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和提升国有企业资本效率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非金融国有企业为样本,从外部成本以及内部治理两个层面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论说明:1)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改善融资约束,优化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配置。3)从市场、政府以及国有企业自身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环境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改善国有企业资本要素错配。其次较高的财政补贴隐含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弱化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资本效率提升效果。最后在较高水平内部控制环境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国企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数字化转型赋能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和机制,为探究我国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减税激励、企业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小微企业的证据

小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基于2010—2018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通过增强小微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投资能力”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并且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非制造业、未享受政府补助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强的小微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提升了小微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增强了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但并未增强小微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总体而言,本文肯定了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对小微企业的积极影响,为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实施新收入准则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H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以收入准则变革为背景,选取A+H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投资对投资机会敏感度”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实施新收入准则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A+H上市公司实施新收入准则后在短期内资本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在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研究表明虽然收入准则改革从长期来看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但是实施初期可能诱发企业逆向选择或者产生代理问题,导致企业资本配置效率降低,所以应重点关注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研究结论拓展了新收入准则的影响范畴,有利于提升相关会计准则的影响力和市场经济功能,使会计信息使用者更能全面地看待市场信息,从而做出更加合理的决策。

区域金融化视角下的企业并购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并购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实现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当前区域金融环境存在明显差异的背景下,并购能够通过加速资本市场迭代,充分发挥资本配置的作用。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并购数据,从同属并购、异地并购两方面探讨区域金融化对并购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区域金融化背景下,同属并购和异地并购均能有效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东、中部地区并购也有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国有企业并购有助于改善所属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但民营企业在金融环境改善后可能降低了并购的谨慎性,反而损害了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这为我国民营企业壮大、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

城市智能化对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文章选取2012-2022年我国1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测算体系,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市智能化对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城市智能化对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城市智能化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能够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间接助推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此,政府应提供政策支持、加强技术研发、做好平台搭建、加强监管力度,不断提高城市智能化水平、提升资本配置效率,从而充分发挥城市智能化对流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反向混改与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重要实践。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选取2007—2022年我国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反向混改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反向混改对提高民营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积极作用。融资约束在反向混改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结果揭示了反向混改通过改善融资约束,促进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有益于民营企业资本效率的提高,这对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ESG表现、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绿色发展

ESG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实践,传达了经济效益与环境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驱动市场激励和强化外部监管,对企业的绿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选取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探讨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配置效率在ESG表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竞争程度较弱与环境规制强度较小的企业中,提升ESG表现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ESG和绿色发展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明确了ESG表现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路径,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企业生命周期、公司治理与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现有关于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非效率资本配置治理效果的检验大多局限于静态层面,本研究通过构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指标,从企业发展进程的动态层面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变,并检验公司治理机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随企业生命周期呈先降后升的趋势变化,且不同阶段差异显著,但投资不足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几乎不发生变化。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治理效果随企业生命周期发生演变。在过度投资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在成长阶段显著抑制过度投资;大股东持股在衰退阶段加剧过度投资。在投资不足组,管理层持股能够降低公司投资不足;成长阶段中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成熟阶段中的独立董事反而加剧投资不足。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笔者运用1993—2007年中国30个省份2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Wurgler(2000)的估算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并基于此检验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及其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对地区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证实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未提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产生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相比较股票市场,中国的信贷市场并未起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金融发展的滞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了障碍性效应。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摒弃以政府替代市场和限制竞争的管制性产业政策,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和坚定地实行国企改革。

社会资本、政府干预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选取2000—2012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3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社会资本和政府干预影响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和较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社会资本与政府干预在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地区,社会资本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制造业产业资本配置效率视角

阐述了内部要素市场发育滞后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与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借鉴Jeffrey Wurgler的研究思路并采用我国30个地区28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模型计算出2001年1月至2006年8月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的资本配置效率;用回归模型验证了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所设置的要素流动壁垒、分割市场和重复建设的行为,创造资本性收入、干预地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引资竞争、对外资税收减免和基础设施竞赛行为导致区域产业资本配置低效。减少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竞争对区域资本配置负向影响的关键是:确定科学合理的政府目标函数维度,并保持目标函数维度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加快内部要素市场开放,建立生产要素的合理定价机制,矫正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治理"预算外"收支,限制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过快增长。

政府治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

以2008~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政府治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资本配置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其主要体现为从提升政府效率、加快市场化进程等方面改善政府治理水平,能显著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相比政府治理水平较低的地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效果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明显,即政府治理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分别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介于1/3至2/3之间和资产负债率低的样本组更显著,而政府治理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在资产负债率高的样本组更显著。

中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实证分析——基于32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对2001-2006年中国32①个工业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较低且波动较大;工业内部各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大,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能源资源产业资本配置效率高,传统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配置效率低;中国工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工业资本配置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地区最低。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山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和山东省1993—2006年37个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对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资本配置水平相比,山东省资本配置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但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相关指标显示,山东省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与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短期工业贷款和资本配置效率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实际居民消费增长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正相关。金融市场总额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于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衡量指标,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上述关系在通过更换核心变量、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均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其中在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代理冲突较严重的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拓展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会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因此,企业应当充分把握数字化变革的发展机遇,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使得数字化转型能够与企业发展导向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运营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实现效率变革和价值增长的双重目标。政府应着力构建和完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与帮扶机制,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顺利实施。

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化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在对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水平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显著优化了我国实体经济资本的配置,而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不明显。研究还发现:在所引入的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较大。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优化作用越显著,但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自身对资本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减弱。

“营改增”是否提升了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营改增"是中国税制的重大改革,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对"营改增"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继而采用我国2009-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计量检验"营改增"对我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以"营改增"为主线索的新一轮税制改革,不但能直接提升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还通过提高资本回报率、改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资本深化以及增加企业科技研发投入等中介效应来提升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长期来看,"营改增"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滞后性保持稳定。另外,本文提供了"营改增"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研究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