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上)

印度在1950年至1962年期间,两次对中国西藏地方实施贸易管制和禁运;虽然两次禁运的背景不同,但印度政策所具有的战略性是明确和一致的,即利用西藏同印度传统贸易的特点,特别是西藏在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上对印度的依赖,迫使中国在有关中印关系的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尼赫鲁及其政府总是在中印关系出现重大事件或面临重大危机时,采取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实质。中国对这两次贸易管制和禁运的反应及政策是截然不同的,对印度第一次禁运的反应和政策相当温和,而对印度第二次禁运则采取了坚决的反击措施。中国对印度禁运的不同反应和政策,说明了冷战背景下中印关系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显著变化,同时也说明了中印"不对等"的政治及经济关系的演变。

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1950—1962)(下)

三、印度对西藏的全面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 印度对西藏的全面贸易管制和禁运，是在1959年3月西藏叛乱及解放军平叛、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在边境争议地区的朗久和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以及1962年6月《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失效等重大事件的背景下实施的。西藏叛乱及解放军平叛不仅是中印关系的转折点，也是中印经济贸易关系和藏印贸易的转折点。作为对中国平叛的反应，印度政府再次对西藏实施经济封锁。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两国在边境争议地区的朗久和空喀山口发生武装冲突后，印度加大了禁运力度，开始执行全面禁运政策。《1954年中印协定》期满后，中印贸易和藏印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因此，印度第二次贸易管制和禁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从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谈起

在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着贸易自由化与国家对外贸易管制两种力量,中国和平发展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两种力量发生冲突的具体表现。贸易自由化作为改善和变革全球经济的重要手段,强调贸易利益机会均等,但其非均衡的发展态势,使得国家实行更为严格的对外贸易管制措施甚至贸易保护主义,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贸易中国家间固有的利益冲突,并严重影响到贸易自由化的健康进程。贸易自由化向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扩张,要求对贸易自由化的利益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和透明,要求国家获得利益的途径更为民主化、合理化和合法化。

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与日中贸易关系(1948～1958年)

1948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美国开始一步步升级对华贸易管制政策。这严重地阻碍了日中贸易关系的发展。日本独立后，最初几届政府均未脱离美国政策的窠臼。如果日本政府企图恢复日中贸易关系，那么，必须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带动了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调整,即从允许中日进行易货贸易转向迫使日本对中国实施比巴统"中国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更为严厉的管制。探索该变化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杜鲁门政府的中日贸易管制政策与其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和对东南亚的政策互为因果,彼此影响,共同推动了亚洲冷战的进程。

盟友间的争执——冷战初期美英在对华贸易管制上的分歧

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策划利用经济武器向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由于英国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以及它治理下的香港在中西方贸易中的重要转运作用,英国在对华贸易管制上的合作成为美国成功利用经济武器的关键。然而,基于对冷战的不同设想和大相径庭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战略,在对华实施贸易管制的初期,美英之间的矛盾斗争显得微妙、复杂。

论新中国成立初年美英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分歧与协调

面对中国革命胜利不可逆转,美英调整对华政策。虽然二者目标一致,都力促中苏分裂,但基于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利益,英国选择"软拉",美国实施"硬压"并要求英国等仿效。于是双方在对华贸易政策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并损害两国关系。另一方面,美英毕竟是西方盟国而且具有传统的"英美特殊关系",双方又不得不彼此协调。从1949到1957年,美英之间在对华贸易管制方面的矛盾微妙复杂,时而激化,时而缓和。

略论进出口贸易管制与WTO规则——兼析美欧对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的出口申诉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和欧盟于2009年6月23日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与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墨西哥于8月21日也提出同样磋商请求。美欧申诉书中提到的原材料包括矾土、焦炭、氟石、镁、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

出口贸易管制制度与中国的实践

实施一定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不仅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也是其他国家都在采取的做法,但其具体存在之理由是多方面的。在考察了WTO协定与普遍存在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间的相容性,并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后两起重要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案后,针对我国国内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之实况,提出了实施出口贸易管制的建议。

从NSC41号文件看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实行经济援助和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管制和禁运,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应运而生。NSC41号文件是美国比较系统和完整地规定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第一个文件,它的实行极大地影响了亚洲各国的发展。而对美国自身而言,美国对华的贸易管制作为确保其政治和国家安全利益的一种经济手段,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又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作用。

我国海关贸易管制法律问题刍议

国际贸易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海关作为我国贸易管制政策的执法机关,面临执法依据不完善,立法机关权力交错,上位法授权不足,自由裁量权缺乏法律规制等问题,处于矛盾汇集的漏斗底端。当前我国海关贸易管制执法中反映出来的法律问题可以划分为海关执法依据和执法权限两个方面。因此,海关贸易管制的未来法律规范可以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内容,并以合作行政理论为依据,以行政权力授权与制约为核心构建贸易管制的联席会议机制:一方面,通过海关与贸易管制企业之间的新型合作行政关系,引导企业自我拘束和守法;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和司法环节的审查和制约,保障海关贸易管制执法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的积极效用。

CEPA下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管制放松研究--博弈模型及其自然实验

在香港经济衰退与内地区域竞争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内地与香港在CEPA下实现贸易管制放松的博弈模型。由理论与计量分析发现,CEPA使得内地与香港两地产品的交易费用大幅节约,提高了两个经济系统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而扩展了总市场容量,两个经济系统的产业分工因而得到长足的发展。CEPA的进一步深化落实将有利于帕累托改进出现。产品的单向流动并未实现CEPA的最大制度效应,实际上,香港可以通过构建产品的期货离岸金融市场反过来促进内地的发展。

CISG第79条下贸易管制对合同责任的影响

国际商事活动中政府的贸易管制时常发生,当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不能履行时,合同不履行方可否依据CISG第79条的规定主张免责?第79条的免责规定使用"障碍"一词而没有明确列明哪些情形属于该"障碍"范围。比较大陆法中不可抗力制度和英美普通法合同落空的概念,可以得出结论政府管制能够纳入到该"障碍"范围。

竞争战略:从贸易管制到知识产权规制

国家竞争战略正在从贸易管制升级到知识产权规制，国家在制定其知识产权战略、法律和政策时必须清醒地认清这一点，否则就会落入知识产权霸权国家的陷阱。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

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考察,可以发现一方面美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正逐渐从禁运战略物资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经济遏制的目的也逐渐从阻碍苏联集团国家战争潜力的增长向影响苏联集团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推行“中国差别”政策,继续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政策使美国与西方盟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国内贸易管制措施与竞争控制制度关系探讨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市场一体化不断加深,贸易保护措施在国际贸易中的表现也尤为突出。贸易保护通常表现为贸易管制措施中限制性竞争,包涵了边境的管制措施、国内管制措施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等。国内贸易管制中的限制性竞争行为更是愈演愈烈。针对国际贸易中的国内管制措施的限制竞争制度进行分析,总结出常见的表现形式,以及呈现出的特点,进而分析如何规制控制这些限制竞争行为。

伪满时期日本的石油贸易管制研究

伪满傀儡政权成立后不久,日本即在伪满洲国对石油这一战略物资实施了贸易管制政策。日伪当局石油贸易管制政策和措施后果如何,目前学术界缺乏综合性的研究,一般泛泛地认为"明确禁止美国石油公司等在东北石油市场继续经营",①将从事石油贸易的美国公司"统通赶走了"。②至于美国对伪满洲国的石油出口,有的学者根据《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的相关资料,认为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美国便对伪满洲国实行了石油"禁运政策"。③这些观点,不但与美国史学家关于"满洲门户的部分关闭反而意味着美国贸易额的增加"④等论述不相符,而且与历史事实有较大的差距。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外交文件中的相关记录、学术论著以及国内文史资料等,拟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海关贸易管制风险管理问题探究

风险管理在海关贸易管制中的应用主要是依托"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海关监测系统"和"海关风险管理平台"展开。但是,贸易管制风险管理理念及方法亟待强化,贸易管制风险分析的手段及模式有待提高,贸易管制风险分析缺乏稳定机制,资源整合尚未形成体系。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推动贸易管制风险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使贸易管制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深入人心,并提高贸易管制风险分析的前瞻性和应对能力。

论法治信仰对海关贸易管制执法的意义和启示

贸易管制执法是海关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对国际贸易安全和便利的要求不断提高,贸易管制的范围更加扩大,执法复杂性更加增强,执法的风险更加突出。本文从法治的精神层面出发,试图从加强法律认同、推动积极执法、促进自我约束这三个方面,揭示树立法治信仰对于提高贸易管制执法水平的重要意义,并探讨在海关贸易管制执法中,如何从立法参与、价值实现、程序保障和风险防范等各个环节,充分发挥法治信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