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以西汉辞赋八家为例试论汉初文人赋学地位之升降

中国古代文本的流动性,在造成某一文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会出现该文本不断被改写、续写或重写的可能,从而形成不同的“文本簇”。在这个过程中,文本的“史实价值”与“教化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列西汉赋八家,其中陆贾、枚皋、东方朔具有因后世建构而进入西汉著名赋家行列的特点。这体现了“文本流动”与“赋家建构”的典型特征。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了文本背后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知类”的时代--存在于子、集之间的汉代“小说家”与“赋家”

汉代是一个“知类”的时代,“家”意识觉醒。赋与小说成“家”的最大学术背景是《汉书·艺文志》将王道分崩离析后的民间私家之学和汉代众多新兴的学术重新汇聚起来,在新的统一帝国建构“新王官之学”,故以新参与者身份择“小说家”与“赋家”分别入“诸子略”与“诗赋略”,观采新王政之道。在早期中国知识学系统化的过程中,小说家和赋家又以“艺文类聚”之法,将从“类”的知识体系文学化。从知识归类视角考察“小说家”与“赋家”,既要以逆流而上的思路,由“四部”返回“七略”,在文集未炽盛之时,视二者为“一子之学”,在“新王官之学”建构体系中观其流别;也要以顺流而下的思路,观子学与文集成合流之势,觇见二者在流衍中互有交织,可资观采,又繁类成艳而“艺文类聚”,逐渐与子部疏离,进入集部视野。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梁园赋家行年新考

前汉梁王刘武以好客养士知名,投其门下的羊胜、公孙诡、邹阳、严忌、枚乘、司马相如、公孙乘、路乔如等赋家,形成了蜚声赋史的“梁园”作家群。严忌约生于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卒年不详;邹阳约生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卒年不详;枚乘约生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卒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刘恒后元二年(前173),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公孙诡、羊胜生年不详,二人同于汉景帝刘启中元二年(前148)受命自杀。公孙乘、路乔如二人生卒不详,仅有赋作传世。以上梁园诸赋家可以考出之行迹、作品,均编年系之。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班固赋家身份建构思想的得失评议

赋家作为文学书写主体的身份最早在汉代开始得到建构,身为赋家、历史家的班固是汉代建构赋家身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赋家身份历史生成路径的描述,对赋家生成的历史原因的总结,对赋家身份性质的言说,都极为深远地影响了后之赋学研究。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巨大,学者并且常常以班固的赋家身份论为研究赋体起源、赋之所指、赋之功能的根本依据,将之视为关于赋的符合历史实相、也具足理论逻辑的权威言述。可以说,后之赋学多以班固的赋家身份理论为自己的学术支点。学界对班固相关理论的采信,没有建立在对班固言论先行的学术审理基础之上,其采信是令人生疑的。审理班固建构赋家身份相关言论,虽然在赋家身份建构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其相关言论在历史和理论之双重逻辑上都存着在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后世赋学研究对班固言论的使用应注意到这些方面,否则,对赋家身份的学术研究,甚至对赋学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将会因为盲目地全盘采信班固之言论而导致误判。

《鬼谷子》与“赋家之心”

作为战国纵横家典籍的《鬼谷子》一书,在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不仅影响着“士”的精神面貌和说服艺术,而且影响着赋体文学的创作,这种影响在赋体创作中,主要是通过“养志”和“盛气”的内在品质和“分威”、“散势”的结构来实现,而就其实践结果言,也可以从汉赋中,看到“赋家之心”和纵横家的共同、相通的方面。

赋家为郎与两汉赋风的生成及流变

在考察两汉赋家的主要政治身份时,赋家为郎也许是一个比"位同俳优"和"言语侍从之臣"说更能通贯两汉总体情形的观察视角。征诸历史记载的两汉主要赋家仕履,他们都曾任过名目不同、职责不定但都与文事、口辩、学识有关的中下层郎官。郎官是汉代官僚系统的基础。位不过郎,是汉代赋家政治生存的痛楚体验。这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辞赋书写观念,可发现其政治思维的讽谏法则、颂美法则,在世思维的合理开解策略和书写的游戏娱乐、刻苦为文的美文心态,等等。

“赋家之心”的另类解读

司马相如的“苞括宇宙,总揽人物”之说虽是对作赋之法的笼统概括,但却揭示出其经典大赋的创作要义,即策士自我才力展示的心理驱动,对国家政治发展先机的敏锐洞察以及对武帝心理的准确把握与驾驭,等等。以此种“赋家之心”构成的大赋遂成为后人无法逾越的典范。

论汉代赋家的战国策士化倾向

汉代赋家深受传统的"士"文化精神的影响,有着担负天下命脉的济世理想,希望能像战国策士那样为帝师为帝友,战国策士"以布衣取卿相"的辉煌仍然激励着汉代士人建功立业。正因为汉赋家有着战国策士献策劝谏心态,故讽喻、劝谏的意图一直贯穿汉赋的始终。

论司马迁的赋家心态

司马迁不仅擅长赋的创作,而且格外推崇这种体现时代精神的文体,刻意在自己的《史记》中载录了赋家及其作品,论述了他对赋的看法。他还结合自己的作赋心得,把大赋的创作经验借鉴到了《史记》的撰著中,使这部巨著具有了"赋迹"和"赋心"的特色,从而展示了自己深沉而自负的赋家情怀。

汉代赋家的理性精神

汉代赋家作为赋这一文学的主体,是有其特殊性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比起审美自觉的文学主体来,汉代赋家作为在者,有着更多的理性的人文精神;或者说汉代赋家在赋的创作活动中,基本上表现为理性的在者。这方面,是以前的赋学研究尚未深究过的。一一般说来,汉赋创作的主体动机总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赋家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对自身权益、地望、利害等精打细算,深谋远虑的基础上,而这种急功近利的,或实用主义的汉赋创作动机体现的无非就是政治的理性精神。从理性的辞人到理性的赋家。

逃避死亡—西汉赋家的生命探索

死亡恐惧是西汉赋家生命焦虑的心理动因之一。他们在继承先秦时人的生命观和努力适应新时代生命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不遇”主题赋张扬了自己的生命理念。由此可以大体勾勒出西汉赋家的生命观衍变历程:汉初的自恋情怀、盛汉时期的自抑意识、西汉末期的自隐倾向。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汉代赋家迷狂状态下的大赋创作

艺术创作是充沛生命力的张扬与释放。汉代赋家在创作的迷狂状态下,以巫性神幻思维观照世界图景,由"神"赏"幻"、由"幻"致"神",使平常事物闪耀出神奇光芒,使现实世界充满魔幻色彩。他们将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内心深处蕴藏的异乎寻常的原始动力移向大赋创作,创造出一个生动激荡的精神世界。

汉代赋家倡优论商榷

汉代赋家倡优论是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赋家及倡优而导致的误解。本文采用比较及统计的方法区别汉代赋家及倡优的不同,从本质上区分二者。倡优的本质是从事歌舞、戏谑的艺人;汉代赋家本质是一群包含从帝王到平民多样身份的才人。从政治地位而言,汉代赋家其中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服侍皇帝的郎官,有各类大夫,有王侯,有执掌州县的太守,县令,有各级属官属吏,也有乡官平民,有的赋家即使是平民也享受着特殊尊荣。汉代赋家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智识的角度而言,赋家或是经学家,或是史学家,或是目录学家,或是文字学家,或是诗人,或是科学家,他们大多属于士的阶层。赋家的赋作继承古诗颂美讽谏的传统,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他们的赋有别于倡优的奉承取悦人主的作品。

清代诗赋家陈沆简谱

陈沆是清代中后期的一位的诗人,律赋大家。《陈沆简谱》的编撰力图以一种开阔的眼界展现他求学入仕以及同师友交游的交往活动。同时也尽力梳理陈沆在其所处的时代,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使其作为一条暗线穿在《简谱》之中。在对有关陈沆的材料进行合理编排的基础上,《陈沆简谱》希望完整而且客观地再现其短暂的人生,努力提供给研究者一位血肉饱满的人。

经学背景中西汉赋家的生存轨迹

汉初藩府赋家心系一统王权,与儒学暗合。武宣时期,赋家为摆脱倡优地位努力向经学之士看齐。元成时期,赋家以赋进行政治批判,完成与经学家的合一。哀平时期,赋家渐渐疏离经学,转向自我内心。赋家在对经学的迎合与对抗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独立品格。

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赋的雄肆风格

许结撰文《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指出，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尤其是针对“亡秦”与“新莽”的教训表现出对宗法的归复与礼制的构建，当与赋家创作思想向儒学观转变相关，并昭示了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换句话说，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

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赋史上的赋家身份建构始于汉代。在汉代人建构赋家的工作中,司马相如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司马相如一方面对自己作为写赋的人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建构自己的赋家身份;另一方面,他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次用"赋家"一词命名写作大赋的人。他对写赋者的称名,用了文学的审美尺度,因此,他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真正文学的建构,也是最准确地揭示写赋者特殊本质的建构。他的工作成效远远超越了其他汉代人,在这一意义上,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圣",而且可被称为"赋家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