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转型研究:基于25省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也在适时调整。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基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协同三维框架,对25个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省份的医保贫困治理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转型前后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均注重实现保障水平公平合理的目标,服务能力提升目标运用相对较少;政策工具方面,需求型政策工具运用最多、环境型政策工具次之、供给型政策工具最少;政策协同方面,转型后政策部门主体间的协作不断增强,但部门主体间、政策部门与社会力量间的协作机制有待健全。由此,从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结构、健全医保贫困治理协同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新阶段完善我国医保贫困治理政策的建议,以适应新的治理需求。

启蒙时代法国的贫困治理与济贫思想的转变

在追求进步的启蒙时代,由乞丐和流浪汉等贫困人口导致的社会问题颇为突出。路易十五统治初年,王室曾结合启蒙改革家圣皮埃尔神甫的方案进行济贫实验,但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以失败告终。18世纪,随着饥荒、瘟疫的减少以及战争破坏力的降低,人口不断增长,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面对此困境,路易十五统治后期采用高压政策,以乞丐收容所网络镇压流民。然而这样的措施与启蒙精神背道而驰,因此饱受抨击。面对贫困治理的挫败,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待贫困成因,以慈善工场、职业教育等手段缓解穷人的困境。以博多为代表的重农学派学者发出了彻底改变穷人问题的呼声。此时,社会精英通过提升农业、发展教育、改善医疗、成立慈善协会等方式救助穷人,推动社会进步。这些济贫的新观念与新举措不仅影响了大革命,而且初步奠定了现代济贫理念。

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转变与新路径——以智能时代的复合增能为视角

智能时代,随着新兴智能工具走进千家万户,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迎来了新机遇与新挑战。为了有效化解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专业社会工作在为服务对象进行复合增能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介入样态、行为模式、服务流程、方法选择和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转变。智能时代社会工作助力相对贫困治理的新路径包括:选取直接助人服务方法,彰显社会工作的增能优势;搞好行政、咨询、研究,实施权变灵活的间接增能;建构预防机制,提升复合增能的成效;强化“四治”体系,提升专业参与的实际效能;持续改进增能服务,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

协同性三次分配:贫困治理视域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共同富裕场域交叠、逻辑同构、成效相承,二者具有一体推进的关系,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贫困治理视域下,要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关键是要破解城乡空间资源配置失衡之“困”所致的农村之“贫”。协同性三次分配机制作为一种关系创新,通过资源要素回流、地方市场建构、农民无差受惠的“三重奏”,为城乡资源要素连接与激活、动能输入与转化提供制度性通道,改变了农村低水平的要素自循环与贫困再生产。它是渐进平衡贫困治理模式下联动、协同、演化三大功能整合互动的可操作化机制,通过三种分配形式的制度合力保障了相对贫困治理以发展为内容导向、以共享为价值导向、以均衡为目标导向,可有力有效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贫困治理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让数亿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其经验与智慧受到海外受众的广泛关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全球各国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有共通之处,易于引起共鸣和认同,这为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供了契机。但如何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如何使这些故事与世界各国政治和学术话语融合,成为共通共情话语,是我们亟需探讨的重要现实问题。文章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形式/意义”两个层面,从符号媒介、结构形式、语义内容、实践语境和意识形态五层次建构中国贫困治理五大对外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的建构可促进中国贫困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上升为知识体系,助力于中国国际减贫合作和破解全球减贫难题,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进一步提升中国贫困治理话语权、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形象。

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伦理基础、基本模式与实践特征

从伦理基础、基本模式与实践特征三个方面阐述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历程及成功经验,认为当代中国贫困治理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独特制度优势的体现,而且其中提炼的一些贫困治理经验,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在贫困治理的伦理基础方面,革命年代为了发动穷苦大众投身革命,赋予他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导致了“穷光荣”文化传统的形成,“越贫穷越光荣”的社会文化心理延迟了脱贫的紧迫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减贫事业难以达到应有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与道德的脱钩、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本质的链接使得全面脱贫变得必要且可能。在贫困治理的基本模式方面,政府主导贫困治理的政策制定、资源分配及项目实施,同时积极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机制的作用,创新市场化扶贫方式,由此形成贫困治理的“政府主导的市场模式”。在实践方面,社会协同和公共参与既是现代化贫困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与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贫困治理成功的深层原因。全面脱贫后,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后返贫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仍然面临着持续有效治理相对贫困等多元贫困问题的严峻挑战,必须进一步探索具有开放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的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贫困治理生态,早日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渊源、历史进程和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以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为理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反贫困思想为文化根基,批判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国贫困治理相关理论。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的探索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萌芽、发展、深化和创新四个历史阶段。在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思路、彰显了中国特色贫困治理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贫困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

中国贫困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有利于树立国家形象和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有助于向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中国贫困治理故事的国际传播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中国贫困治理故事国际传播的努力方向是:在全面深刻认知国际传播环境的前提下注重传播目标的现实性与合理性,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差异化,传播内容的可读性与共情性,传播媒介的多模态与多样性,传播受众的精准化与分众化。中国贫困治理话语国际传播研究对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加强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内在价值与经验启示——基于“赋能赋权”理论的微观视角

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立足于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公有制、发展生产力、公平分配财富的反贫困路径,为无产阶级政党减贫斗争提供了方向指引。在我国贫困治理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运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造性地以赋能、赋权为手段,因势利导,推进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逐步实现了社会进步、生产发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在未来若干年内,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将集中精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时期小额信贷与相对贫困治理:理论逻辑与案例证据

国际上小额信贷扶贫面临着金融机构“寻租、财务不可持续、腐败”和借款人“利率高、过度负债”等问题,而中国2014年创新设计的扶贫小额信贷对“支持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坚持”。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扶贫小额信贷转为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目标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推进共同富裕”。从理论上分析新时期小额信贷管理制度改革、服务方式创新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发现:新时期小额信贷一方面通过管理制度改革化解现实困境,包括通过转变支持对象、规范贷款用途化解“过度需求”“借款者金融素养缺乏”等问题,通过改革贷款利率、放宽贷款金额限制化解“财务难以可持续”难题,增加信贷供给;另一方面通过服务方式数字化转型缓解“财务难以可持续”难题,提升服务质量,增加信贷供给,优化风险管理,进而缓解收入、机会、能力和主观维度的相对贫困。利用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小额信贷数据进行案例分析,发现:盐池县在落实新时期小额信贷相关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整村授信数据库、实施网格化管理和动态监测等创新举措,促使相对贫困群体“贷得到”“用得好”“还得上”小额信贷,显著缓解了相对贫困。因此,应继续坚持新时期小额信贷,改革优化管理制度,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服务,推动其在支持相对贫困群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农民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减贫逻辑、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

基于中国西部脱贫地区的调研,剖析了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减贫逻辑与现实约束,进而提出提升合作社减贫成效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合作社减贫功能的发挥源于政府、市场、乡村社区等外部主体的有效支撑,进而使合作社在内部作用于贫困农户实现增收、赋能、赋权的多维减贫目标。但在实践中,合作社发挥减贫功能仍存在内部规范化水平低,带头人治贫理念薄弱,要素供给不足及产业链、价值链“双短板”的约束,未来需要提高合作社规范化运营水平,完善带贫激励机制,提高发展要素的供给保障能力以及鼓励和支持合作社延链强链。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多元逻辑、内容框架和有效进路

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重要构成。后脱贫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洞察和梳理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转换逻辑和内容框架,对中国贫困治理模式和治理格局的前瞻性把握有重大意义。借鉴治理三要素,遵循“共同理解—制度结构—协同行动”的逻辑线索,致力于建构一个贫困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和通用范式。首先,从贫困客体、治理战略、治贫行动者、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五方面厘清中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然后,以现代化视角从八大维度分别细化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建构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结构,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相匹配,与“两步走”战略同步,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相适应,需要牢牢把握贫困标准体系建设、价值取向、驱动力变革、县域包容性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五个重点,从组织、制度、数智和人文“四治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助力形成更高质量和更具善能的“中国之治”。

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上的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2016年以后及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是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共同富裕背景下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我国已进入以缓解相对贫困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后减贫时代”,与此同时,生育行为所引发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等问题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作为相对贫困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差异化、多维化和持续化。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的治理面临着识别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存在困难、多子女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较高、影响多子女家庭经济韧性的多主体之间存在协同共生关系、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呈现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和多子女家庭相对贫困呈现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等多重挑战。因此,多子女相对贫困的治理工作需要在建立贫困识别机制、多子女家庭经济韧性提升机制、政策衔接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政府监督机制。

干部教育培训赋能贫困治理:基于云南省怒江州的案例研究

干部教育培训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影响着党的领导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能通过赋能机制提升贫困治理效能。通过构建一个“组织-环境-行为者”的赋能机制三维分析框架,以2018-2020年脱贫攻坚阶段云南省怒江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为案例,剖析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形式,结合访谈、问卷等资料对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干部教育培训赋能贫困治理的作用机制包括:组织维度上,拓展政策沟通渠道、生成促进成员合作的社会资本;环境维度上,提升组织成员理性程度,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行动的负面影响;行为者维度上,通过理想信念和乡土情怀教育激发政策执行者公共服务热情。实践中,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形式主义问题,相关部门有必要按照分类分级原则进一步创新培训形式,引导各级干部提升参加培训的积极性。

相对贫困治理的多维困境与机制构建

相对贫困是一种多维性、发展性、分散性贫困,其治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从物质维度看,发展失衡的长期存在导致相对贫困群体陷入增收困境,因此需要构建凸显城乡融合的持续增收机制;从精神维度看,帮扶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相对贫困群体陷入思维困境,因此需要构建凸显内生动力的人文发展机制;从权利维度看,分配制度的长期失衡导致相对贫困群体陷入权利困境,因此需要构建凸显平等共享的收入分配机制;从政策维度看,扶贫政策转向的滞后导致相对贫困群体陷入福利困境,因此需要构建凸显综合治理的福利保障机制。

美国学者对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的认知与评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海外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呈喷涌之势,美国学者对中国贫困治理的研究占据海外研究的主导地位。他们从不同视角出发,围绕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世界影响、现实挑战进行分析探讨,其中不乏客观评价和中肯建议,但也存在误识和疑虑。对此,要充分认识全球减贫差异性问题,继续丰富中国特色减贫理论;要有力回击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与抹黑,同时也要重视客观公允的建议;要向世界讲好中国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助力全球减贫事业发展。

农村贫困治理中低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差异与变化

主观阶层认同作为个体在社会环境中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和判断,与个体的机遇、未来前景以及主观福祉等密切相关,然而其在贫困治理中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出发,实证考察了农村低保对低收入群体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一差异在精准扶贫干预后所产生的变化,并进一步检验了其中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相比没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获得农村低保救助的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的主观地位感知更低。进一步地,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前,相比没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有农村低保的低收入群体呈现出更低的主观地位感知、更差的主观流动感知。而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之后,这一状况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并且这一变化在处于主要工作年龄的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显著。未来的农村贫困治理应将低收入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纳为重要考量。

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社会福利强度与相对贫困治理——基于三次分配的视角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量化了再分配过程中居民获得的社会福利和第三次分配中的其他转移性净收入对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并测度了可支配收入形成后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额外福利强度。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相对贫困线的分析结果表明,再分配确实降低了居民收入的相对贫困率,全国社会福利减贫效应达到15.81%;再分配改变了相对贫困率最低省份的分布格局,但未改变相对贫困率最高省份的分布格局,也未改变相对贫困程度东、中、西依次递增的区域分布模式。居民实际获得的社会福利强度及其减贫效应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特征,社会福利一定程度的错配影响了其整体减贫效应;第三次分配在减少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有很大提升空间,地区差异不大;中国进一步消除相对贫困所需的平均额外福利强度为2.07%,表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增的特征。

提升农民相对贫困治理能力的实践路径——以吕梁山护工为例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相对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都承担相应的责任,更需要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积极作为。吕梁市通过大力发展和培育吕梁山护工,加大技能培训,探索走出一条帮助贫困人口掌握技能、实现就业、脱贫致富的路径,不仅为贫困山区的脱贫攻坚探索了新的发展渠道,更为提升贫困人口能力素质,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进而为探索新时代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形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