、媒介环境与财务重述关系的概念模型。本文从6方面测量外部审计,包括事务所规模、审计费用、审计任期、审计意见类型、行业专长以及事务所变更。此外,通过喻国明的传媒发展指数(2008-2012)衡量媒介环境。研究结果显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审计任期越长、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具有审计行业专长时,其客户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而经历事务所变更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较高;媒介环境发展水平会强化事务所规模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会强化审计任期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媒介环境发展水平会强化标准审计意见对财务重述的负向作用,会强化审计行业专长对财务重述的负向影响,媒介环境发展水平会强化事务所变更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客户重要性、风险性质与审计质量——基于财务重述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审计师对财务重述公司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衡量审计质量,检验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以财务重述的原因衡量客户的风险性质,进一步考察其是否会对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产生显著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客户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师越不倾向于对财务重述公司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然而,随着客户风险性质严重程度的提高,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对财务重述公司出具严厉审计意见的可能性由负相关转变为不相关。这些结果表明,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宏观的制度环境,还受到客户的风险微观环境的影响。本文为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

整合审计下的内部控制审计水平与财务重述

我国2010年开始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审计,目前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效果令人关注但缺乏深入研究。通过分析整合审计下内部控制审计水平与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的关系,得出在我国现有环境下,整合审计能够提高审计质量、减少财务重述的推论,而且内部控制服务水平越高,财务报表审计质量越好,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越小。围绕这一假设,以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和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分别作为内部控制审计水平以及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利用2012—2013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与年报审计费用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和总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证明了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其财务报表审计质量,并得出通过完善内部控制审计和相关信息披露,进一步改进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的政策启示。

董事会特征、财务重述与公司价值——基于会计差错发生期的分析

基于会计差错发生期,以2002年至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特征、财务重述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且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价值显著低于无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不仅受到董事会特征的影响,而且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

财务重述与独立审计质量

本文以1999—2002年发生财务重述的样本来检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质量。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财务重述公司之前年度蓄意错报的行为,注册会计师有所察觉并反映在审计意见中。错报的金额以及错报涉及项目的多少对审计意见的出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表明注册会计师基于重要性标准的考虑,能够揭示重大的盈余管理行为。在财务重述当期,注册会计师非标意见的出具受到财务重述幅度及重述涉及项目多少的显著影响,但对于追溯调整的方向并不敏感。

事务所变更能帮助公司提升审计质量吗?——来自二次财务重述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检验财务重述后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化情况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受到财务重述特征的影响,扩展了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本文在单变量和多变量的分析中均发现财务重述公司其会计师事务所变更频率要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中事务所的变更频率,这表明公司在发生财务重述后会试图恢复声誉。进一步,本文发现被重述的年度数、重述公告中涵盖的会计差错数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频率正相关。尽管本文未发现重述方向与金额会显著地影响事务所变更,然而在调低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中,重述程度与事务所变更的频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调低盈余的财务重述公司在做出变更事务所的决定时,更加会关注财务重述的金额。进一步,本文还发现财务重述后经历事务所变更的公司,在继任事务所任期期间,更可能发生针对继任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的财务重述。这表明财务重述公司通过更换事务所后,审计质量依然较低,难以真正实现恢复声誉的目的。

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

本文以我国2005-2009年间A股市场补充与更正报告中出现"会计差错更正"项目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为因变量,采用配对样本分析的Logit回归方法研究了管理层持股、领导权结构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财务重述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领导权结构对财务重述没有显著影响,然而管理层持股的利益协同效应(堑壕效应)在两职分离(两职合一)的公司中更容易得到发挥。本研究发展了财务重述、管理层持股以及领导权结构的研究内容,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防范会计错报提供了相应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