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构我国科学完整的政府责任体系

政府责任既是通向法治政府的唯一途径,也是政府与人民达致和谐的重要桥梁。我国目前对于政府责任的概念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因此需要重新建构政府责任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不同的阶段、机制、要素及内容。对政府责任进行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政府责任的本质为基础,建构我国政府责任体系的轮廓则得以完整呈现。

国有企业加强责任追究工作存在的困难、挑战及创新实践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责任追究作为保障企业健康运行、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资产监督要求、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国资监管政策要求,以及促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加强责任追究工作的重要背景和意义,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在责任追究工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手段有限、工作成果运用不足等多重困难与挑战,同时结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和优秀实践,从加强责任追究工作体系机制建设、强化责任追究工作手段及以责任追究促进整改提升等方面,提出加强责任追究、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与实践,旨在为国有企业加强责任追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促进国有企业内部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与层次

[目的/意义]“十四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背景下,负责任的数据治理成为促进社会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亟须探索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基础理论。[方法/过程]运用主题分析法,探寻负责任的数据治理的概念要素及维度,按照国际标准ISO704:2009的概念关系,结合社会科学数据的特性,阐释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的内涵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特征、层次与内容,旨在构建一个较为全面且系统的概念体系。[结果/结论]负责任的社会科学数据治理是多元主体在现有的数据治理环境之下,运用相应的治理机制和手段,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的理念和原则融入社会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以确保所有涉及社会科学数据的流程和成果的责任性的过程,具有责任性、反思性、前瞻性、开放性和工具性特征,可划分为战略层、数据层和活动层。

论证券市场法律责任的立法和司法协调

本文指出,立法者应当扭转重行(刑)轻民的思维定势,对于证券民事责任、证券行政责任与证券刑事责任予以同等关注;司法执法机关对于证券民事案件、证券行政案件与证券刑事责任应予同等关注。文章继而分析了证券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并用与竞合,以及证券民事责任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对于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1月15日出台的《通知》所引发的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案件涉及的程序与实体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投资者有权起诉面临退市甚至破产境地的虚假陈述公司。作者还主张建立快速落实证券民事责任的争讼解决机制,并建议成立投资者协会,发挥其在落实证券民事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

论注册会计师不实财务报告民事责任的定性——以对第三人责任为中心

责任定性是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问题的核心,它直接涉及到会计师民事责任的归责及因果关系的确定。违约责任论忽视了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产品责任论的优点是它能较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会计师提供的财务报告等会计信息与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具有本质差异,将会计信息作为一种“产品”欠妥当;会计师对第三人民事责任的性质应定性为侵权责任。

从传统走向生态: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

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是因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和法律生态化趋势的必然结果。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在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上被局限于国家、个体和社会利益保护,既难为预防性和现实性生态责任承担提供依据,又难为生态利益损害救济提供保障,难以适应生态社会发展需要。然而,随着生态社会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不仅生态利益保护的现实需要增强,产品责任理念生态化、产品责任目标生态化和产品法律理论生态化也使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之正当性和必要性凸显。与此同时,生态法律责任理论、产品政策生态化和法律生态化也为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提供了可行性保障。有鉴于此,实体法应从产品责任理念、产品责任目的和产品责任内容上促进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将绿色、循环、低碳的生态责任理念、责任目的和责任内容贯穿生产者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内化为生产者产品在设计、生产、销售和废旧产品回收等环节的行为自觉,构建传统责任与生态责任互补、协同和沟通的整体责任体系。程序法则应沿用公私二元分离的救济模式,既可发挥现有制度之功能与效率,又能避免因公私益交织案件对现有司法机关、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要求过高而导致的预防失效和救济失灵。当然,为防止生产者产品责任泛化,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生态化并非无限度地生态化,而应是在恪守“必要性”的基础上,既不妨碍传统产品责任功能之实现,又不突破传统生产者产品责任追究在时间、空间与事实等客观条件上的限制和规定。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

董事作为公司法人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的损失,应当先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再向有过错的董事追偿。实践中,第三人往往面临公司欠缺偿付能力,而又不向董事索赔的窘境。立法机关为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引入董事对于第三人责任制度,第三人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变得于法有据。第190条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特别侵权责任。责任成立需要满足董事针对职务懈怠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等条件。责任形式上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对间接损失仅负有补充责任。

论责任会计制度在炼油企业中的运用

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佳，明显表现出对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管理者就必须从内部挖潜增效，实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和实施责任会计制度，就是一种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良策。...

究竟要不要制定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思考之二

对于如何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要制定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法。笔者赞同制定一部专门的企业社会责任法,或者企业社会责任促进法。对其质疑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超前论、负担论、矛盾论、重复论以及僵化论等等,在此想做些讨论,以供争鸣。

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探析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成为重中之重。生态环境污染事故往往会给公众造成巨大损失,而董事往往实际掌控公司运营和重大事项决策权,为了更好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应当建立董事在环境污染事故中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的制度。这种特别法定责任“回应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客观需要”[1],通过约束董事行为,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环境污染事故中董事承担直接责任不仅是法律发展完善的应然趋势,是公司所承载的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平衡董事权责的实际需求。当然,在重新定义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保护董事的权益,以免董事因担负过重的责任而怠于行使职权。在董事承担环境污染事故侵权责任完善路径的选择上,应当构建由外及内的董事责任保险适用制度和由里及外的董事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制度。

道路交通事故视野下的具体侵权责任形态

判断交通事故中的自己责任或替代责任,应以事故车辆与侵权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为标准;对于单方责任或双方责任,应以交通事故的种类、各方主体的主观状态及归责原则为标准;而对于单独责任或共同责任,则应以法律关系某方主体的人数为标准,并且严格区分共同责任中的不同责任形态,从而保护交通事故中各方主体的利益。

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一致性

论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一致性翟羽艳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作为确定民事责任归属的法律准则，它是整个民事责任制度的核心。但是，目前民法学界在论及归责原则问题时，大都注重关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探讨，并且将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作明确的区分，认为二者不可一概...

美国产品责任法革命述评

美国产品责任法革命述评王传辉黄迎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兴起了一场产品责任法的改革运动。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并不是如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由严格责任趋于绝对责任，而是慢慢地向另一个，可以说相反的方向演变。鉴于美国的产品责任制度对世界各国产品责任立法影...

基于内隐联想测验的民航飞行大学生责任感研究

目的探究飞行员在责任感三个维度上的内隐态度,以及不同分类飞行员的内隐态度强弱,客观评价不同维度间的差异,为培训高水平飞行员提供更加科学和有效的理论支持。方法利用经典实验范式单类内隐联想测验,通过李克特五点计分法以及与航空心理学专家访谈,综合筛选出IAT的概念词与属性词作为实验的刺激材料,设计适合测量飞行学员责任感三个维度的测验程序。从飞行技术专业本科生中选取了164名符合实验要求的被试。结果国家和社会责任感、集体和他人责任感、自我责任感D值均大于零,集体和他人责任感D值大于零的频次数最高,而且D值平均值也最高。集体和他人责任感D值平均值上,农村的飞行学员、城镇飞行学员、非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有对象的飞行学员、没有对象的飞行学员分别为:0.486、0.462、0.5、0.457、0.474、0.468。结论飞行学员国家和社会责任感、集体和他人责任感、自我责任感均倾向于积极,且集体和他人责任感的内隐效应最强。对集体和他人责任感上,农村的飞行学员高于城镇的飞行学员,非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高于独生子女的飞行学员,有对象的飞行学员高于没有对象的飞行学员。

大模型时代的补救责任与全球基本收入

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触及全球正义问题。米勒对于我们思考大模型技术的价值在于,他秉持了一种极为现实主义的观点,即并非通过激进愿景来强力推动全球平等主义。米勒提及的两类后果责任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类是以OpenAI为代表的先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后果责任,第二类后果责任则需要体现在美国政府的行动中。米勒所讨论的补救责任对我们整体思考大模型的发展也极为关键。这其中同样存在两种补救责任,一种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的补救,一种是在国际社会中的补救。从米勒的底线原则出发,结合近年来被热议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笔者提出了全球基本收入的概念。全球基本收入是全民基本收入从民族国家向全球社会外推的自然结果,其基本的逻辑是共同体的放大。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攀梯的进步观”,即人类社会的演进就像是在攀登梯子一样,不断地提高进步的标准。人类社会要推动的全球正义实践,恰恰需要首先实现最低理想,然后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接近最高理想。

企业数字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组态分析

数字技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数据安全、技术失序等诸多负面问题,企业需要采用连贯有序的方法负责任地处理数据和技术,企业数字责任这一新兴概念应运而生。基于多类资料和Gioia质性分析方法,探究企业数字责任内容,结果表明:企业数字责任包含CDR文化、CDR治理机制、数字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权利、数字包容、数字幸福、赋能环境、赋能社会9个维度,形成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的同心圆模型。以22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企业通过数字责任实现高企业价值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互联网平台企业可通过全面并进型、重点突出型和渐进扩展型等3种数字责任路径产生高企业价值;大型平台重视CDR文化建设;数字原生平台重视CDR治理机制构建;相对于核心责任域,扩展责任域更能为平台赢得高企业价值;赋能社会是平台创造高企业价值的主要路径之一,赋能环境则不明显。上述探讨及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企业履行数字责任、应对数字化伦理危机提供了实践启示与可行建议。

责任的分立与融合:现代责任政治发展的模式变迁

责任能够协调并强化公共生活中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和良性互动,是构建良序政治生活的重要规范,这也使得基于责任意识形成的责任政治日益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发展,责任政治展现出从分立走向融合的模式变迁趋势: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权力基础与公权力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推进了伦理责任向契约责任的转变;社会分工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细化,以角色为归属性存在的责任呈现出一元向多元转变的趋势;责任政治的现代化转变融入了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促进了政治秩序的现代化演进。立足于中国场景,以责任政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两个结合”中完善责任政治建设,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从经济学视角看责任保险归责原则的变迁

一、责任保险归责原则的变迁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或经特别约定的合同责任作为标的的一类保险,或者说是以被保险人的法律赔偿风险为承保对象的一类保险。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保险业务,产生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占整个非寿险市场业务的45％-50％,在欧洲发达国家也在30％左右。

试论责任心的心理结构

一、责任与责任心的概念责任,原是指“分内应做的事”,有时也指“由于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责任反映了道德、法律、职业和人的良心的要求,有时与义务同义。人们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总要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中的一部分就是与群体成员的责任有关的。其中,有些行为准则是法律和团体章程明文规定的,如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