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政院”与“咨议局”的权力差异看传统国家转型中的权力悖论

资政院与咨议局皆为预备立宪时期“议会”的“预备机关”。从《资政院章程》与《咨议局章程》文本对比的角度来看,资政院与咨议局权力差异非常明显。资政院仅具有建议与咨询的权力,对中央行政权力的制衡非常弱;咨议局与省督抚之间明显的权力制衡关系,符合宪政体制下地方议会之功能。在“大权统归朝廷”这一立宪改革的目标之下,一方面清廷需要通过设立“议会”来挽救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咨议局来制衡地方督抚,强化中央集权。因此,在中央,清廷希望资政院作为一个咨询、建议机构而避免对皇权构成威胁;在地方,清廷则希望咨议局制衡督抚。资政院与咨议局之间的权力差异导致地方上的公众政治参与压力传导至中央,而中央的资政院无力应对甚至助长了这种政治压力,导致清廷的合法性快速流失。地方督抚则受束于咨议局,无力掌控地方政局的走向。咨议局与资政院之间的权力差异是传统国家转型中集权与限权悖论的体现。由于缺乏历史自然演进的机遇,集权以推动国家改革与限权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发生,二者内在的张力最终导致帝国的崩溃。

论清末资政院预算审查权的确认与行使

1910年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议决的宣统三年预算案,是民意机关首次对朝廷收支进行监督和审核的历史事件。经过这次常年会的讨论,国会的预算审查权的确认得到了宪法意义上的表述,说明在中西议会的产生与发展史上,财政预算问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资政院的设立,与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议会政治对于缓解国家财政困窘的突出意义有关,其对宣统三年清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的全面审议与对原预算的核减,也与当时财政部门对财政支出的"节流"需求相关。很多议员意识到,资政院预算审查权的真正落实,取决于国家政治结构安排的合理变化。

论资政院激进特征的政治生态影响——以“弹劾军机大臣案”为中心

在1910年的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上,激进的议员两次弹劾军机大臣,其言论、行为、心态处处引领激进思潮。弹劾案是议院内外激进势力相互激荡的结果,也与载沣和军机大臣无视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依旧延续传统的政治思维和行事方式密切相关,更是宪政制度顶层设计的内在矛盾的具体体现。议员们的胆识和勇气固然可嘉,但他们的激进行为非但没能加快立宪步伐,反而严重破坏了政治生态,这种初衷与结果的背道而驰、程序与目的的错误取舍促使我们对政治激进主义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告戒我们:改革必须步步为营,率先营造绿色政治生态是政治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

清末资政院议政活动一瞥——留日出身议员对议场的控制

清末资政院议政活动一瞥——留日出身议员对议场的控制尚小明资政院的设立，是清末筹备立宪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将“庶政公诸舆论”，以“为他日设议院之权舆”①。也就是说，它与真正的资产阶级国家议会尚有一定距离。然而，资政院于宣统二年十月开幕后，却出现另外...

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

资政院开会期间 ,立宪派议员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 ,在他们的努力下 ,资政院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宪派议员表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对许多重要的议案不能始终坚持 ,往往不了了之 ;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意见不一致 ,行动不协调 ;他们敌视群众运动 ,主张予以镇压 ;他们对时局的影响也因受许多方面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 ,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 ,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具有进步意义。而且 ,这些议案的提出 ,对于破除专制思想和动摇清朝专制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其他立宪派相比 ,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立宪派议员与革命派在改革政治、推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存方面是一致的 ;

杨度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争论

1902年开始的十年内,晚清政治高层围绕着刑律修订的不同意见而爆发了激烈的"礼法之争"。时逢资政院成立,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身份将新刑律按程序提交资政院审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涉及新旧刑律的区别,以及改颁新律的意义,其发言暗含对礼教的批判,从而正式将礼法争论的场所转移到了资政院内进行。通过审视杨度在资政院的这一发言,可以对研究晚清礼法之争作一个侧面的补充,同时也对立法过程中传统的扬弃问题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议案博弈:资政院常年会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

清末政局波诡云谲,新旧各种政治派系的纠葛博弈,不仅反映在资政院章程的字面之义,还表现为资政院两次常年会各项具体活动之中,尤其表现为会议期间围绕政府提交、资政院核议的各项议案的纷争。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提交、会议、审查、搁置等全过程看,该案在政情剧烈变动的政局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棋子。正是从这颗棋子举轻若重、举重若轻地抛舍闪转之间,可以窥测清末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清末资政院第二届常年会

资政院,为清末“预备立宪”在中国首次设立的全国性议事机构,是对代议制的草创和尝试。在近代中国的宪政进程中,其走出了第一步,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从1907年筹办伊始,资政院的主要活动,即两届常年会议。1910年第一届常年会,已有人作了一些研究;而1911年第二届常年会正值战乱,致使史籍散杂,迄今尚无专论之文。有鉴于此,笔者仔细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和报刊记载,拟就一些主要问题,初步进行论述。

清末资政院与宪政编查馆权限纠葛评析

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是清末宪政筹备时期的两大核心机构。由于军机大臣全体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使得宪政馆所代表的行政权无限扩张,严重侵夺资政院所代表的立法权,引发院馆权限争执,使得表面上的院馆之争最后发展为资政院与军机大臣之争,并开日后弹劾军机大臣的先河,同时也折射出早期宪政史上中国立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必然冲突。

清末资政院第二次年会弹劾盛宣怀案研究

清政府曾经于它的最后时刻强制推行铁道干线国有及借洋款筑路政策,这一直被立宪派人士视为导致四川乃至全国动荡的直接诱因,因而主管其事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直为时人所痛恨。为此,作为清末预备国会的资政院于1911年10月22月召开第二次常年会之初,资政院议员即顺应社会舆论而集中对"罪魁祸首"的盛宣怀进行了弹劾,成为二次年会期间一个备受关注的议案。此事虽已历经百年,但其过程与结论仍有待进一步的梳理。

清末激进思潮与资政院速开国会案互动关系研究

清末围绕立宪法、开国会而展开的"预备立宪",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一场从帝制向宪政过渡的社会革命。同所有改革一样,它需要全社会付出时间和努力加以培育,方可使其逐渐臻于完善。但不管是各省的国会请愿运动还是作为预备国会资政院的速开国会议案讨论,都在先进国家成功的示范和本国危亡的压力下获得空前的社会认同,将上自清廷权贵下至各省士民卷入其中,并使带有激进色彩的"速开"论思潮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回顾资政院速开国会案讨论过程乃至整个国会请愿运动,除了让人振奋于中国民众空前的权利诉求之外,也不难发现运动中激进思潮的愈演愈烈,进而表现出人们对国会制度的多重误读,并由此产生诸多负面的效果。

汪荣宝与清末资政院新刑律议案的审议颁布

晚清时期的汪荣宝,同时兼职于多个清末核心新政机构,参与了新刑律等重要法典的审议与起草工作,在清季法政界可谓举足轻重。同时,汪氏一生勤于日记,其内容见证了清末新政时期诸多重大事件,为研究清末政坛必不可无之材料。今人通过汪氏日记的记载,再与其他材料相互印证,实际上可以大致厘清新刑律审议、表决直至最后颁布的经过,以及清末立宪时期立法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博弈关系。

百年来国内外资政院研究状况评述

作为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一项重要内容,资政院是西方议会制度在中国最早的尝试。从1907年9月20日由清廷正式宣布筹建,资政院经历了筹建、成立、开院议事到结束的历史过程,而其间最主要的活动,即是两次常年会的召开,以及会期内表决讨论的众多重大议案。近百年来学界对资政院的研究跨度很大,经历民国时期的初步介绍阶段,直至本世纪以来的全面展开,若干方面已经积累下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可对资政院的更深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清末资政院和谘议局平议

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爱国人士争取民主权利的场所,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也有诸多关联。

论资政院与《大清著作权律》的诞生

整个知识产权制度属于近代的历史范畴。迪福曾这样描述18世纪英国出版商的地位--"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总制造商或雇主,若干文学家、作家、撰稿人、业余作家和其他所有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总制造商雇佣的劳动者"。可见,这样的社会力量是中国古代任何时候都无法企及的,且只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呼唤出一部法律的出现。中国的著作权制度是在国家步入了近代化以后才开始出现,而资政院在第一次常年会上对于著作权立法的讨论,则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开启了新的篇章。

浅谈清末资政院的悲剧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 ,在内忧外患的强力推动下 ,清政府在与地方立宪派的较量中 ,只能做出一定的让步 ,资政院是这场政治斗争的高潮 ,也使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在一些人心中打上了问号。本文主要论述清政府操纵资政院的活动过程 ,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分合 ,从中可看出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及其胜利的原因 。

论资政院总裁

主持和领导资政院工作的总裁 (议长 ) ,在资政院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权力。武昌起义以前的四五年间 ,清政府先后简派了六位正副总裁 ,他们的出任、活动、解职都反映了清政府利用总裁 ,控制资政院 ,使资政院仅仅成为封建政府的御用议事机关的意图。

最后的应变与改革——以清廷对资政院的控制为考察中心

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的立宪行动大大加快,时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资政院作为清廷主导产生的立宪机构,它同清廷及军机处、宪政编查馆等新旧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矛盾重重。而清廷通过修订院章、改换总裁等行为,以图加强对资政院的控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武昌起义后,外力的骤压使得清廷对资政院大开绿灯,资政院也从原来的"议院基础"迅速转变为具有"虚君共和"性质的真正的议院,但这并未能挽救清王朝覆亡的命运。

清末资政院研究综述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由于时势不同,人们对资政院研究出现了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90年以来,资政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很大的进步,研究的起点也很高,但研究的队伍很少,发表的论著也不多,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全面。

清末“立宪改官”中的资政院和咨议局

(一) 清末封建统治者从反对君主立宪到赞成“立宪改官”、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的。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空前尖锐。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已经求生无路,求死不能,纷纷奋起反抗。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说:“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劳,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