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有异与异中有同——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之洁的分析

曹雪芹以玉字来命名贾宝玉、林黛玉、妙玉。他们身上均有“洁”的体现,这是创作者的故意。但他们的“洁”又有着区别:妙玉为“过洁”,她依此来确定人我之别;黛玉为“情洁”,她的洁先天生成,是心灵之洁;宝玉是浊与洁的综合体,他在情悟的过程中,去浊就洁。

贾宝玉“女儿执着”的破灭与甄宝玉的“传情入色”

《红楼梦》用神瑛侍者后身贾宝玉在人间的一生经历,讲述了贾宝玉对“女儿执着”(痴情、意淫)、视读书人为“禄蠹”执念的破灭过程,并以此构架小说结构和控制故事书写节奏;又通过对与贾宝玉抱有相同执着的甄宝玉的醒悟(执着的不可得)和转变(传情入色、随顺入世)的书写作为对照,展现了作者对明清知识分子执着于“情”主张的反对:批判皮肤滥淫,同时反对“情执着”(意淫)、反对视入仕上进为禄蠹的执着,主张破除心中名、物执念,随顺世间。

《红楼梦》的儒家天命观——以贾宝玉为例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浪潮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其主人公贾宝玉的悲惨命运深刻反映了作者曹雪芹对于世俗生活的拒绝态度。不过,这仅仅是对曹雪芹文化态度的一种宏观概述,并不能全面展现其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强调了历史解读的主观性,指出任何对历史的回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读者自身的偏见和立场。

花主、诗人和哲人——神道设教与贾宝玉的形象设计

通过神道设教这一叙事传统,曹雪芹将大观园写成了花柳世界,赋予大观园群钗以花柳的特质,赋予贾宝玉以花主、诗人和哲人的秉性,将贾宝玉那近似"花痴"的意淫行为写成了一种诗意的行动,目的在于呈现一种生命意识,即对青春和美丽的欣赏、体贴和眷恋,《红楼梦》的叙事因此呈现出诗性叙事的特质。根据叙事传统去把握作品可以达到对作品的还原解读,而二十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基本上属于文化建构甚至是意识形态建构,是一种"别有动机"的误读。

石头的言说:孙悟空、贾宝玉所体现的石头精神

孙悟空、贾宝玉都体现了石头精神。孙悟空所体现的是石头精神的常态,即坚定执着、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社会重任,表现为对现有秩序的巨大破坏性和无与伦比的创造性;贾宝玉所体现的是石头精神的变态,即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拒绝长大、拒绝繁衍后代,表现为自身对抗社会力量的软弱性、高尚的贵族精神和思想的叛逆性。前者是明代社会上升时期世俗英雄的写照,后者是清代社会极盛时期无力补天的“多余人”形象。

贾政与贾宝玉关系还原批评

《红楼梦》(前80回)舒卷自如地展露了贾政直面“贾宝玉现象”的“嫌恶”心态(第一时段)、绝望心态(第二时段)和妥协心态(第三时段),揭示了他从无比焦躁到无限痛苦到无奈认同的心理轨迹。凡此,皆受两种“力”的牵制,一是主流文化对男人(含少年男子)的价值期待;二是作为自然人寻常人的骨肉亲情,尽管后者是潜存的、被压抑的,甚至是羞于正视的。

诗意地栖居——贾宝玉的死亡遐想与诗性生存追求

宝玉的死亡遐想和他诗性生存追求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背离儒家主流文化的死亡模式,维护自己本真的生存状态;呼唤充满灵性的心灵,感受存在的深度;迷恋女儿世界,寻找灵魂的居所。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转化,共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世俗理性的真、善、美的自由和谐的生存境界,这种生存追求有相对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

感谢主持人邵老师的介绍。很高兴与朋友们做个对话。确实是对话，不是客套。熟悉我的小说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在小说中设置多种对话关系。

哲学的悲剧 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本质上是一个哲学的悲剧。贾宝玉否定的是儒家的根本,即道德人性,他在对现实彻底绝望之后,并没有选择儒学信奉者通常选择的赴死以明志的人生结局,而是选择了遁世而去的结局,正表明封建社会末期的信仰危机和哲学贫困,这实际上宣告着儒家哲学的失败。

水石文化隐喻——《西游记》中唐僧与《红楼梦》中贾宝玉比较研究

隐喻是根据已知的事物把握体验未知的事物,捕捉人对抽象事物感受和体验最重要的形象化手段之一。《西游记》中唐僧与《红楼梦》中贾宝玉水石文化隐喻内涵丰富,隐喻象征深刻。唐僧与柔性的水意象密切相关,贾宝玉与石头、通灵宝玉三位一体,与硬质的石玉结缘,他们虽来自不同的渊源意象,却有着同质的文化隐喻意蕴。他们都涉及到弃不弃、情不情、死不死、物非物四对对立统一的辨证命题,在此是是非非的思维模式中彰显着吴承恩与曹雪芹对生命对人生超然的理解态度、冷然释然的反思精神。水石文化隐喻为我们深入了解唐僧、宝玉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与意义开阔了视野,也为深刻理解《西游记》《红楼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叔嫂逢巫犹遇鬼 声色货利即病源——王熙凤和贾宝玉遭遇魇魔法新解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一回中,马道婆的妖术只不过是个整人的幌子,贪图钱财才是其真实目的。王熙凤和贾宝玉是恶者和善者都出了名的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均属于世难容式的“精神病患者”。叔嫂所逢的“五鬼”为“巫鬼”和“无鬼”的谐音,世上本来无鬼,“五鬼”指的是“巫鬼”马道婆。“风月宝鉴”具有烛照人世的特异功能。人世间,正面显示的多为表象,莫为表象所惑;反面才是事物的实质,凡事应多加品味。

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

从《离魂记》到《牡丹亭》、《聊斋志异》都存在一个兼顾爱情与亲情的传统,《红楼梦》前八十回中贾宝玉也不完全否定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不宜再从反传统的角度出发对宝玉出家作太多毫无保留的、非理性的肯定。贾宝玉出家不完全是由于爱情的失意,他也没有完全断绝对家的感情。

贾宝玉“恋母情结”的泛化与错位

由于对贾宝玉养育关系的混乱,造成他早年接受母爱的缺失和"恋母情结"的泛化。贾宝玉的"恋母"是"恋"着给予了自己母爱的一个群体;"仇父"是"仇"视代表父权体系的一个群体。贾宝玉"恋母情结"具体指向的错位主要体现在精神上对秦可卿的依恋和"意淫",以及生活上对袭人的依恋和占有欲望。

生命价值失落后的痛苦灵魂——论贾宝玉形象的悲剧内涵

贾宝玉主要是一个以传奇化手法塑造的艺术形象。它是曹雪芹补天之志失落后痛苦灵魂的象征。顽石补天神话充分表明曹雪芹具有补天济世之志。贾宝玉作为情种的实质是隐于情,是一种无奈的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贾宝玉悬崖撒手,回归顽石,包涵有对生命存在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寻,但主要是生命价值失落后逃于佛禅的精神超越。

贾宝玉·甄宝玉·北静王

《红楼梦》中有一个甄宝玉,作者仅用虚笔点出。甄宝玉其人,前八十回中凡两见:一是第二回一是五十六回。这一甄(真)一贾(假)两个宝玉,竟如出一体,难分彼此。那么,《红楼梦》作者用虚笔点出甄宝玉这一人物来究竟有何深义?本文拟就此略抒浅见,或与曹翁本意谬以千里也未可知。我们姑且先抛开这甄、贾宝玉的纠缠,去说书中另一个着墨不多,但却是作者正面描写的皇室成员中最高爵位的人物——北静王世荣。贾府为秦可卿出殡那天,北静王为之摆设路祭,贾政、贾珍等人接驾应酬,北静王提出要见见那“啣玉而生”贾宝玉。

成长的烦恼和青春期叛逆——从年龄的角度看贾宝玉

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写了贾宝玉从10岁到19岁一共九年间的故事,这个年龄段正值青春期,宝玉的叛逆性格与其青春期有着直接的关系。宝玉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与家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彻底否定读书做官的传统道路。宝玉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感觉生活毫无意义,流露出厌世的情绪,在经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之后,最终离家出走。贾宝玉的青春期叛逆比常人严重,与其特殊的家庭环境有关,包括贾政简单粗暴的管教,贾母的极端溺爱,大观园的独特条件。作者写《红楼梦》既是对自己早年"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深切忏悔,也是对读者的忠告与规劝。

“诗意”裁判彰显尚“善”情怀——论贾宝玉社交行为的尚“善”价值品质

大多数《红楼梦》读者认为,贾宝玉的社交行为,其关系暧昧近乎情恋,行为缠绵近乎异态。然而情感的"诗意"裁判下,贾宝玉的社交行为中,有人性的光辉,有真、善、美的价值品质内涵。综观贾宝玉的社交行为描写,其表达了作家生命本真的人生理想,展现了作家高尚的人格魅力,表现了作家"助益"社会人生的责任担当。因而,其具有鲜明的尚"善"价值品质,是曹雪芹高品位创作追求的集中体现。

贾宝玉“女性化”服饰考

从《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服饰刻画切入,探讨贾宝玉"女性化"服饰现象由来。首先针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首服、上衣、下裳、内衣、足服、皮草、雨雪装、配挂饰物进行分类梳理;其次以明清笔记、历史文献为基础考证贾宝玉服饰的现实来源,探明贾宝玉服饰的奢华与僭越的具体表现,并提出贾宝玉服饰"女性化"现象是以色彩与纹饰作为表现媒介。得出贾宝玉"女性化"服饰的形成是受生活环境、心理因素、封建礼仪制度3方面综合影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