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庭审中的质证问题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质证的概念，剖析了质证的构成要素；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质证范围和质证方式的比较分析，指出应对我国质证程序现状进行反思，从而提出我国质证程序的模式选择。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我国质证制度的完善

质证程序是刑事庭审的核心活动,是法庭审查判断证据进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是刑事庭审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法定途径。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以及检察机关指导意见虽然对质证程序予以规定,但相关条文规定粗疏简陋,对于质证主体、质证内容、质证程序并未明确规定,质证也未被上升至被告人权利的高度,同时缺乏必要的质证规则予以保障。在英美法系国家,质证是庭审当事人对抗的重要手段,在美国质证权是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并通过质证规则进行保障,对我国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有着启示和借鉴意义。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

本文认为，质证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冲突主体实现诉权的重要手段、法庭辩论程序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民事质证制度是一项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诉讼活动，它由质证主体、质证对象、质证内容三要素构成；我国目前所实行的职权主义质证模式不利于调动质证主体的积极性、提高质证水平和质证效果，而应向当事人主义质证模式转变，其模式有１０个要点。

大数据证据质证形式化的问题检视与制度矫正

随着大数据证据的司法运用逐渐增多,其质证阶段的证据偏在现象严重、质证流程不够规范、专业技术论证缺失等形式化问题凸显,原因在于控辩能力的差异性、质证规则的局限性及算法运行的黑箱性。基于此,应从强化控方义务、保障辩方权利、改善裁判规则等方面优化主体权责结构;从更新专家辅助人制度、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晰交叉询问规则等方面完善庭审质证规则;从推进算法有限公开、加强算法可理解性、增设数据访问权利等方面克服算法黑箱流弊,以矫正大数据证据质证制度。

以审控辩关系为视角:再谈我国刑事庭审质证实质化路径之本土优化

随着庭审质证实质化法理依据与制度规范层面磨合的不断深入,审控辩庭审质证关系呈现出各方依法独立、控辩双方既对抗又统一的新局面。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庭审质证“走过场”现象,这极不利于庭审实质化司法改革的推进。因此,需要强化法官亲历且中立、控辩平等且对抗、辩方有效质证的要求,坚持“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对抗性质证”的办案理念,遵循依法质证的规则,完善法官主持质证的相关规定、平衡控方庭审质证职权和有效落实辩方质证权利方面的意见与建议,以实现司法公正。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质证制度

针对民事诉讼中的质证概念，对质证的主体、对象、内容进行了界定。在探究现实质证制度不健全的立法原因的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质证程序提出了一些构想。

我国刑事质证制度的缺失及立法完善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而质证作为审查证据真伪的法律制度,其作用毋庸置疑。我国刑事质证制度在司法实践和立法中都存在缺陷,明确质证的主体和对象、确定质证规则、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明定刑事质证主体的证据开示义务、保障律师的取证权是完善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所在。

论人工智能在庭审质证中的运用

人工智能在庭审中的运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人工智能在庭审质证中已有诸多运用,主要包括在线质证的数智化管理、生成用于质证分析报告、评估庭审证据的真实性。然而,当前人工智能在庭审质证中也面临质证数据可靠性不足、算法的可解释性不强、数据隐私安全性不高等挑战,这些挑战极大地限制了人工智能的适用空间。人工智能在庭审质证中的运用需落实司法价值平衡原则、人工智能辅助原则、技术标准保障原则,并贯彻于人工智能运用的全流程。为了克服人工智能在庭审质证中的挑战,应当做到保障质证数据的可靠性、强化算法的可解释性和提高数据隐私的安全性。

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制度限缩范式建构——“质证顾问”及其权利保障

在诉讼专家多元化扩张的背景下,法条规定之“有专门知识的人”实际正以司法鉴定人、办案辅助人、质证顾问和准司法鉴定人的多种面孔参与到司法程序当中。其中,传统的以《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为基础的刑事专家辅助人是且应是职能限缩的质证顾问,这种认识不仅有法条教义作为支撑,更有顺应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走向、尊重制度环境特性、符合差异化制度建构需要的合理性基础补充维系。由此,专家辅助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应固守其限缩范式,即以质证职能的有效行使为目的,从法官对质证顾问出庭申请的审查、出庭权利的明确、庭外权利的配置三个方面构建其权利保障体系。

我国民事质证制度的内涵及模式选择

一、质证的内涵辩析 所谓质证,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有关证据互相质询和辩论,以此确定证据同案件事实的联系,确定证据证明力的有无及可否采信。概言之,质证的内涵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质证的主体是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和第三人。 原、被告都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能积极行使质证权并独立承担质证不能之后果,故对其成为质证主体是无异议的。

质证权语境下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研究

通过证人证言认定案件事实,需要经过证据准入和评估两个阶段,主要围绕证人证言的可信性审查展开。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可信性的质证存在证人不出庭、质证能力低、质证运行差、质证后不评价和忽略非语言行为等问题,导致证人证言可信性审查不足,庭审质证虚化,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应从“证言三角形理论”分析证人证言的形成机制,明确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内核,进而确立证人证言审查重点,即证人证言的法律可信性、逻辑可信性和补足可信性,并设置“三步走”可信性审查模式,以弥补现有证言可信性审查的不足,提升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

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下)

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结论称之为专家证言(ex-pertopinion),与证人证言共存于同一质证规则之中,而大陆法系国家却将鉴定结论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与其他证据并列,衍生出自己的质证规则。然而两大法系不同的鉴定结论(专家证言)质证程序各存利弊且均具有独到优势。审视我国现存的鉴定结论质证程序,从两大法系鉴定结论质证程序的融合的趋势中探寻合理的因素,为完善和重构我国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提供理论资源。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湘建法[2024]10号)

HNPR—2024—14002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各有关企业:为认真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3]47号)要求,做好《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决定取消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的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

民事诉讼证据质证的探讨

民事诉讼证据质证的探讨●西南民族学院法学系林义全质证作为民事审判的一项制度规定于我国的法律之中，《民诉法》第６６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法律只对质证作了原则性的概括性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具体操作中的问题未能作详尽的规定，...

论鉴定结论的质证

质证是保障鉴定结论可靠性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基本上没有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本文从鉴定结论质证的法律意义、现状、质证原则以及质证内容等方面,对鉴定结论的质证进行分析阐述,以期更好地发挥鉴定结论在保障诉讼证明的正确性和当事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质证若干问题探讨

质证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一项重要的庭审原则,是庭审方式改革后我国庭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呈庭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后,才能被确认并采信,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质证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础性原则.

浅议中国刑事质证制度之完善

质证既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也是当事人维护其权利的一种手段,它是发现真实的最佳方法。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质证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化,对质证的规定过于粗疏,导致庭审质证流于形式。为了完善刑事质证制度,使质证制度能在我国刑事审判活动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明确刑事质证的概念及其特征,并从刑事质证制度本身及相关配套的制度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质证制度,使质证能真正发挥其发现案件真相、保障诉讼权利的作用。

论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

在形式上,质证是控辩双方对相关的证据进行针锋相对的质询、质疑、诘问或者对质的行为。在实质意义上,质证的最主要含义是被告人法益保护及查明案件事实情况。这对于精神病鉴定意见的质证也毫不例外。然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的质证还有其特殊理据,其中包括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本身科学性存疑等。在美国等现代法治国家,具有完善的精神病专家证人质证程序或者制度,而在我国涉及精神病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则存在程序或者制度方面的缺失,因此,需要考察美国精神病专家证人质证程序的得失,以作为我国建立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质证程序或者制度的借鉴。

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质证规则

作为刑事诉讼庭审活动的核心环节,质证在我国不仅是审判中调查核实证据的法定步骤,也是法庭审查证据进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必经途径。我国虽未明确规定质证为被告人的法定权利,但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也明确了质证活动的重要性。质证规则不仅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也是规范法庭秩序、避免审判混乱、提升司法效率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庭审质证规则还停留在规范庭审秩序的阶段,既有规则稀疏且散乱,整体性、体系性不强。完善以交叉询问规则为核心的质证规则,有利于推动庭审的实质化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