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冲击与企业投资:数字金融的调节效应

近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这一新兴趋势会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实施效果产生影响。使用工具变量、高频识别法和SVAR模型识别货币政策冲击序列,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如何调节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强化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强化作用对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小企业、高科技行业和宽松性货币政策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强化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价值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三种机制实现。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货币政策应对

2022年以来,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这一政策变动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为全面阐释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研究显示:第一,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通常是在重大事件窗口期产生传递效应,而在常态化时期基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的反馈较弱,但通货膨胀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加息冲击的反馈较为灵敏,因此,应警惕由美联储加息引发的通货紧缩效应和资本外逃风险;第三,在政策应对层面,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早期倾向于采取被动的“顺风而动”型调整以避免较大的经济波动,而随着经济体量逐渐上升,政策调整逐渐转向“以我为主”的主动型调节;第四,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后疫情时期的回升阶段,加息冲击对宏观变量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较弱,这为“以我为主”型的宏观调控争取了宝贵空间,同时也为经济平稳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政府应理性看待并正确认识现阶段美联储加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货币政策仍应坚持“以我为主”,为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并不断扩大自身经济体量,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打造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化经济发展韧性,最终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基于在岸和离岸市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中国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在岸即期汇率和离岸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汇率为样本,使用事件研究法和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探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正向的货币政策冲击,即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的紧缩或低于预期的宽松,会导致人民币在岸即期汇率和离岸NDF汇率贬值,而负向冲击则相反;冲击的程度越大,汇率的波动性越强。(2)2015年在岸市场汇率改革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冲击对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汇率及其波动性的影响都显著增强。随着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增强。(3)在同一冲击下,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两个汇率在2015年汇率改革后的表现逐渐趋近,且离岸市场对冲击的响应程度显著大于在岸市场,而人民币外汇两个市场、两个汇率仍存在差异。本文对外部冲击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管理和风险防范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变动的同期与动态关联研究

本文采用SVAR模型以及2005年7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研究了2005年的新汇率改革之后,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间的动态关联。主要发现与结论如下:在货币政策冲击、外汇干预与汇率三者的同期博弈中,外汇干预不能即刻影响同期汇率。利率的上升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均会对同期名义有效汇率造成一定影响,但不太显著。在三者的动态博弈中,外汇干预是非冲销和有效性得到验证,外汇干预信号的假设可以成立。此外,即使利率的变动并不针对汇率,却带来汇率的大幅波动。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可以有效抑制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提高,并且数量型货币政策容易造成CPI的反弹。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传导研究

文章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1年的数据,采用S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依次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贸易差额、国际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使得美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高于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中国经济波动分解及异质性货币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机制

文章通过构建随机扰动变参数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进行结构性及周期性因素分解,在此基础上给出异质性货币供给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特征。得出以下结论:结构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34.12%,周期性因素解释经济波动的65.88%,两种因素的影响效果明显不同;样本期内,货币政策变量具有3个转折点,分别为1961年、1978年及1996年;不同经济波动成分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存在较大差异;不同的经济状态也会对货币政策的调控存在影响。

货币政策冲击对商品期货价格指数影响分析

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商品期货价格作为参考,而商品价格又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2002年1月至2013年5月货币政策冲击对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刺激商品期货价格上升。以简单的加权平均商品价格指数作为基础,我们的结果表明,在考虑货币供应量、利率、物价指数、工业增加值和商品期货价格指数的经济系统中,货币政策的变动对系统的影响是收敛的。同时,货币政策对商品期货价格指数会产生影响;进一步,本文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的变动和实体经济的生产会对商品价格指数产生较大影响。

货币政策冲击、短期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

借鉴埃斯特雷亚(Estrella)和哈多维利斯(Hardouvelis)的方法检验中国国债长短期利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测能力,结果表明长短期利差对未来1—5个月和15—17个月的宏观经济增长变动具有显著预测能力。应用VAR模型获取货币政策冲击信息,将长短期利差分解为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和非货币政策冲击因素,考察长短期利差预测能力的影响因素,发现长短期利差的短期预测能力主要受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影响,中期预测能力主要受非货币政策冲击因素影响。表明央行实施影响国债长短期利差的货币政策可以间接影响短期宏观经济增长预期。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观察短期货币政策变动对国债长短期利差的影响预测短期经济增长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货币当局应重视通胀预期管理,并将利率期限结构作为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重要工具。

外部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传导途径——基于Global-VAR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一个包含35个国家和地区的全局向量自回归(Global-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实证检验美国及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国外的货币政策对我国的产出的影响是暂时的,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持久的,说明外部政策的冲击效应最终被价格水平所吸收;对我国的利率及汇率没有显著影响,对货币供应量及世界利率则有显著影响,说明外部政策冲击主要通过货币供应量及世界利率途径发生作用。因此,央行应密切关注国外政策变化,通过前瞻性的操作妥善应对外部政策冲击的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测度与对经济波动的贡献

本文构建我国的宏观经济信息集并从中提取共同因子，基于共同因子组成的VAR模型，确定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基于此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波动的贡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短期利率的新息是货币政策冲击的可靠测度，所识别的货币政策冲击的效应和基本共识相符；2003-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容易过度，紧缩时“过紧”、宽松时“过松”，2009年后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波动幅度显著下降，货币政策改进明显；货币政策冲击分别解释货币政策和产出波动的25．4％和11％，历史分解也显示货币政策冲击没有导致产出的持续大幅波动，因此货币政策冲击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

中国货币政策冲击预期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贝叶斯推断的BVAR、BSVAR、BVECM和BDSGE模型

采用贝叶斯推断下的VAR模型、SVAR模型、VECM模型和DSGE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预期效应进行有效估计和评价的结论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效应存在较大波动性和不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的货币供应量传导存在明显滞后效应,滞后期大约为6个月到15个月,而利率传导几乎没有滞后效应,对产出有明显滞后效应,而对于通货膨胀率几乎没有滞后效应。我国GDP增长率对货币政策冲击比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反应强烈,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逆周期变量,GDP增长率为顺周期温和变量,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明显内生性特质。

货币政策冲击对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基于不同融资约束水平的检验

以往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研究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逆向调整现象,但事实上,资本结构逆向调整会损害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实证检验不同融资约束水平下货币政策冲击对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是资本结构逆向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司融资约束加剧了货币政策的影响;资本结构逆向调整显著降低了公司财务业绩,在融资约束较强的公司中这一效应更为强烈。

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

运用季度依赖(Quarter-Dependent)可变系数VAR模型,首次对我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季度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冲击存在显著的季度效应,不同季度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存在季度效应,可能是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粘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房地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冲击——基于SVAR的不同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性地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房地产价格传导中的作用。通过结构脉冲响应函数得出,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对房地产价格的传导作用效果明显,并且冲击作用时滞较短。该结论对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施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异质性与结构性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沪深两市1997—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和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考察了紧缩货币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发生货币政策紧缩后,所有企业的总体杠杆率均显著下降,但相对于低融资约束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下降的幅度更大。此外,在政策的结构性影响方面,所有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渠道均受限制,尤其是高融资约束企业,其银行信贷占比出现大幅下滑;为弥补资金缺口,高融资约束企业选择增加商业信用的使用或减少商业信用的净投放,表现出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之间明显的融资替代行为,而低融资约束企业并无明显的融资替代。随后,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述结论基本相似。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认识,政策冲击对不同企业的差异性效应应引起决策部门的重点关注。

货币政策冲击影响利率的国际差异分析

分析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菲律宾和南非10个国家国内货币政策冲击和外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本国利率的影响,一些国家是先正后负,而有的是先负后正,有的则是一直都是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3个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冲击对7个发展中国家利率的影响,也与本国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类似,不能找到10个国家共有的特性。

服务深化改变货币政策冲击的效果了吗?——基于两部门新凯恩斯价格粘性视角

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伴随着两个部门的中间生产结构服务日益密集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服务品和制造品共同作为两个部门的生产要素,服务品的使用占比随时间累积不断提高,即服务深化。服务品的价格粘性高于制造品,服务品的使用比例提高增加了两个部门和经济总体的价格粘性。价格粘性上升使得部门和经济总体面临货币政策冲击时,价格难以调整,部门和总体的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名义利率冲击的响应大小发生改变。本文利用1996—2020年季度数据构建实际产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名义利率在内的一个SRVAR系统,发现了服务深化改变货币政策冲击效果的经验事实,且在两部门新凯恩斯模型基础上,揭示了服务深化的原因并对其改变货币政策冲击效果进行了数值模拟,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与股票价格

货币政策影响股票价格的理论机制清晰确凿,实证检验的主要挑战是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冲击可能存在事先预期。基于货币政策公告后的国债收益率变动,文章识别了未被市场充分预期的货币政策冲击,并实证考察了2000年以来历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发现未预期货币政策冲击对股票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1%的未预期“降准”会引起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上涨1.39%和1.415%,1%的未预期“降息”会引起上证指数和深证综指上涨0.662%和1.01%。

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符号约束SVAR模型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步入4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也越发密切。尤其在近年美国持续性加息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中国受到来自美国等主要国际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也越发强烈。通过构建基于符号约束的SVAR模型,克服传统VAR模型和基于递归假设的SVAR模型可能存在的混合识别、约束条件过强、价格之谜和变量排序等问题,就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采用2001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来自美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中国实际GDP下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和总出口先降后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从贸易渠道、汇率渠道和金融渠道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在当前和未来可预见的美国持续性加息期内,中国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冲击以及中国可采取的应对措施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变动的影响——基于结构动态因子模型的中美比较分析

基于货币政策对汇率变动的传导机制,文中从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出发,研究了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变动的影响作用。研究构建结构动态因子模型,解决了变量指标维数过大的问题,同时采用符号约束等方法识别模型的因子个数,进行参数估计检验。实证模型估计了中美货币政策冲击序列,分析冲击的动态路径,并对比分析货币政策冲击为零和真实的货币政策下汇率变动情形,讨论只考虑利率指标时估计得到的条件预测值与真实值,考察了汇率变动是否只源于货币政策的变化。中美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冲击能够更大程度的影响汇率变动,并且不同时点货币政策冲击对汇率的影响不同。总体而言,两国货币政策都基本实现了稳定币值的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