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贫困村空间分布特征与交通可达性差异研究

以黑龙江省20个国家级贫困县和8个省级贫困县的1 359个贫困村为研究对象,基于Arc GIS 10.2空间分析平台,通过最近邻指数分析黑龙江省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缓冲区分析和成本距离分析黑龙江省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和省级贫困县贫困村的距离可达性和时间可达性差异。结果表明,(1)黑龙江省贫困村空间分布整体上呈集中分布态势,省级贫困县贫困村的集聚程度高于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2)黑龙江省贫困村至一级、二级、三级中心地距离可达性水平均依次升高。(3)黑龙江省国家级贫困县贫困村至一级、二级、三级中心地时间可达性水平依次升高,省级贫困县贫困村至一级、二级、三级中心地时间可达性水平依次降低。

全面脱贫背景下贫困村返贫阻断长效发展路径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解除贫困作为必要且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在党和国家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完成了全面脱贫的重大任务,随之也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新发展阶段。但全面脱贫不是我国扶贫大计的终点。由于贫困户刚脱离贫困状态,返贫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同时随着城乡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未曾改变,且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自城市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中国从古至今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农村、农业、农民。本文结合当前中国扶贫和全面脱贫的相关方针政策,指出阻断贫困村返贫的重要意义,发现现阶段贫困村返贫可能出现的现状,进一步探明贫困村出现返贫现象的主要原因,探究能解决这一现状的可行路径。进一步稳固脱贫攻坚阶段的治理果实,并为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村治理提供政策参考。进一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重庆市黔江区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根据我国扶贫现状,贫困村已成为国家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本文以连片特困区扶贫重点县——重庆市黔江区为研究区域,以行政村为单元,在系统设计贫困村多维识别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组合权重的赋权方法和综合指数法的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具体算法,详细论证了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的设计思路及关键,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模型实现了可视化,得到了研究区多维度下各贫困村的相对贫困程度的空间分布。最后将测算结果与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了该模型的准确性与有效性。

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收益模式探讨

发展贫困村集体经济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对提高贫困村的总体治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贫困村的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良好的推动效果。近年来,发展贫困村集体经济尚且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统筹均衡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开拓试点先行,确定良好的发展标杆,确保各方面发展可协调推进,进一步提高贫困村集体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为未来振兴乡村的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文章通过对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有效分析,探讨贫困村集体经济收益模式,依据其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以期为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与建议。

贫困村退出如何实现精准度量-以甘肃为例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每年有大量贫困村退出,如何精准度量贫困退出,将是检验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也是2020年同步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因此,以甘肃为例,通过构建贫困村退出测定指标体系,利用数理方法和空间相关方法,对甘肃省贫困村退出进行测定和空间特征度量。从贫困村退出综合测定指数来看,贫困村退出处于一般优势,且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从其空间特征来看,其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全局依赖性。

重庆市贫困村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难题.按照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基于重庆市1 919个市级贫困村数据,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算、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重庆市贫困村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类型、空间关联格局、空间密度、垂直分布等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1)重庆市贫困村比率为22.89%,贫困村面积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26.02%,贫困村数量占比、面积占比从大到小依次为国家级贫困区县、市级贫困区县、非贫困区县,贫困村多向库区、少数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聚;(2)重庆市贫困村整体呈均匀分布的空间分布特征,全局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布热点区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格局,具体表现为一个核心热点区,多个条、环带状热点区;(3)贫困村高程分布呈中间大两端小的"橄榄状"结构,低高程带、高高程带贫困村分布相对较少,中高程带贫困村分布较多.分布在500m以上山地地区的贫困村达78.8%,重庆市贫困村空间分布的垂直差异性具有典型的山地型贫困特征.

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安全性与风险控制——7省18个互助资金试点的调查与思考

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安全性与风险问题主要受社区信任环境的影响。保障农户的自主决策权和管理权,是建立、继续强化社区信任的基本途径,也是互助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所在。农户的主体权利是比互助资金运行规则更重要的问题。在良好的社区信任环境与权利结构下,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安全性与风险问题主要受农户还款意愿的影响,而农户还款意愿主要受社区信任/信用环境的影响。农户参与权和自主决策权、管理权的实现是建立、维续、强化社区信任/信用的基本途径,因而也是互助资金安全有效运行的根本所在。

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为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贫困群众的需要,加快贫困村灾后重建进程,本文结合四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的实际,对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贫困村灾后重建资金投向受到受灾程度、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传统文化、农户意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贫困村退出的集体经济考核问题研究

在我国当前贫困治理的精准考核体系中,对贫困村集体经济的考核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目前,绝大多数省份在贫困村退出机制中明确将集体经济作为一项考核指标,甚至直接规定考核标准。但是,我国贫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却不容乐观,大量的贫困村没有集体经济收益。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佳和贫困村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为了有效实现脱贫攻坚战的目标,一方面,各地在考核贫困村集体经济时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弹性的考核标准,避免"齐步走"和"一刀切";另一方面,贫困村要借助国家当前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扶持和精准扶贫战略,加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多维资本视角下贫困村旅游减贫潜力研究——以四川省小金县墨龙村为例

贫困村的旅游扶贫潜力评价,是实施乡村旅游减贫工程的重要依据。通过文献分析与整理,立足多维资本视角,从农户旅游生计资本、村域旅游地理资本、区域旅游帮扶资本3个维度探讨影响贫困村旅游减贫发展的主要因素,并用AHP分析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构建旅游减贫潜力综合评价模型。同时结合四川省小金县墨龙村为例进行分析,得出该贫困村旅游减贫潜力水平等级,并提出旅游减贫的策略性建议,以期为贫困村尺度的旅游减贫评价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三类48个贫困村为例

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在一般情况下是个经济问题,但若处理不好,则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以重庆市48个贫困村为例,在构建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模型的基础上,分析造成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的原因,并探究破解贫困村农民脱贫需求缺口的具体对策。

贫困村互助资金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5省50个贫困村调查的实证分析

贫困村互助资金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缓解了贫困农户借款难题。通过5省50个贫困村2 656个农户样本,用DID方法分析互助资金对农户收入增加的影响。研究发现:互助资金有利于农户收入增长;互助资金对低收入农户、中等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中等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收入增长的幅度更大;贫困村基础设施和村委会一年开会次数有利于互助资金促进试点贫困村农户收入的增长。

贫困村互助资金的扶贫模式与效果分析——基于四川省的调研

贫困村互助资金这种新型的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模式有效的提高了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缓解了贫困户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推进了贫困村经济增长和贫困农户家庭收入增加,以经济为纽带促进了新型农村治理结构的构建。同时,扶贫互助社资金总额偏小,点多面宽、互助社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资金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互助资金的监管,及时总结和交流经验,不断创新扶贫模式,适时调整相关的规章制度。

精准扶贫政策与农村相对贫困——基于贫困村与建档立卡的分析

在绝对贫困即将消除的背景下,建档立卡与贫困村两项政策在农村脱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项政策在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的同时,还存在优化收入分配、降低相对贫困的外溢作用。2018年12月中部地区实地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标准1(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50%)下,有近9.6%的个体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如果考虑家庭结构,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减缓,相对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结果表明,目前的相对贫困程度与前几年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贫困程度类似;第二,贫困村与建档立卡政策存在改善收入分配、降低相对贫困的外溢作用。建档立卡政策这一外溢作用要高于贫困村政策,与此同时,建档立卡与贫困村政策的外溢作用可以叠加;第三,在贫困村与建档立卡政策下,农户生产、生活等各类条件的提高可以降低农村相对贫困。

如何提高金融扶贫质量:基于贫困村互助资金收入效应的经验研究

扶贫贴息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两种依托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扶贫政策存在市场化运营与扶贫政治任务下公益性目标之间的矛盾。贫困村互助资金作为非正规金融扶贫的一种重要创新形式,根植于贫困村,实行民有、民用、民管、民享,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与门槛,并且充分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特征,通过合作金融形式降低了违约风险,在长期存续、帮助农户稳定脱贫增收方面具有重要优势。利用5省10县1082户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互助资金的收入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使用互助资金显著增加了贫困村农户家庭收入,虽然随着互助资金滚动使用,这种促增效应有所减弱,但扶贫效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影响渠道来看,互助资金主要通过增加农业生产投入、促进非农经营活动和促进非农就业转移三个渠道帮助农户增收,通过提高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增收,真正实现了金融扶贫质量提高。

中国贫困村互助资金研究述评

在剖析中国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产生背景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关于互助资金的研究,包括互助资金产生的动因、兴起的理据、运行模式、扶贫效果、存在的问题。总的来看,有关互助资金理论基础的讨论仍不够深入,对互助资金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实证考察还有待提高。今后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引入现代分析工具,如委托代理理论等,而经验研究则需要细致收集数据,运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说与命题进行检验。

贫困村农民消费结构差异性问题——以重庆市三类48个贫困村1998～2007年数据资料为例

本文以重庆市三类48个贫困村1998～2007年的数据资料为例,分析了重庆市不同类别贫困村农民消费结构的差异,研究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多方面原因,并就优化贫困村农民消费结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对甘肃省贫困村互助资金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开展互助资金试点是为缓解特定贫困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滞后,金融产品不足,农户生产资金缺乏,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特别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突出矛盾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扶贫方式。甘肃是全国首批开展互助资金试点的省份之一,对互助资金的进展现状、效应发挥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调查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外力参与贫困村振兴的治理模式演进

贫困村的振兴离不开贫困村的有效治理,而外力参与是贫困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外力参与贫困村振兴的治理模式也随着贫困村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断调整优化,精准扶贫时期形成了外力嵌入式治理模式,脱贫巩固期适合外力与内生治理主体合作治理模式,脱贫村振兴阶段拟推进外力融入脱贫村治理的融合治理模式。外力参与贫困村振兴的治理模式选择应该结合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适时转换。

“人—业—地”综合减贫分析框架下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价——两个典型贫困村的对比分析

基于"人—业—地"综合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了"人—业—地"综合减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评价指标体系,以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典型贫困村为个案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贫困村在"人、业、地"各维度扶贫政策实施差异会导致扶贫政策实施成效差异;贫困村村民对扶贫政策实施整体认同度较好,且感知面向"人、地"的政策好于面向"业"的政策,符合精准扶贫"以人为本"的理念;扶贫政策实施成效方面,贫困户的生计资本、产业包容性、社会排斥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改善,而在可行能力、产业脆弱性方面改善较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今后扶贫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