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冲击、产业结构变迁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传导机制与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识别外部冲击因素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的影响,本文利用债券募集说明书和跟踪评级报告收集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数据,并将2008年经济危机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研究了负向的贸易冲击对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负向的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融资平台发债总额,还体现在融资平台发债次数以及单笔发债规模上。从机制分析上看,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负向贸易冲击的影响从而采取的扩张借贷等政策,会使得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同时产业结构变迁也是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负向的贸易冲击会导致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下降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未来偿债能力的下降,进而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现长期债务增加。此外,通过异质性分析可以发现,负向贸易冲击使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增加的效应主要存在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子样本中以及生产率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子样本中。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完善我国经济内循环,提高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并且转型升级,这可以使得我国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的冲击,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贸易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近两次金融危机数据的经验研究

以2008年的数据为实验组,1997年的数据为对照组,论文比较研究了两次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贸易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1997年相比较,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贸易波动对于GDP和就业的影响均呈减弱趋势。贸易波动对GDP波动的解释力从30%下降到10%左右;对就业波动的解释力度从10%下降到0.35%左右。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加大,外需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中国将向世界输出自己的经济周期。

双循环背景下贸易冲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2020年,受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及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影响,我国提出双循环战略以提振经济。本文基于双循环背景下由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的贸易冲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采用2000年~2019年三次产业构成数据,研究国际贸易化程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并结合当前双循环政策背景,利用计量软件基于VAR模型进行宏观分析研究,探析贸易冲击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冲击对服务业影响较大,对第一、二产业影响相对较小,总体而言贸易冲击会减缓产业优化升级进程。

贸易冲击、经济波动与结构性去杠杆

贸易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如何有效推进结构性去杠杆值得深究。本文基于99个经济体1980-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细致探讨了宏观杠杆率、部门(家庭、政府、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波动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考察贸易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类杠杆率与经济波动之间均具有稳健的非线性“U型”关系,即分别存在一个维持经济波动最小的均衡杠杆率水平。此外,贸易冲击降低均衡杠杆率的影响在部门间具有非对称性,其中政府与家庭部门反应最为敏感。在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结构性去杠杆的重点在非金融企业部门,而家庭部门与政府部门仍存在谨慎加杠杆的空间。

国际贸易冲击效应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1978-2005

本文将国际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解为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三个方面,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经验检验,识别了国际贸易结构性冲击,并考察了各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预测期内,在国际贸易三种结构性冲击中,国外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正效应,后者为负效应,前者短期效应较明显,而后者长期效应较明显;名义变量(贸易条件)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则不显著。随着中国汇率制度的改变,贸易条件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应引起重视。

国际贸易冲击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经济稳定视角

本文研究了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冲击对经济体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在封闭经济还是开放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都表现出农业部门份额持续下降、工业部门份额保持不变、服务业部门占比持续增加的趋势,但在开放条件下经济体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比在封闭条件下表现出更显著的分化趋势。当受到外贸冲击时,经济体产出结构比消费结构具有更大的波动性,消费者偏好调整效应抵消了部分外贸价格冲击;当受到更大的外贸冲击时,经济中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会表现出更大的不稳定性,经济的结构性风险明显加剧。

双边贸易失衡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变动——“中国贸易冲击”的量化及效应分析

本文量化评估了“中国贸易冲击”对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文章从贸易成本、生产技术和消费需求三个方面区分了影响贸易和就业的冲击性因素。我们发现:相比贸易成本和生产技术,消费需求冲击更好地拟合了中美贸易失衡的实际变动。中国贸易冲击和美国消费冲击对2000—20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贡献比例分别约为20%和36%。因此,双边贸易成本变动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中国冲击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贸易冲击与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作者基于贸易冲击的视角,首先使用1995~2015年HS4分位编码下中国遭遇的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涉案产品数据,在控制宏观经济因素和触发策略因素等变量后,利用面板负二项计数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贸易冲击对中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具有正向影响。随后选取五个对中国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手段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即美国、墨西哥、欧盟、加拿大、印度,利用面板logit模型,证实贸易冲击提高了中国遭遇"双反"调查的概率。

国际贸易冲击、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G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实证分析国际贸易冲击、汇率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广义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美国需求冲击对中国GDP影响较大,波动周期长;中国GDP对欧元区需求冲击反应迅速,波动较小。而广义预测方差分解发现欧元区需求冲击对中国GDP波动的贡献率高于美国需求冲击。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中国净出口下降,从而使GDP下降,但GDP下降幅度小于净出口,同时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国内通货膨胀。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有效应对贸易冲击、汇率冲击的关键。

基于媒体报道食品安全事件的贸易冲击与市场转移效应

利用2008—2017年国内主流媒体报道数据及与51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以猪肉进出口为例,采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分析了基于媒体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贸易冲击与市场转移效应。研究发现:(1)近年来频繁曝光的猪肉食品安全事件带来的负面冲击是导致中国猪肉贸易逆差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猪肉食品安全事件每增加1%,中国猪肉出口额下降约0.23%,而猪肉进口额上升约0.18%;(2)中国猪肉进出口也会受到贸易伙伴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没有食品安全事件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猪肉食品安全事件的反应程度比卷入食品安全事件的贸易伙伴更强烈,从而使中国对卷入食品安全事件的贸易伙伴的猪肉进出口额反而更高。这意味着,食品安全事件虽然会对一国出口产生负面冲击,但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事件可带来市场转移机遇,出口商可通过市场替代减轻损失。

逆全球化压力下贸易冲击的经济波动压力测试——基于产业关联理论

逆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冲击对经济平稳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重要议题。贸易冲击是外部冲击最直接和直观的测度方式,也是导致外向型经济体产出波动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产业关联理论构建动态Leontief模型,并结合中国42个产业的实证数据,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进出口贸易冲击通过产业关联对经济波动的压力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冲击通过直接拉动效应、间接拉动和推动效应对经济波动造成压力,且该压力通过产业间关联扩大;进口贸易冲击通过进口替代产业发展反向拉动了经济增长。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外部波动压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逐步呈现,应在关键领域的重点产业找准施策发力点。

收入贸易条件的冲击对中国私人储蓄率的影响

在综述贸易条件影响宏观经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1981-2014年收入贸易条件和私人储蓄率的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收入贸易条件影响私人储蓄率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贸易条件对私人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会带来私人储蓄率的上升。最后,通过以上分析结合中国目前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跨境贸易冲击对居民福利分化的影响及应对——以明清美洲白银流入为例

本文以明清时期美洲白银通过贸易渠道大量流入,造成贫富差距扩大为背景,构建两代理人新凯恩斯(TANK)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跨境贸易冲击对不同家庭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跨境贸易冲击会改变国内消费品和国外消费品的生产比例,导致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成本发生不对称变化,进一步扩大福利差距。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应对,其机制和效果各不相同。财政支出盯住通胀、转移支付、国内消费品价格补贴、投资品价格补贴,分别通过抑制通胀、补贴贫困家庭、促进消费、刺激投资等不同渠道抑制贫富分化。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断演进,我国将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遭遇更加复杂的贸易冲击,这将对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造成影响。对此,政府需要充分利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防止贫富差距拉大,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中美贸易冲突为什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一个政治经济视角

此轮中美贸易冲突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对抗强度之高是两国建立邦交以来从未有过的。中美两国之所以由往昔的“友好非盟国”走向“战略竞争对手”,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的冲击;而贸易之所以成为“导火索”,则是美国过往的经验和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需要,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毋庸讳言,中美贸易冲突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一定的冲击,但程度并非不可控。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和日美贸易冲突的经验教训来看,此轮冲突仅仅拉开了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进行抑制的序幕,只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坚定自己的立场,才能更好地维护我们的发展权。因此,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定发展信心,不断深化改革,强化自我实力等,才是确保中国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

贸易、就业与中国农村贫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中国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重要方略,产业扶贫则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实现手段。在全球化快速扩张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产业扶贫并完成减贫目标,是关乎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性梳理全球化和中国农村贫困的典型事实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研究出口贸易冲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地区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实证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冲击显著降低了地区贫困发生率。结合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检验发现,贸易冲击通过提高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率和增强移民网络效应,来增加家庭人均收入。为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一方面要扩大开放程度,充分利用贸易红利促进产业扶贫的实现,另一方面要发展国内市场,以应对全球经济的波动。

经常账户调整对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冲击:一般规律与异质性——来自19个重要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拓展的OR(1995)两部门模型,探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常账户调整对一国实际有效汇率的短期冲击。首先,构建基于外生冲击的面板VAR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结合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调整对实际有效汇率先呈现负向冲击后迅速转正,但在全样本和发达国家组别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其次,通过构建SVAR模型,探索全球四大经济体经常账户短期冲击的异质性,结论表明危机后源于经常账户的短期冲击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但并非美国、德国、日本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主要贡献因素,经常账户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呈现微小正向冲击。这些结论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需要密切关注经常账户调整的潜在影响,发达经济体需要重视经常账户调整背后的金融渠道,积极付诸改善本国收支结构的努力。

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

近年来各类贸易政策冲击使全球产业链步入深度调整期,“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本文基于FactSet Revere全球供应链数据,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海外供应链关系进行追踪,考察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这一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上市公司海外供应链的变迁动态与重构模式。研究表明:贸易政策冲击显著提高了“断链”风险,但当产品难以替代、契约成本较高或双方具有长期合作基础时,供应链表现出更强韧性。进一步研究供应链重构模式发现,中美企业间“断链”难以在短期内恢复,但中国企业会通过将供应链转移至近岸、本土以及其他欧美国家以实现风险规避,同时调整产业范围完成供应链重构,这一过程在企业具备较高的信息搜寻效率和较强的多元化布局能力时更易实现。在当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有效应对外部经贸冲击、提升供应链韧性,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贸易条件冲击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波动——基于53个国家的SVAR分析

如何加强和推进南南合作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本文以1980—2020年53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探究贸易条件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虽然同属于支出法GDP核算体系,但生产端GDP与支出端GDP在核算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时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不同;第二,支出端GDP核算方法与宏观调控政策可以更好地解释贸易条件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将解释程度从已有文献的10%提升至40%;第三,发展中国家多采用加剧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无法起到熨平周期的作用,因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汇率稳定双重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本文从核算方法视角解释了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之间存在分歧的原因,为加强南南合作以期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参考。

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与影响因素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双边经贸领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事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及能否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关系。本文利用1998—2018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和合成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结构升级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消极的“低端锁定”,而是产生了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具有较强的需求互补效应和供应链效应。本文研究对于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也是对所谓“中国出口冲击”相关研究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