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商业贿赂合作制度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商业贿赂的治理是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等系列法律规定,企业通过举报制度、奖惩激励制度等合作机制,有效地打击了美国的海内外贿赂。目前,我国商业贿赂的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商业贿赂的治理还存在缺乏专门的反商业贿赂立法、法律责任形式简单且惩罚力度过轻、对行贿者和受贿者未同等对待以及缺乏企业自首制度等诸多问题,这与现有法律规范缺失、措施制度不足有关。合理借鉴美国反海外贿赂的合作机制,制定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律,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建立有效举报途径和举报人保护制度,完善反商业贿赂的奖惩制度、自首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等措施,能够有效地解决我国的商业贿赂治理问题。

商业贿赂认定中“如实入账”的功能重塑与规则细化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中,商业贿赂认定与“如实入账”认定长期混同。“如实入账”规则在法律规范中的定位不明,缺乏具体的认定规则,严重影响商业贿赂认定的稳定性。商业贿赂的实质是不正当地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不实入账仅是商业贿赂的外在表征,通过独立的“如实入账”规则无法完成不正当性判断,但折扣、佣金的如实入账能够排除商业贿赂违法风险。反不正当竞争法下“如实入账”的内涵应当包括真实性、完整性和合理的确认与计量。折扣和佣金“如实入账”的前提是支付行为具有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目的,会计处理需要体现经营者营业收入和商品成本的减少且计量准确。只有故意的会计舞弊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的不实入账。

商业贿赂犯罪的成因思辨及规制研究

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不具有完全对应的一致关系,就商业贿赂而言,是包含行贿和受贿的双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贿赂在双方交往关系、往来财物数量、是否依据职务请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利益等方面有别于馈赠,界定商业贿赂行为及其犯罪概念具有现实意义。复杂隐蔽的手段为商业贿赂披上“合法外衣”,从主体、客体分析商业贿赂犯罪构成,明确其内容包括财产性利益(如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物或者期权、债权等)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性贿赂),从多维视角分析其具有侵害行业竞争的合法权益、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社会危害表现。有关部门应从完善刑罚配置、增设刑罚种类;严格规范执法、敦促企业合规;拓宽贿赂边界、完善刑事法网;主观证明推定、降低司法成本等方面对商业贿赂犯罪进行有效规制。

犯罪学视角下贪污贿赂犯罪原因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重刑高压上,而是应当深入探索犯罪原因,从源头上进行遏制与防治。从犯罪学的视角来看,贪污贿赂犯罪是社会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失范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行为人在与参照群体的比较中感受到相对剥夺,在目标和手段的不和谐中产生紧张情绪,最终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泄自己的敌意。根据社会交往理论,行为人在与亲密群体的交往中学会了贪污贿赂行为,在周围环境的刺激中着手实施了犯罪,在外部、替代与自我的不断强化中将犯罪行为持续下去。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与日常活动理论,行为人在日常活动中能够发现适宜且缺乏保卫的目标,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群体压力及家庭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犯罪动机,通过对犯罪所得和损失的理性衡量,行为人作出实施贪污贿赂犯罪的决策。

自由竞争理念下商业贿赂问题的法律治理研究

商业贿赂的竞争法品质决定了自由竞争理念应是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基础价值。我国传统反商业贿赂模式面临的困境包括:传统的法律监管模式滞后、有权监管商业贿赂的执法机关较多、企业反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不足。原因在于:传统反商业贿赂的立法理念滞后;反商业贿赂的执法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激发民企反商业贿赂积极性的法律机制。当代反商业贿赂应贯彻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发挥公私主体协同治理的效能。公主体层面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立法层面的认定标准,精简反商业贿赂主管机构。私主体层面应建立符合数字经济时代要求的合规审查制度,建立内部独立审计监督制度,形成保障企业合规审查制度运行的配套机制。形成双向贯通、上下联动的反商业贿赂模式,在维护市场动态竞争的前提下实现商业贿赂问题的有效治理。

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立法检视--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对于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修改充分贯彻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反腐败方略,加大惩治单位受贿罪的力度,注重单位行贿罪的刑期均衡,并进一步完善了行贿犯罪规制体系。但对其进行立法检视,不难发现在修法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之处将会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惑,具体表现为财产刑的误用或缺失、刑罚适用的僵化以及罪与罪之间惩治力度不协调等问题。在应对路径上,可以通过取消对国有非企业单位的罚金刑配置,调整行贿犯罪“必并科”财产刑的立法模式,协调行贿罪与特定关联犯罪的刑罚配置,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增设没收财产刑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职能作用研究

商业贿赂问题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对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和公平构成了严重威胁。高校作为知识传播和社会培养的重要场所,必须致力于治理商业贿赂,维护其声誉和廉洁原则。高校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内部监督和反贿赂的关键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论文旨在深入研究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职能作用,探讨商业贿赂的定义与形式,以及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特殊职责。此外,我们还将探讨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的角色与职能,包括商业贿赂的监测与预防、调查与执法等方面的内容。

医疗企业反商业贿赂合规体系构建研究

医疗企业商业贿赂现象频发,现有规则体系和机制难以应对高要求的合规标准。因此,在医疗企业引入反商业贿赂合规势在必行。当前医疗企业合规建设在我国已初见端倪,但由于合规理念有待深入普及、现有合规体系难以应对法律的复杂多变、合规建设成本与企业预期投入不符且处于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初期,以风险为导向的合规建设并非最优选择。与之相比,建立以管理为导向的合规体系在有效降低合规建设成本、增强合规建设积极性并提高合规实施成效等方面优势显著。具体而言,可以从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方面进行以管理为导向的合规体系构建。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之形成、反思与突破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交易禁止格局立基于国家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以覆盖交易范围为目标和以强化禁止力度为目标的两大发展阶段,最终确立了以对价关系为犯罪构造核心、以对向犯为立法架构基础的犯罪治理主基调。然而,坚持以交易禁止为核心的犯罪治理策略和立法设计思路,一方面将进一步激化犯罪治理的供需矛盾,另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囚徒困境的构建难度。审视交易禁止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政治—社会”权力格局调整是第一动力,而回应性立法模式混同了交易型腐败与贿赂犯罪是困局根源。要突破交易禁止格局的犯罪治理瓶颈,就需要先明确贿赂犯罪的非即成性“以权谋私”本质,再厘清利益冲突与权钱交易的位阶关系,最后沿着“违纪—违法—犯罪”路径构建新犯罪治理格局。

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案中的反洗钱研究——以323份洗钱罪判决为分析样本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洗钱犯罪七类上游犯罪之一,行为人采取系列手段掩饰、隐瞒贪污贿赂犯罪所得来源和性质,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侵害。通过搜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近年来323份洗钱罪刑事判决,从中分析监察体制改革后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上游犯罪的洗钱罪裁判情况,发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洗钱犯罪打击存在的适用法律困境,结合洗钱罪修订背景,针对司法机关办理贪污贿赂犯罪如何有效精准打击洗钱犯罪提出建议。

介绍贿赂罪立法价值剖析

介绍贿赂罪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保留说”和“废除说”都是从其犯罪构成的角度进行阐述,两者均未论及介绍贿赂罪的价值。而介绍贿赂罪具有严密反腐法网、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预防贿赂犯罪的价值和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只要罪名设立具有相应的价值,且与现行的刑法体系没有冲突,自然就应当保留。但还应注意区分本罪在司法实践中与其他罪名的结合,如果介绍贿赂行为,除撮合沟通外,还参与行贿受贿的其他过程,则该行为同时构成了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此时对其从一重处,以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论处。

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的补足:并重惩治

我国立法及司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理,素来受到“重受贿,轻行贿”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立法存在构成要件、量刑设置、罪名设置、追诉时效等方面的不对向,使得司法实践产生行贿方主观不对向、受贿方客观不对向,同案处罚不平衡、不合理等司法困境。《刑法修正案(十二) (草案)》对行贿罪量刑的修订实际上是对“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的重申。落实党中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重要决策部署是司法机关的思维模式向“行贿受贿并重惩治”转变的重要前提,将行贿、受贿之于贿赂犯罪处理置于同样重要的环节及位置,处以轻重相称的量刑标准是“行贿受贿并重惩治”的应有之意。要合理解决贿赂犯罪不完全对向性所产生的司法困境,还需要慎重审视“行贿受贿并重惩治”刑事政策实现的现有障碍,着重表现为行贿犯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并善用“囚徒困境”理论,解决并重惩治协调性问题。

职业体育比赛贿赂行为刑法规制及主体身份认定

职业体育比赛领域的贿赂行为由上游贿赂行为、中游谋利行为、下游非法利益所组成,存在贿赂罪、操纵比赛罪、诈骗罪3种规制模式。虽然操纵比赛罪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但因其存在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继续坚持贿赂犯罪规制模式是更为可行的道路。认定职业体育比赛中国家工作人员应明确国家相关性与国家代表性系“从事公务”的核心特征,同时结合个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行个别化判断。在以足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比赛中,体育协会官员,国有俱乐部管理人员,国家队教练员属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俱乐部一般工作人员,非国有俱乐部工作人员,俱乐部运动员与教练员,国家队运动员属非国家工作人员。

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分析

近年来,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加大惩治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的力度,以期扭转法律规定存在分歧、医药企业商业贿赂泛滥、医院缺乏市场化竞争的现状,但是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仍屡见不鲜。本文以刑事合规制度、立法完善、DRG/DIP改革为视角,试探讨完善医药行业商业贿赂行为治理的措施。

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赣卫监督发[2024]6号)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省疾控局机关各处室,省直医疗卫生机构:为进一步规范医疗卫生机构药械采购行为,完善诚信体系建设,打击商业贿赂和腐败行为,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

《江西省医疗卫生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一、《办法》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本《办法》适用于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的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机构和个人(以下简称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以及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接受财政资金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人员。

恒昌医药:销售“劣药”屡次被处罚 监管关注商业贿赂风险

在经历长达两年半的等待、接受三轮问询之后,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医药”)的创业板IPO之路还是以撤单宣告终止。恒昌医药是一家服务于中小型连锁药店、单体药店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药流通企业,通过其自主研发的B2B商城建立直供专销模式,直接连接上游制药企业和下游中小零售药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深交所的问询内容来看,监管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业模式、销售费用、重大诉讼情况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三轮问询中都要求公司针对“商业贿赂风险”做出进一步说明。

论贿赂犯罪罪名体系

现行刑法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是以犯罪主体和对象为标准建立的,存在较大的缺陷,为完善这一罪名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以犯罪客体作为划分标准,对相关规定进行重新整合,分别纳入公务贿赂罪、商业贿赂罪和行业贿赂罪中。

英国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的充分程序抗辩——兼谈对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启示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最具特色的制度创新当属适用严格证明责任的"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的"充分程序"抗辩制度。如果被指控的企业可以证明内部建立了充分程序防范行贿行为,便免除未能预防"关联人"行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英国司法部出台的《指引》对于充分程序的执行提供了详细指导。建构充分程序需要遵守合比例程序、高层承诺、风险评估、尽职调查、沟通交流、监控与检讨六项原则。我国需要借鉴英国的充分程序抗辩,重视程序法对于法律责任技术配置功能,采用事先预防和事后惩治结合的治理贿赂立法模式,借鉴和适用企业预防贿赂的常识性法律原则。

贿赂犯罪立法体系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回应

对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科学评估,是评鉴立法与学理正当性的重要机制。中国贿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以“分体式”“行为群”、法益实质损害为中心加以构建,在法理结构与犯罪治理功能上存在着“三重危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贿赂犯罪刑法体系更新应当实现:在立场选择上坚定积极治理主义导向,转变刑法功能定位,前置刑法介入基点,弱化刑罚强度,增加刑法干预能力;在优化方案上建构“分体+分层式”的治理体系,全面革新“分体式”罪名体系,细化法益保护层次,建构“微罪—轻罪—重罪”的罪名序列,基于刑法评价确当性与精细化的要求,增设利益冲突型、不法馈赠型贿赂罪,以揭示法益损害为中心准确设定构成要件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