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促进了资本流动吗——基于企业跨地区投资的视角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因素,那么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否缓解这一局面、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通?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上市公司在异地设立子公司的行为衡量资本要素的流动性,系统考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能够促进资本流动,表现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显著提升了辖区内上市公司设立异地子公司的比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提高了政府放权意愿,降低了市场分割程度,进而促进了企业跨地区投资;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地区行政壁垒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及民营企业样本中,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对企业跨地区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制度性政府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为当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思路。

地缘政治风险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中介效应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地缘政治风险正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变动和全球外汇市场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可忽视的风险来源。以2000年1月至2022年12月43个国家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政治局势不稳定对汇率波动的影响与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提高汇率波动水平,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增加1%,汇率波动性增加0.984%;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汇率波动的重要机制;地缘政治风险对汇率波动的增加作用具有异质性,对非OECD成员国的增加作用较OECD成员国更为显著,对欧美地区的增加作用较亚非拉地区汇率波动更大,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增加作用更加明显;前期地缘政治风险与前期汇率波动均会显著影响当期汇率波动,地缘政治风险对汇率波动的增加作用具有持续性。国际政治局势不稳定对于汇率波动的影响正在逐渐长期化,在此背景下,研究结论为通过维持政治稳定性减少资本流动降低汇率波动风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经验证据。

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57个经济体199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FDI改善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发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更完善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更为显著;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改善。根据上述结论,本文为如何更好地利用跨境资本流动来改善中国的收入分配提出了政策建议。

汇率预期影响因素、度量与跨境资本流动研究

本文梳理了汇率预期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结合已有理论和指标对比分析了汇率预期度量方式,对汇率预期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汇率预期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内在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从汇率预期度量方式上看,3个月期NDF与市场实际表现拟合度较好;内外部因素都会对汇率预期产生影响,且不同时点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汇率预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滞后期较短。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文章采用系统性风险指数(SRISK)测算银行系统性风险,并构建MS-VECM模型,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动态调整机制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着显著相互作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误差修正作用;该长期均衡及其锚定调整下的短期误差修正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制结构变化;收敛、稳定与扩张三个区制状态都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利率、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新兴经济体市场资金流动逐渐复苏,我国短期资本双向流动活跃,资本流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变动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本文选取2010—2021年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探究利率、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三者之间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率与汇率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存在显著影响,短期资本流动对利率的冲击反应更加敏感。

高铁开通对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文章研究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中国区域资本流动,提高了外省向本省的资本流入规模。中国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对区域资本流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对西部地区却存在较小的负向影响。文章据此提出,各地应因地制宜地推进高铁建设,以高铁建设连通全国各区域,促进要素合理流动。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全球金融周期、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自主性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政策自主性面临挑战。本文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全球金融周期进行区制划分,研究跨境资本流动在不同区制中对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低波动区制中,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负向影响更大,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自主性存在差异化影响;第二,全球金融周期处于不同波动区制时,汇率制度弹性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影响均不显著;第三,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低波动区制内,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在跨境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负向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在高波动区制内其作用受限,故应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地缘政治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TVP-SV-VAR模型分析地缘政治风险向短期跨境资本传导的主要渠道,并利用DY溢出指数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变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地缘政治风险溢出与证券投资、直接投资、其他投资等渠道下资本流动的关联。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具有时变的短期负向效应,并通过利率、汇率、资产价格等渠道向我国资本市场传递溢出效应;当地缘摩擦加剧时,政治风险会基于市场互联不断传染放大,造成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等资本市场子市场的跨市场溢出。建议相关部门强化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研判,持续完善外汇交易真实性审核和实需管理,从优化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和稳慎推进债券市场开放两方面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弹性和韧性。

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0—2022年中国42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实证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1)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相比于大型银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小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为显著。(2)国际资本流动的不同方向和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国际资本流入和流出分别对银行存贷比例和不良贷款率为正向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投资会抑制银行的信用风险,而证券投资提升了银行流动风险。(3)国际金融恐慌加剧了国际资本对银行流动风险的推动作用,为防范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稳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跨境资本流动、流动性错配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是金融体系中体量最大的金融机构,研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我国商业银行2010-2022年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选取流动性错配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作用链条中的间接作用。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对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促进效用,且对增加流动性错配也存在积极影响,而流动性错配会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的增加;同时,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提高银行流动性错配,进而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是显著的,但对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是不显著的。

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点、潜在风险及政策建议——基于分类经济体的分析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类型结构、主体部门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呈现出的特点包括:跨境总资本流动规模大幅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净资本流入逐年攀升;发达经济体其他投资流入显著下滑、发展中经济体直接投资流入仍占主导;发达经济体其他部门资本流入占主导、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部门流入增加。新特点的出现对各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政府部门融资比重提升,引发货币错配风险和债务危机压力,直接投资的“金融化”和“虚拟化”引发潜在风险。未来应减少外债规模,防止货币错配,引入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与经济波动

近几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攀升,国内经济也由量的发展转向质的提高,那么明确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则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的数据构建VAR模型和“BK”溢出指数实证研究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及其周期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和跨境资本流动增加都会导致中国经济波动加剧;第二,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促进跨境资本流动;第三,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因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存在差异,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短期(半年内),而跨境资本流动在短期和长期(半年以上)均对经济波动产生不利冲击。因此,相关部门需强化不同周期下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针对不同周期下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资本流动对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实施相对应的措施,并完善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监测体系,以实现经济稳健发展。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国际证券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贸易网络中心性水平提升,该国国际证券资本(净)流入将受到抑制;抑制作用的机制通过影响股票和债券的国际投资得以实现,次贷危机期间及发达国家所受到的抑制效果更趋明显;抑制作用的强弱受各国的股市波动率、银行业发展水平和贷款风险溢价等因素影响,套利因素将促使资本经由处于贸易网络中心的国家流到边缘国家。我国应结合贸易网络中心优势产生的外部影响力和控制力,优化政策体系,提高国际证券资本配置效率。

美联储加息周期下人民币汇率及跨境资本流动研究

文章回顾了美联储历次加息周期的背景及特点,定性分析了2006年后美联储两次加息对人民币汇率及我国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并结合当前内外部宏观环境,对我国经济政策、人民币汇率深化改革和国际化进程以及风险预警与快速响应机制等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研究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金融开放程度持续深化,特别是“十三五”规划提出“金融双向开放”政策后,我国在全球金融活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跨境资本流动作为衡量金融开放程度的关键因素,影响着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进而间接影响实体经济。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总强度的增大会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结果显示,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影响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外汇储备规模较小、社会融资规模较小以及恐慌指数较高时,跨境资本流动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

基于国际资本流动视角的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构建策略

在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跨国资本的流动更加频繁,并且也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向,因此应当正确认识国际资本流动,为中小企业搭建更加畅通的国际融资平台,使得国外的资本能够流入中小企业。本文以建立更加开放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探讨对象,对中小企业的融资特点和国际资本流入国内的障碍分别展开了探讨,从中小企业、融资方、政府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模块设计的思路,最后提出了基于国际资本流动构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的具体策略,希望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目前存在的融资问题,增强国际资本流动,推动现代化开放性融资体系的建立,尽可能地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大数据在中国-东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研究了大数据技术在中国-东盟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控中的应用,探讨了如何通过数据收集与整合、风险监测与预警系统、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控制与缓释等环节提高风险管理效率。首先,本文介绍了跨境资本流动的现状及其带来的风险,强调大数据技术在风险防控中的潜力。其次,详细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控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包括多源数据获取、实时监测和智能预警等技术手段。最后,本文提出了推动大数据在风险防控应用中的对策建议,强调构建高效的数据共享平台、提升数据分析技术的创新能力、强化数据驱动的风险预警机制以及推动跨区域数据合作与整合的重要性,为政策制定和金融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助力中国与东盟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演变、趋势展望及相关举措建议

自19世纪以来,国际资本的流动发生了数次演变,每一个关键的演变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并产生了极为显著的经济影响效果。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更为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特征,且向着双向资本流动方向发展。探索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演变及趋势,有利于进一步知晓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经济对策。文章围绕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演变和趋势进行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关举措和建议,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