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之治:两汉时期非军功赐爵与民生建设

从“草创”走向“守成”,统治重点的转变为汉代非军功赐爵对社会民生建设作用的发挥创设了空间。以爵恤民,经济扶助,奠定民生建设的基础;以爵安民,安定秩序,维护民生建设的稳定;以爵励民,挖掘资源,增添民生建设的动力;以爵导民,树立标杆,激发民生建设的活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两汉时期执政者实施的非军功赐爵在一定程度上从物力、财力以及人力等方面推动了当时维持百姓基本生存的民生建设的发展。但从中也可看出,非制度性、差异性、交换性、有限福利性等问题的存在使其与民生建设存在较大背离,决定了其作用极为有限。探究两汉时期非军功赐爵与民生建设,有利于深化对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实践的认知,也为新时代荣誉体系的完善提供了镜鉴。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赐爵制度实况

赐爵制度萌生于春秋战国之际,秦孝公时期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比较固定的赐爵制度,实行于秦至西汉时期。到东汉末期是否已经废止,我们不得而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出土和整理出版,证实了赐爵制度在三国时期仍有残留,同时也反映出孙吴时期赐爵制度对汉制的继承和新的特征。

秦汉之际楚政权封君赐爵制度初探

秦汉之际的制度是秦制、楚制、汉制的嬗变。楚政权的封君赐爵制度包括封君、封侯及其他爵位,主要为虚封,不食邑;楚政权的赐爵制度以战国时代的楚国爵制和秦爵制为主,兼采其他诸国爵位又有所变化,对西汉爵制起着深远影响。

汉代皇家礼仪中的大赦、赐爵与赏赐

汉朝常行大赦、赐爵、赏赐,但是不同场合往往大赦、赏赐、赐爵的内容也有差别,其中皇家举行礼仪时,是汉朝实行大赦、赏赐、赐爵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礼仪举行的场合实行赏赐、赐爵、大赦,与其他场合有时存在一些区别,如赐爵,一般场合多普赐民爵,但是在册立太子时,享受到赐爵是为父后者,由此可见,汉代皇家礼仪具有系统性。

秦昭王河内赐爵令考辨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有秦昭王河内赐爵一事,"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34页)。对此,西嶋定生结合"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的记载,认为昭王此次赐爵是面向整个秦国,"其结果虽得到大胜,秦军方面也失卒过半,因而造成国内空虚.

减负 赏款 赐爵——古代养老是这样的

中国古典社会有丰富的尊老、养老思想和比较完备的养老制度。宋朝张九成曾说:"孟子开口必说‘仁政’.而所以为‘仁政’者,必先养老。"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证明汉代的尊老落实在了政府赋役减免的实际行动中。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六月"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可见免除老年人子孙的徭役负担是国家资助百姓养老的最普遍措施。

从《二年律令》看西汉前期的赐爵制度

《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对秦王朝及西汉前期实行的赐爵制度的二十等爵的爵名与顺序有明确记载：“爵一级日公士，二上造，三簪衰，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

关于《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对象的探讨——兼与李恒全同志商榷

李恒全同志认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受田宅的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复员人员,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据律文所示,政府授田或个人占田数量多少,只是根据户主的爵次和身份等级,与军功没有必然联系。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汉初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授爵途径开始呈现多样化特点,即由军功授爵逐渐向事功授爵、国家赐爵、以德赐爵、因亲封爵、继承等方面转化。《二年律令.户律》是国家授田和限田的一般标准,显然与高帝五年诏"法以功劳行田宅"的制度有着不同的性质。

曹魏爵级及授与情况探讨

曹魏爵制上承汉代,但爵级却在不断变化,不同类型的爵位混杂并存。从渊源上看,曹魏的爵位可分为三类十六级,其中赐爵来自秦二十等爵制,但改置或新置了五大夫、关外侯、关中侯、名号侯;五等来自先秦典籍的记载,但在东汉的基础上新置了亭伯、乡公、国公;王爵来自汉代的二等制,但新置了县王、国王。主要爵位不过五种,即关内侯、亭侯、乡侯、县侯、郡王,其中前四种主要授与功臣,后一种主要授与宗室。

《二年律令》所见“卿”与“卿侯”献疑

将《二年律令》中出现的“卿”或“卿侯”理解为秦赐爵制中遗留的爵名,似嫌含糊;而将其定格为二十等爵制中的爵档,既缺乏必要的史实根据,又与原始简文存在矛盾。通过史料分析,“卿”或“卿侯”应该属于楚国旧爵制系统,高祖五年推行爵制改革,将楚爵改为以秦二十等爵为蓝本的汉爵,完成“汉承秦制”的历史性转化,“卿”爵的经济权益被保留下来,但因其不在二十等爵系统之内而政治功能趋于淡化。

从“秦人”到“汉人”的转换——汉初南郡编户问题之一

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在南郡地区废止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汉朝廷恢复南郡编户并进行赐爵,基本实现汉高祖五年(前202)颁布的诏书。南郡"汉人"基本上都是从南郡"秦人"转换而来的。在此基础上,随着赦免令的颁布,过去的奴婢也通过"书名数"的手续升为编户民,这样秦代南郡的百姓基本都享有编户民的待遇。至于对南郡百姓进行军功赐爵,南郡出身者与诸侯国出身者相比有较多的限制。这一点与其他郡县及诸侯国出身者有不同之处,应与反秦、楚汉战争时期南郡的特殊历史有关。

论李广终不得封侯的原因

李广一生功德兼备,由于当时官府用人选人体制的腐败,最终没有得到封侯赐爵,还落了个自刎而亡的悲惨结果。传统上乃至今天的“官本位”为主体,必然形成的对权力的崇拜,使用人选人体制的腐败得以延续。

“玉石俱焚”焚的是“玉”和“石”

＂玉石俱焚＂,美玉和石头一起烧毁,比喻好的坏的一同毁灭。语出《尚书·胤征》：＂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例如宋·周密《齐东野语·道学》：＂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借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三国演义》四十一回：＂如肯来降,免罪赐爵;若更执迷,军民共戮,玉石俱焚。＂沈从文《劫余残稿·传奇不奇》：＂一个是冬生的老母,只担心被迫随同逃入老虎洞里的冬生,在混乱中会玉石俱焚,和那一伙强人同归于尽。＂

略论汉代的三老

三老制度是汉代的一个特殊问题。它不仅对汉代的政治影响很大，而且性质与一般的官吏不同。它出现得很早，《汉旧议·补遗下》、《通典·职官二》、《汉官仪·卷下》等书，均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但文献并未记载夏、商、周三老的具体活动，考古也未发掘出这方面的材料。从春秋开始，才有关于三老活动的具体记载，如《管子·度地》、《墨子·备城门》。

从赐田制度的变化看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着赐田制度。君主以手中掌握的大量土地不时赏赐给功臣、名士以及幸臣、贵戚等,赏赐数量多少不一,受赐人数、等级也无具体规定,往往只是由君主随意而定。赐田作为君主拉拢控制臣下的正面手段,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乐行不疲。至于赐田本身是公田还是私田性质,赏赐之后田地是公有还是私有等问题,似乎史学界历来无大争议,一般都认为赐田就是由公田转为私田,成为私人所有。我认为,秦代与汉代的赐田制度有所不同,从它们的不同处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秦汉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刘邵《人物志》述论

三国时期,刘邵所撰的《人物志》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探究选材用人的杰出专著,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本人才学专著,在国外有较大的影响。然而,《人物志》“由魏至宋历数百载,其用尚而鲜有知者”,今天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人物志》作些探索。一刘邵字孔才,三国时期广平邯郸人,初入仕途,为尚书令荀彧的僚属,累迁至散骑常待,赐爵关内侯,仕途通达,后又历经曹魏政权的文帝、明帝二朝。刘邵通晓经学,入仕后,受诏集五经群书,参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的编纂,并与庾嶷、荀诜等人一起。

战国秦汉新爵制的社会基础及历史作用

商周时代的爵制,是宗法社会中贵族阶级权力分配的政治标志。父系家长制、嫡长继承制、爵位等级制三位一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血缘关系是不可逾越的客观存在,贵族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因此而相对固定化,严格的爵位等级称号也便因此而形成。商代统治体制中有所谓“内服”与“外服”,当时有些爵称可能尚未从官职称谓中分离出来(如内服中的尹、亚、卿等,似乎既是官职又是爵位),但无疑可视为爵号的如侯、伯、子、男等名称,卜辞中已甚普遍。商代的“外服”与“内服”。

关内侯食邑考

关内侯为二十级军功爵制之第十九级。有无食邑,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三国人如淳说:“列侯出关就国,关内侯但爵耳,其有加异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此为最早之论述者。唐颜师古认为关内侯“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谓‘关内侯则虚名而已”。清人俞正燮专门撰写了《关内侯说》一文,对其得名及历史演变作了详尽的考证,谓秦代的彻侯为虚封,汉代“列侯、关内侯有食邑”。但对汉代确实有无食邑的关内侯之现象又未作解释。至于现代,仍莫衷一是。马非白先生谓:“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南京出土关中侯印考略

1985年元月13日,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采石场,在中央门外直渎山猪头峰下推土时,发现了一颗金印。印正方形,通高2.1厘米,边长2.4厘米,钮高1.2厘米,重118克,金含量百分之85。钮作龟形,龟首高昂,四足作游动状,背部刻短线和曲尺纹。正面刻白文“关中侯印”四字。书体苍劲,刻工粗犷,体现了魏晋时期印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