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

清朝末年,赵尔丰在川边实行兴学、屯垦、开矿等新政,前后7年时间。其在川边的兴学“汉化”措施多被后世治边者和研究者所诟病。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段历史,认为赵尔丰的川边兴学实际上是建立在更高一层的国家意识,而非简单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赵所采取的排佛尊儒措施,也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而非简单的文化偏见。相反,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与乡土结合的兴学办法,更表明了赵尔丰川边兴学之目的并非民族同化,而是力图把现代教育在当时条件下向康藏地区延伸。

论赵尔丰在川边的茶务整顿与边政建设

清末印茶入藏事件使清政府意识到川边边茶业的危机,进而引起西藏地区的动荡。而川边茶产销区引票泛滥、茶税积欠、伪茶盛行严重制约了边茶业的发展。赵尔丰经营川边之际,号召和动员地方官府与民间茶商组织参与边茶业的整顿,为边茶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有力地抵制了印茶入藏的步伐,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稳定,清王朝以茶治边策略再一次得到实施。

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保路运动时期的端方与赵尔丰: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

端方、赵尔丰皆是清末朝廷派往四川的重臣,并与"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密切相关,而且他们围绕"铁道干线收归国有"政策是否良善、应对四川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后四川政局的举措等问题,经历了从政见相左到明争暗斗的复杂政治争斗过程。他俩的这一政治争斗历程,对全国和四川政局影响甚大,不仅造成了四川保路风潮的持续发展,成就了辛亥武昌首义,而且他俩最后都被革命党人诛杀,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驻藏大臣赵尔丰与西藏

作为“川滇边务大臣”，却得到了“边防大臣”的印章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早年任山西静乐、永济知县，其父作过山东泰安知府。八国联军侵华之后，赵尔丰因行事机敏果断，受到四川总督锡良的赏识，被委任为四川永宁、建昌道台。

从“康藏有别”到“川康有别”——丁宝桢至赵尔丰督川时期对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的应对与管理

对于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晚清中央、地方政府采取了大量相关的对策措施。总体而言,1875年前清廷的对策可概括为"入康不入藏",即有限度地允许或默许外国人进入康区活动,而对于入藏则加以严禁,一经发现,即刻押解出藏区;康藏地方各界亦对外国人谋求入藏持强烈抵制和反对态度。丁宝桢督川时期,利用康藏地方各界"阻洋"的普遍社会心理,采取"借藏阻洋"的策略,强调"康藏有别",力图使外国人难以进入藏区腹地。这一策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也有多方面负面效应,加剧了康藏地区本就复杂的局势,造成"洋汉均阻"等问题的出现。赵尔丰调督川康后,实行"川康有别"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入康外国人的管理。外国人进入康藏游历以及晚清各界的上述做法,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和康藏局势上产生了多重后果。

清末赵尔丰川滇边印刷出版新政考

本文基于川滇边务大臣档案分析认为,当时特殊的社会及政治需求是印刷出版新政的诱因。赵尔丰对印刷出版业实行官方主办并具有商业性质,力图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推动治边新政的顺利进行,但对编辑、印刷、发行的关系及新政推行的阻力认识不足,也限制了印刷出版新政的实施效果。

视角转换与范式改变:对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评价再论

清朝末年,为图谋西南边防稳固,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治理、抵御英印控制西藏,清中枢在川边开展系列整治与经营活动,以图"筹边援藏""固川保藏"。在这一过程中,时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扮演着重要的施政者角色,在川边改土归流,实行"新政",使川边发生了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变。对于这一段历史和赵尔丰本人,国内的研究者因政治背景、意识形态原因及不同阶段关注点不同,有着不同态度与看法;最近几年,国外新清史等理论范式的引入,更有了不同的解读视角。文章意在对不同时代的不同视角以及新范式下的研究视角进行梳理和评述。

从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看赵尔丰

四川省档案馆珍藏的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记载了有清一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改土归流。这些档案共1193卷,有川滇边务大臣上报清廷的奏折、片稿,与四川总督、驻藏大臣、中央各部商讨设治改流及筹划藏事的往来咨文函电,有关于改土归流、进行各项社会改革建设的札、批、谕、示及呈、禀、详、申,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川边藏区1906至1911年改土归流的历史轨迹以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概貌。

赵尔丰、张荫棠因《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而起的一场争论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日,张荫棠以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西藏查办事件大臣身份,与英国代表韦礼敦拟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章程》全文在当时报章一经刊登,即引发时被任命驻藏办事大臣的赵尔丰的异议。本文主要梳理了赵尔丰、张荫棠关于《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的争论及清廷对争论的裁决。赵尔丰与张荫棠当时所处位置不同,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赵尔丰由于过去的"事功"显得进取与强硬,而张荫棠处在外交谈判位置"妥协"恐难免。《章程》整个谈判过程是张荫棠与外务部不断协商并在其领导下进行的,外务部清楚谈判过程的艰难与反复,故指出赵尔丰"陈议虽高而于事局不无隔膜",清廷最高统治者最终也同意了外务部观点及处理方案。

赵尔丰与近代川藏边疆教育

川边藏区社会制度相当落后，20世纪初期，赵尔丰在川边力行“改土归流”，设立关外学务局，“兴学破其愚”，创办各级各类学校二百多所，普及了文化，传播了文明，不仅推动了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的兴起，而且对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档案所涉清季赵尔丰川边教育改革及其办学成效

川边藏族子弟如何接受近代新式学堂教育,是西南边疆教育史关注的重要课题。根据川边历史档案所载,在1906-1911年前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边疆民族危机和"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于川边地区设置关外学务局划分学区,多方劝谕民众子弟就学,优待学务人员及边地教师,多方筹措教育经费,并注重普及初等学堂,重视职业教育,采取结合有地方特点的教学课程,开发相应的教育辅助机关,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近代教育的兴起,清末西南川边新式学堂教育所创办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从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兴学算起,近代川边教育已经走过10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西南地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

张澜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曾与清廷新任川督赵尔丰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关于张澜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的时间,学界有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成为研究张澜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在考订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的看法。

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

1906年,赵尔丰任职川滇边务大臣,治理川滇边地。他的治边思想以农垦、兴学、设官、练兵、通商、开矿"六要事"为核心;主张加强边务大臣权力;边地继续推行改土归流,设置西康省;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重视边地实业和交通运输业。在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边地各项事业有所发展。

论赵尔丰

赵尔丰虽然镇压了川南会党和四川保路运动 ,此乃他一生中的污点 ,但他在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及各项措施 ,促进了川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巩固了西南国防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特别是他怀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行斗争 ,这些都是应予肯定的。此外 ,赵尔丰也并非嗜杀之徒。权衡赵尔丰的历史功过 。

赵尔丰与四川藏区的改土归流

赵尔丰是清代末期四川的主要官僚之一,他以六年多的时间在川边藏族地区(包括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地区)积极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给边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研究赵尔丰经营川边的历史,对了解辛亥革命前夕川边藏族地区激烈的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全面评价赵尔丰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