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中责令限期拆除的理解与适用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修订后,责令限期拆除得以正式“入罚”,此种行为属性的转变蕴含着特定的规范逻辑,旨在明晰部分行政责令行为的法律属性,凸显“拆除”行为具有相对较强的制裁属性。然而,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存在一定的逻辑不自洽,主要表现为责令限期拆除并未“增加新的义务”,行为责任的可非难性不足,可以引入行政保安处分制度和行政处罚“预防论”目的理论予以补足。据此,为了实质性地促成责令限期拆除“入罚”达致逻辑闭环的应然状态,有必要重申责令限期拆除“入罚”后应遵循的原则及其适用情形,以及须得接受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要求。总之,历史经验时刻都在警醒,国家处罚权应当依法合理行使,任何一次“入罚”皆应审慎对待。

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二元化建构及司法审查进路

责令限期拆除本是行政机关针对违法建设、违法占地行为常见的执法手段之一,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性质以及可诉性存在较大争议。尽管《行政处罚法》(2021修订)第九条并未明确责令限期拆除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但其第六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作为兜底性条款为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性质保留了法律依据。基于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二元化"结构,若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居于行政执法程序的中间环节,则将其视为一种过程性的行政命令,不具有可诉性;若行政机关作出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居于行政执法程序的最终环节,无论其采取何种形式,均视为行政处罚,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查处程序并进行司法审查。

责令限期拆除行为性质探讨——以《土地管理法》第83条规定为例

我国《土地管理法》《城乡规划法》等多部行政法律法规都规定了“责令限期拆除”的行为类型,这一行政活动已经成为行政主体广泛运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这一行为的性质界定不仅关系到执法主体如何适用法律,而且涉及到行为相对人如何寻求法律救济,因此,如何认定“责令限期拆除”行为的性质就成为执法和司法关注的共同问题。当前,学者对“责令限期拆除”行为性质的认识存在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说、行政强制执行前的告知程序说等多种观点。通过着重分析《土地管理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提出该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拆除”性质属于行政处罚,并从行政处罚的法定种类、法律条文的解释方法、行为所处的行政行为阶段等进行分析论证。

责令限期拆除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多元性——以45份住建行政裁判为样本分析

对责令限期拆除是行政强制还是行政处罚的认定,往往决定被告行政行为是否成立,进而影响诉讼的胜败。然而,实务界和理论界对该认定的认识并不统一。产生较大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的法律属性。根据对行政行为阶段、关于责令限期拆除的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强制法》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制范围等方面的综合分析,可将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五种情形分别定性为行政强制、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执行前的告知程序。

论责令限期拆除违建宅基地的主体

学界关于对“责令限期拆除”的定性与职责主体的研究存在不同理解,需要作出清晰的界定来指导实践,文章研究目的是在将“农村的违建宅基地问题”这一社会问题中“责令限期拆除”行为定性为行政处罚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以规范分析和案例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探析责令限期拆除违建宅基地的职责主体。最终的研究结论是依据《行政处罚法》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行为作行政处罚的定性,并将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处罚权限下放至乡镇作为《土地管理法》与《城乡规划法》中关于该行为职责主体交叉冲突问题得以融贯解决的处理方式。

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司法审查

法院依据《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审查强制拆除违法建筑行为。对于强制拆除主体的审查,不能就主体谈主体,而需要结合整个行政过程中不同性质的行为分别考察主体的合法性。在审查强制拆除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时,法院往往会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进行连带审查,采用“重大明显违法说”作为审查强度的理论基础。在审查强制拆除决定作出的程序时,法院不能拘泥于行政机关是否完成催告和公告两项前置性程序,而应适当调适程序,删繁就简,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同时提升行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