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法律属性与责任承担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是公共数据开放的重要内容,具有正当性,包括统一与分散两种授权模式,并分别对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方式与特许经营方式。公共数据特许经营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不清、被授权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责任承担机制不明等问题。在公共数据授权范围方面,应建立“数据收集—数据登记—数据授权—数据流通”四个阶段的标准化流程。在被授权主体范围方面,只有具备公益属性且拥有较强开发能力的运营机构才能取得运营权限。在责任承担机制方面,若原始公共数据即存在侵权内容,由公共部门承担违约责任;若因被授权企业自身原因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由被授权企业承担侵权责任;若二者产生竞合,由公共部门与被授权企业承担比例连带责任。

社会责任承担对物流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5-2022年的面板数据,以物流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社会责任承担对物流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如下:社会责任承担与物流公司的经营绩效有明显的正向关系,物流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并且有助于树立好的企业形象,积累好的企业声誉,这样才能更容易地吸引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其中,融资约束发挥了中介效应。企业运用社会责任行为,向外界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公司经营良好,责任感强,这样,就可以为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更多的资金,以更低的成本投入到公司的资金中,以缓解公司的资金紧张局面。不同产权类型的物流公司,其社会责任承担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差异不大;同时,在高污染产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差别也很小。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司法实践样态及其创新转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关系到环境资源审判的高质量发展,是有效落实修复法律责任、实现受损生态环境救济的有效途径。鉴于生态环境修复的困难性,传统单一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往往难以实现及时、充分、有效的救济,这就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的多元化拓展提供了空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通过司法能动性的发挥,创新性适用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从而不断为我国环境资源审判提供绿色裁判新样态。通过对相关立法实践与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方式呈现出“修复优先”的理念趋向,环境司法实践借助行为责任承担方式的类型化区分与创新性转化,来确保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多元化适用。

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后的责任承担研究——兼论新《公司法》理解及适用中的理念与原则

在对新《公司法》条文进行解读和适用时,需要引入商业理念来平衡因司法裁判理念所形成的负面冲击,正确理解有限责任原则以及商事信用制度的本质,正确把握《公司法》的价值导向,即不仅着眼于解决纠纷、救济权利,更应展望活跃创新、自由经营、繁荣商业。以对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的解读为例,在限期认缴制下,股东享有期限利益,出资未届期股权的转让不构成对出资承诺的违背,故转让人并不承担信用责任。出资未届期股权转让的同时发生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出资义务原则上由受让人承担。但转让人在持股期间负有法定的股东责任,在选任股权受让人时也负有一定的谨慎义务,此时所构成的责任为补充担保责任。但这种补充担保责任的承担是有限度的,基于信用保护和有限责任原则,应以债务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划定转让人需要承担的补充担保责任的范围,明确转让人仅须对股权转让前形成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此外,就实践中产生的如部分转让、多次转让、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特殊情形,则应特殊对待。在转让人承担了补充担保责任之后,其既可以选择向公司主张获得所缴纳的受让人不能缴纳部分出资所对应的股权,也可以选择在其所承担的担保责任范围内向受让人进行追偿。面对新《公司法》下出现的大量新规则,新《公司法》第88条第1款的理论分析与解读具有典型意义。对新规则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推动《公司法》理念的统一,有助于保持新旧法律规则在理念和原则上的协调,有助于新《公司法》在实施与适用过程中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网络平台的事先审核义务及责任承担

网络内容生态治理下的平台责任认定,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和对用户权益的保障。网络平台责任本质上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私法责任,这一属性决定了网络平台的事先审核义务应依据《民法典》《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和部门规章,结合“避风港规则”“红旗规则”等进行规范解释。应明确网络平台须承担实名登记义务、发布审核义务和事先实时巡查义务,系统构建三类事先审核义务的具体内容与履行标准,形塑违反事先审核义务的责任承担机制。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下政企合作的责任承担

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属于政企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缓解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财政压力和技术局限,也能够有效避免政府数据开发利用的资源浪费。在政府数据授权运营中,政企合作不可避免会存在安全风险。然而,政企合作造成的“监管俘获”、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阶段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承担。为此,有必要引入政府担保责任强化政企合作的外部责任承担,通过厘清政企合作关系来明确责任主体,并围绕数据生命周期来细化责任形式。

平台用工中责任承担:现状、规制路径与反思

互联网平台用工中,一个平台从业者同时为多个用工主体提供劳动已不足为奇,这使平台用工中由谁承担用工责任成为焦点问题。理论界和司法裁判实践提出了坚持传统规制路径、扩大传统规制路径、创设新型规制路径等三个举措。传统规制路径是在劳动法现有规则下,审判机关面对急于处理的平台用工责任案件时采取的无奈举措;扩大传统规制路径存在一定的风险,若没有把握好扩大的范围,则会抑制劳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型规制路径,即增设第三类劳动者与创设雇佣合同的举措,为由谁承担平台用工责任之难题的解决带来了希望。平台用工责任规制路径要适应用工模式的新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以更好解决平台用工责任问题。

股东共同回购责任承担的司法审视——基于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的实证分析

在股权回购型对赌协议纠纷中,如果合同未明确约定多个股东履行回购义务的方式,法院判决呈现出连带责任、共同责任和按份责任三种不同的结果。法院的判决理由虽能体现分析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规范的合理性,但存在不同程度的疏漏,导致投资人实现债权面临阻碍。在我国《民法典》框架下,结合新《公司法》的立场,法院应科学识别对赌协议中的要素特征,根据合同具体内容判断市场主体所求,据此认定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并根据责任承担方式选择执行方案。此司法路径的完善不仅有助于形成相对统一的结论,也有助于落实商事审判的理念要求。

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对流通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

本文基于2012-2022年我国A股流通类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共生模型测度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混合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共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流通企业的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存在阶段性波动特征,物流与仓储类企业的波动明显,批发零售类和商贸服务类企业的走势平缓;环境责任承担、绿色创新及二者共生均有利于流通企业绩效提升,且在高共生水平样本中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优于低区置组;融资约束在全样本和高共生水平样本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为此,文章提出强化企业环境责任承担意识、加快企业绿色创新和提升环境责任承担与绿色创新共生水平等政策建议。

论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

鉴于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少、缺乏成熟经验、观点不一等现状,简析国防专利与普通专利的区别,说明现实中国防专利司法保护的困境和争议的观点,分析国防专利司法保护案例,论证国防专利司法保护与侵权责任承担的正当性。国防专利制度包含相应法律规范,为司法救济侵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国防领域内公开换保护原则符合促进国防技术发展的目的。国防专利信息交流措施为国防技术实施主体提供了履行注意义务、查阅国防专利信息、避免侵权的可能。给予国防专利司法保护,制止侵权行为,让权利人获得经济赔偿,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国防安全的价值取向及专利法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立法目的。

碳中和背景下CCUS环境风险预防及责任承担制度研究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化石能源低碳化应用的有效工具,也是我国正积极推行的减排路径之一。目前,我国在CCUS环境风险预防领域的立法还存在诸多不足,责任承担制度尚不完善,而欧盟和澳大利亚都已建立围绕项目生命周期的环境风险规制和责任承担制度,其立法经验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我国CCUS的产业化发展,亟待出台CCUS专项立法,构建全流程监管体系,形成行政许可三证分离,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度,加强长期监测和风险预案管理,保障CCUS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环境风险防控和项目发展的平衡。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

文章基于环境社会责任承担视角,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选取2015—2022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期望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层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共同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升级。

业主未通知承包商而自行修复缺陷的责任承担——普通法判例分析

工程合同中的缺陷责任条款通常会规定,如果业主在缺陷责任期内发现工程存在缺陷,应通知承包商并给予承包商修复缺陷的机会。通常,业主会通知承包商来修复缺陷,这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修复方式。但是,如果业主不再信任承包商,则不会通知承包商来进行修复工作而更愿意聘请第三方来修复这些缺陷,并将修复费用转嫁给承包商。文章对普通法下的相关判例进行分析,以明晰普通法下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从而对我国建设工程争议解决实践提供借鉴。

股东形式减资对公司债务责任承担问题探析

股东形式减资是指公司通过回购股份等方式减少已发行股本,该过程可能对公司债务责任承担产生影响。公式减资过程中必须严格履行相关法律规定或程序,如及时通知债权人、及时发布公告等,才可不会判定为瑕疵减资。如果被认定为瑕疵减资,则可依据抽逃出资相应规定,减资股东需要承担公司无法清偿债务的补充责任。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股东形式减资对公司债务责任承担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帮助相关公司获得更好发展。

关于法人及其分支机构责任承担的划分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法人及其分支机构在承担责任时面临着复杂的法律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商业模式的多样化,如何恰当划分法人与其分支机构的责任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这不仅关系到法人治理的有效性,也影响到法律实践中的公平正义。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现有法律框架和相关案例,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策略,旨在明确法人及分支机构责任的划分原则和界限。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期望能够为解决实际争议提供指导,促使商业实践中的责任明晰,进而实现法律预测性和稳定性的提升。

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自然人的意思自治与责任承担

脑机接口通过采集、分析和处理人类大脑中的电信号,能够将人类大脑的信号转化为计算机指令,实现人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控制,在医学、教育、娱乐和军事等领域拥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当前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距离产业化大规模运用时期已经不远。脑机接口技术通过系统与人脑的直接交互来辅助、增强、改变人脑的意识活动,自然人的意思表示与意思形成将发生质的变化,而民法典对于自然人意思自治保护的边界仍停留在受外力作用而导致意思自由的几类情形。民法应当承认“由脑到机”的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机器形式对外表达的使用者的意思表示为有效;如果系统原因导致表达不准确,则意思表示仍然有效;但应当赋予表意人以撤销权。“由机到脑”的脑机接口技术对自然人的意思形成存在实质性的影响和干预,但同样应当作为自然人的意思表示来对待。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责任主体是使用者而非人工智能或系统本身,应当由使用者承担违约责任、准合同责任及侵权责任。民法理论与规则对目前脑机接口技术运用中的相关问题具有解释力与可适用性,但应当思考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一系列民法领域的新问题。

社会责任承担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然而,社会责任承担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何影响值得研究。基于此,文章以2009—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责任承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表现为社会责任承担状况越好,企业发展质量越高;(2)相较于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提升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3)相较于行业竞争度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提升高竞争性企业发展质量的作用显著增强;(4)社会责任承担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研究结论将丰富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内容,明晰社会责任承担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同时为政府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思路。

论存货动态质押监管人的义务范围及责任承担

存货动态质押监管人兼具金融媒介和管理职能。质押监管协议性质一般为委托合同;在监管人排他性控制质物的情形下,质押监管协议为混合合同,监管人与质权人之间内含委托合同关系面向,监管人对出质人亦负有保管义务,从而又体现出仓储合同关系面向。监管人过错的判断标准为是否履行了与监管费用和监管能力相当的义务。在监管人单方违约时,监管人基于仓储合同承担的质物价值减少的赔偿金,由质权人基于物上代位权优先受偿;质权人还可以基于委托合同请求监管人赔偿。在监管人与出质人/第三人具有共同侵害质权的主观意思联络情形时,监管人与出质人/第三人承担真正连带责任;反之,则由直接侵害质权的行为人承担主要责任、直接责任。监管人在质权不能清偿的数额和质物减损价值双重限制内,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

远程医疗侵权责任承担规则的逻辑论证与路径设计——以《民法典》侵权责任规范体系为基础

远程医疗中患者遭受损害后由谁承担侵权责任以及如何承担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尚不明确。传统以指示监督关系为基础的替代责任理论并不适用于远程医疗,原因在于其既不能合理解释近端医疗机构在不同情形下的责任来源,也无法回应伴随着远程医疗多样化形态产生的责任承担难题。医疗组织体系论以医疗行为所属组织体系为归责基础,不仅符合《民法典》第1218条的意旨,而且能够更好地适用于远程医疗。对于医疗行为所属组织体系的判断,宜以医疗决策原则与直接判断原则相结合作为基本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不同形态的远程医疗侵权行为也有着相应的责任形式及承担规则。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实践研究:现状、困境与建议

多个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划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实践的难点。对22宗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赔偿义务人和因果关系判定困难、赔偿义务人对责任承担存在异议、磋商困难,以及磋商和诉讼衔接不畅是该类案件的症结所在。立足于案例实践经验,解决该难题需在规则层面进一步明确赔偿义务人的范围、细化部分磋商成功的诉讼规则,在实践层面加强对调查、磋商和诉讼环节的把控。为落实“应赔尽赔”原则,及时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