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

赋以铺陈,是乃赋体创制的本质要义。宋玉承接屈辞以定赋体,开启汉赋叙物一途,不关《诗》学之旨。但以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为代表的汉代赋论本于《诗》学经义,强将楚辞纳入《诗》学流变体系,形成以《诗》论赋的既定传统而影响久远;六朝赋论仍之,强调比兴讽喻;而唐以降赋话援取诗法之例,讲求律赋作法,反映六朝骈赋以至唐代律赋的“诗化”演变与铺陈丧失。凡此表现为古代赋论的诗学本位,在最为基本的观念上有悖赋体创制的本质特点。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前的元朝赋论分为北方赋论与南方赋论。北方赋论上承金朝,对金朝律赋基本持否定态度,比较激进的一派如郝经等大力倡导和创作古赋,主张上溯楚、汉古赋,影响到祝尧"祖骚宗汉"的提出;温和一派如王恽等则把律赋当作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对唐宋律赋颇为赞赏,希望革除金朝律赋弊端。南方赋论上承宋朝,对宋朝律赋也有批评,赋家普遍提倡和创作古赋,应是元廷恢复科举之后,如刘壎,其赋论以宋朝议论说理的文赋为古赋,在南方赋家中颇有代表性,这与祝尧对宋朝古赋的批评不同,影响到祝尧对古赋的"辩体"。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袭”多于“创”:刘师培赋论渊源考辨

刘师培赋论素有“考镜源流,深阂宏博”之誉,影响甚大。然其论赋多为“祖袭”,或有“剽窃”之嫌,鲜为“原创”。“赋源行人之官”袭自乃祖刘毓崧,几为“复制”;“宗骚说”承自孙梅,略作转化;“赋重小学”法自阮元,另辟新解。家学渊源和扬州学统,深烙其心,充分彰显清代赋论的“地域”色彩,亦可见文学传统的“小”“大”之别。立足文献,刘师培论赋“祖袭”洵为事实,不宜过分拔高。然“扬州派”赋论因其而彰,毋庸讳言。考辨刘师培赋论渊源,初衷不在评断,旨在还原真相。

义必明雅 辞必巧丽——台湾骚体赋论

台湾骚体赋自清代以降一直是重要的文学课题。台湾赋的整理校注工作始自2005年由许俊雅、吴福助主持编纂的《全台赋》。该书承续传统赋作形式,多记台湾形胜地景、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53篇骚体赋应用“兮”字,间有赋中系诗。赋末乱辞亦沿《楚辞》之“歌曰”“辞曰”“和曰”,有简约全篇、收尾之用。《全台赋》作者或为仕台官员或居台文人,其中少数作者具有编纂方志的经验。《全台赋》展现了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惊采绝艳的视角,涵濡之深可见骚学之递嬗与创新。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汉宣帝赋论发微——兼论其在赋论经学化中的导向作用

宣帝赋论拉开了汉代赋论序幕,论及了汉赋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汉赋的源流、汉赋的讽谏与认识功能、汉赋的语言艺术特征等等,引发了汉人关于汉赋的深入讨论,将汉赋研究导入经学领域,并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年来的汉赋研究。汉宣帝的简短赋论既是对日益繁荣的汉赋创作总结,也是对后世赋创作的理论指导,在汉赋研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筚路蓝缕 体大思精——读《中国赋论史》

《中国赋论史》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的赋论史专著,是一部富有开创性的通史。它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它是赋学界里程碑似的著述,是赋苑"游于艺"的导航图。它体大而思精,将史论合一,古今合一,宏观与微观合一,创见迭出。

明代的选学与赋论

明代选学兴盛,其选赋之作则有"广、续《文选》"系、"赋集"系与"文总集"系三大类,汇总前人,推崇赋体,充分表现出因辨体而复古的倾向。明人选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由尊"《选》"与辨"选"到辨"体"而宗"汉",多数赋选均以汉赋为鹄的,构建赋学历史观,并树立起辞赋创作之经典。而明人复兴"选学"以及选赋之风的炽盛,是伴随明中叶弘治、嘉靖以后文学复古思潮而来,其对汉赋特别是司马相如赋的推崇、评点汉赋功用与气象所包含的当世精神、以及对赋体脱离科举文战而表现的艺术鉴赏,均体现了当代文人化复古于赋论思想的提升。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贾谊赋论

贾谊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政论家,也是杰出的骚赋作家。班固在《汉书·贾谊传》赞语里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这个看法不符合实际,是为以汉文帝为首的最高统治者排挤贾谊辩解。《史记》贾谊传明明写着:“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历代赋论中的图像意识

在中国古代文体批评中,赋论的图像意识最为突出,这从刘勰《诠赋》的"写物图貌"到朱光潜《诗论》"近于图画"的评说,乃一以贯之。这种批评传统的赋像呈现,内涵着由语图互文视阈而来的"拟画"思维,其理论基础在"拟诸形容"的赋语特色与重"物"拟"象"的审美形态。作为文图关系的个案研究,赋写图画的呈像思考与以图论赋的赋像批评,既有助于对辞赋与图像的认知与理解,也能为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新探

历代赋论赋话对范仲淹赋作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探讨本事,比如对《灵乌赋》、《荠赋》的评论,即属此类;二是观察用意,比如对《金在熔赋》、《水车赋》、《用天下心为心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三是赏析佳句,比如对《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天道益谦赋》等的评论,即属此类。范仲淹由于早年于赋体文学用功甚大,因而在其他文体尤其记序文类写作时常常带有赋体笔法,采用了首尾是文,中间是赋的结构方式。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跨文类研究学者的高度重视。

杜甫赋文心迹与赋论、赋评

杜甫作赋主要以不遇为主题 ,欲效相如与汉武帝故事以赋谋官。其赋文风格学自汉代赋作 ,而有南方文学特有的神秘、神圣的意象。此与他的代表北方诗学精神的诗歌创作迥异 ,也与他对南方文化的鄙视相矛盾 ,他藉汉代赋家“赋者古诗之流”的思维定势视此矛盾如不见。他的赋文风格以刚健、壮大为主 ,杜甫以“沉郁顿挫”概括之。杜甫的赋论、赋评在理论上基本没有什么创新之处 ,但他的赋文风格范畴“沉郁顿挫” ,却是他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贡献。

从陆机诗赋论看其诗学赋学思想价值——兼论诗赋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与方法

反思 2 0世纪重诗轻赋或诗、赋混同的固有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 ,以客观、准确地认识陆机诗论与赋论二者的辩证关系为探讨问题的根本前提 ,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陆机分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是在曹丕并论“诗赋欲丽”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 ,既是太康诗、赋革新的理论宣言 ,也是太康诗、赋文体观念进步的重要标志。陆机在中国诗学史上第一次揭示诗歌在文学众体中“缘情”功能最为突出 ,追求“绮靡”的诗学思想 ,开辟了太康诗歌“缘情”新时代 ;在中国赋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赋以“体物”为本 ,特重“浏亮”的赋学思想 ,从理论上正式宣告了汉大赋时代的终结 ,开辟了太康赋理论与创作的新时代。陆机诗、赋论都具有重要价值 ,不当厚此薄彼。朱自清先生并重陆机诗赋论的相关论述 ,也有待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