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互联网使用的资本积累 效应与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缓解

促进全社会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是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互联网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效应是促进相对贫困缓解的重要机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城乡设定贫困标准,并对比互联网减贫效应的城乡差异。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能缓解个体的相对贫困,且对农村居民的作用大于城镇居民,采用工具变量模型克服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将线上资源转化为线下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而缓解相对贫困。其中,互联网使用积累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应更强,经济资本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强。同时,互联网使用的减贫效应存在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门槛条件,且门槛值存在城乡差异。建议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强化互联网的人力资本积累作用,加强对城镇贫困居民和农村“贫困边缘群体”的关注。

知识资本积累、空间溢出与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拓展的三地区局部溢出(LS)模型,对城市群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结构特征和空间演化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对最具“创新城市群”特征的长三角城市群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于知识资本积累,随着知识资本集聚,城市知识生产(创新)成本逐渐降低,进而促使知识资本更为内生地集聚,如此循环反复,最终促进了城市群创新中心形成;(2)知识资本空间溢出是创新中心形成的主导因素,城市群不同地区知识资本本地溢出和跨地溢出存在差异,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群“创新中心—边缘城市”结构;(3)城市群创新互动在于创新中心知识溢出巩固了“群”结构,边缘城市的承接作用使得“中心”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了城市群整体福利水平;(4)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市场效应和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促进了创新中心的形成,市场拥挤效应则起到了抑制作用。打造城市群创新中心是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城市群创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文章为解决中心城市虹吸、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建设城市群创新体系、培育城市群创新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农业转型与资本积累——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

罗莎·卢森堡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的农政思想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梳理。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农业的资本主义转型被视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而卢森堡关注的是传统农业和农村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内含的矛盾。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农政思想主要强调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支配性影响和后者逐渐被资本化的变迁方向,农业农村往往处在一个被动的、被改造的地位。卢森堡农政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传统农业农村领域的深刻依赖,以及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农村领域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位置。但这种资本积累的实现路径对于传统农业农村有很大伤害,也最终会激化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所以,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及其危机的克服

在数字时代,伴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的劳动方式出现了,这推动了资本积累的空间化转型。尽管资本按照自己的要求不断生产新的空间,带来空间的内在属性与形态的变化,但这一转型并非不会遭遇危机。由于数字时代中虚拟资本的大量涌现并与投机性的房地产市场相裹挟,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叠加城市危机频发,特别是当劳动主体从工厂车间中的工人转变为游弋于各个城市角落乃至虚拟空间中的“朝不保夕者”时,人们的城市权被剥夺殆尽,这使得解放政治的空间重构迫在眉睫。

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基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角度的分析

数字帝国主义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扩展经历了从原始积累到资本积累的转变过程,非经济性手段的运用逐渐转变为经济霸权的确立。数字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在其早期阶段,数字帝国主义主要是以技术本身的力量,辅之以政治、军事力量,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数字化、数据化和数字资本化,并完成了对数据的原始积累。在此之后,数字帝国主义就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这一新型资本积累方式,以资本积累的逻辑实现对世界的全面支配和控制,这展现了数字帝国主义在演变和扩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

数字平台与平台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平台资本积累是资本积累逻辑发展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所呈现出的新方式和新手段。就其生成机理而言,数字平台的建构及资本化运用是前提和关键,数字劳动者的价值创造活动是积累源泉,数据的占有及商品化利用是核心。就其运作逻辑而言,平台资本积累过程即以数据商品为核心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就其现实观照而言,平台资本家通过采取“数字泰勒主义实践”、“算法管理技术”、“数据殖民意识”、“自由劳动理论”以及“众包、计件、零工制”等资本与技术合谋的手段对劳动全过程加以规训,从而更好地为资本积累服务。为了规避平台资本积累剥削和异化问题,激发数字平台及平台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必须摒弃私有逻辑对数据资源、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的操纵。

浅析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革命家,面对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风暴,她撰写了《资本积累论》一书,对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问题、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要素的获得途径、关于可变资本的积累等问题进行思考,预测了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的命运,对当前社会发展带来重要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于考察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本质,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回顾及制度建设

中国社会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由多元资本积累条件的失灭到逐步恢复的过程。中国资本积累方式变革的实践表明,由于资本参与积累的初次分配和社会再分配的情形不同,资本的积累方式和过程因公有和非公有的不同而不同,不同产权性质资本的收益者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一元公有资本积累能够缓解社会矛盾而多元资本积累则会使社会矛盾激化。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积累,应该表现出比现代资本主义更好的优越性。中国必须设定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资本积累条件。

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关系及动态能力在其中的间接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显著促进技术资本积累;动态能力及其结构要素在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资本积累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对技术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且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以上结论拓展了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等理论的研究视域,为企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增强动态能力、构建技术资本积累长效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

资本积累新样态与资本主义时间景观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利润平均化趋势下,剩余价值的分配不是按照个别资本所实现的商品价值进行,而是按照其所使用的资本量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分配。但这并不意味着所用的资本量越大,积累的利润就必然越多。在差别逐渐被竞争拉平的环境下,小资本可以通过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达到资本积累的目标,这便是“速度代替数量的规律”。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升级换代,速度代替数量的速度经济成为当代资本积累的重要物质杠杆。在平台化积累方式的推动下,时间和速度已然是当代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其在积累方式平台化发展中塑造了独特的资本主义时间景观。

CEO的财务背景影响企业技术资本积累了吗?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CEO财务背景和企业技术资本积累间关系为设计对象。实证结果表明:CEO财务背景能够显著正向促进技术资本积累,且CEO薪酬能够显著促进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CEO的财务背景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资本积累;基于股权集中度、CEO持股比例和企业规模等视角,发现CEO财务背景对技术资本积累的作用存在异质性。本文旨在拓展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相关方面的研究,并为企业选拔和激励CEO及职业经理人制度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审思数字经济时代情感劳动与资本积累

情感劳动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创造性解读,是对劳动者某些特质劳动或劳动中情感支出的阐释,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边缘地带到被纳入资本生产逻辑的空间范围,都体现情感劳动对资本积累持续补贴和资本对剩余价值隐蔽性攫取的事实。本文以非物质劳动作为情感劳动的前导概念,解析女性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话中所呈现出的情感劳动与资本积累的互动关系,透视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对劳动过程情感操控的特殊性;在认同情感劳动特殊价值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情感解放和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行动路径,以期实现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裕。

推动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

文化与城市发展密不可分。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二部分“2023年政府工作任务”中明确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这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当前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中长期战略。城市作为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双轮驱动中的重要一环(乡村是另外一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发展趋向

企业普遍存在着冗员过多,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相对短缺的现象,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迫在眉睫。本文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积累方式的新特点、新趋势。

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动力

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议论中国居民(住户)储蓄存款增长幅度较大的问题。经济学家注意到,在居民储蓄大幅增长的过程中,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呈现较大幅度下跌。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总括起来大致有五:第一,人们收入增长,以及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有所减弱;第二,疫情使得网上的消费行为基本针对正常生活,而大大削弱了随机消费规模;第三,房地产市场低迷,以致一些准备买房的人,押后消费;第四,债券市场波动加大,违约增长,使得安全投资品种倍显匮乏,从而选择了更多储蓄;第五,疫情强化了风险意识,希望加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

异质性实物资本积累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实物资本积累既可以为区域发展提供补给,也能滋养产业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异质性实物资本积累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总体上实物资本积累与产业创新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实物资本积累的具体影响发现,资源型实物资本积累对产业创新水平发展有抑制作用,而制造型实物资本积累有利于产业创新水平提升。从区域层面看,中部地区的实物资本积累对产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降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制造型实物资本积累对产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依然存在抑制作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制造业发展薄弱,过多的资源型实物资本积累导致西部地区产业创新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应该进一步明确创新型产业体系的发展定位,加快创新服务的机制设计,优化创新型产业体系的发展环境。

资本积累和就业问题文献综述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但是剩余价值是否是资本积累的唯一途径曾经在理论界产生过激烈的争论。本文试图以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为研究背景,在总结经济理论关于资本积累和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基础上,分析中国资本积累方式和资本积累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就业形势,探讨不同的资本积累方式和就业总量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提出适合国情的资本积累方式。

近代云南区域资本积累能力及流向分析

资本积累能力的蓄积与合理流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的物质基础与动力。云南作为皇朝经济的边缘地区 ,清代中期以来便已形成与核心区域传统社会中农业为主的不同的产业结构模式 ,即矿业和农业共同构成云南的经济基础 ,成为区域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但由于清代皇权对云南实行的经济统制制度 ,使其基本产业的剩余产品难于在区域内形成有效积累。直至 1840年之后 ,随着皇朝原有制度模式的松动 ,云南自我资本有效积累的能力才逐渐成长 ,并朝着较为合理的积累流向演化 ,但也因此造成云南地区直至 2 0世纪初期资本的积累规模与产业转换能力仍处于较低的能级水平。

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实物资本积累与人均产出的实证分析

设SKi为第i个省份的投资率,SHi为第i个省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含高中)占总人口的比例,Yi为第i个省份的人均产出,我们对SKi、SHi和Yi进行计量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各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主要因为各省份之间实物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而主要由于各省份之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而导致;目前中国继续通过提高投资率SK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空间已不大,而通过科教兴国战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SH却能有效地快速拉动经济增长。

论中国企业的资本积累

文章指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资本积累严重不足。股份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实现资本积累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是 ,就一般的国有企业而言 ,实现资本积累仅仅依靠单一的股份制改革方式是不够的 ,必须双管齐下 ,既要重视增量资本的积累 ,也要重视存量资本的集中。增量资本积累的途径 ,一是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 ,二是允许银行对企业投资。存量资本集中的途径是实施企业“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