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柳青现象”反观“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方向"在文学史上的大起大落比"柳青现象"更具有反思意义。通过《创业史》反观赵树理《三里湾》的创作,他把时代之困难看作首要书写问题的方式,在一个需要梁生宝式的象征整个民族国家走向的"英雄人物"的时代,显然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转型。赵树理方向的危机来自于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理解的偏差,他"重事轻人"的写作虽然在语言上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却显示出了情感上的脱离,他的创作更具有普及的意义而忽视了《讲话》中要求的"提高"问题,这使"赵树理方向"一开始就成为一个被曲解的方向。对小二黑故事的"扭曲事实"的改变,也未能达到社会主义再教育的目的。作为政治性的写作,经典性力量的缺失使"赵树理方向"的失落成为必然。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论“赵树理方向”与当代文学

"赵树理方向"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革命功利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它适应了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代表了当时文学主流的发展方向。赵树理小说创作有着完全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新特点,因此可以把它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开始的标志。通过对"赵树理方向"的重估可以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一些参考。

组织、个属与文化区块:解放区的文化机理与“赵树理方向”的生发

1947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树立的“赵树理方向”是解放区树立的最后一个旗帜,它的形成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组织、党组织等对赵树理的文学活动的引导及对其地位的认同过程,也是忠于革命事业而又有个人坚守的赵树理逐渐寻找自身与革命秩序关系的过程,同时也是作为解放区重要部分之一的晋冀鲁豫边区力图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结果,以及其对自身建设的文化风景的确认,从而充分显现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方向性及其机理。

“赵树理的方向”与“赵树理方向”辨析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赵树理的方向"。认为"赵树理方向"与"赵树理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概念。"赵树理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政治功利的实用立场,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涵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农民利益立场,以民间文化为本位,融合其他资源开创出的一种崭新的"现代文学"。

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与瞩望——学术界关于“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与反思

在延安文艺整风后,"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是党和政策执行者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和瞩望。其基本内涵:一、反映时代精神和崭新的革命主题;二、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三、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建国后的"十七"年学界几乎沿着这一基本内涵加以引申和阐释。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界开始质疑和反思"赵树理方向"的提法。尤其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更出现了强烈否定和解构"赵树理方向"的文章,这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对解放区文艺思想发展轮廓的一种描述

树立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方向是中共文艺领导中较有特色的举动。就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发展而言,则呈现出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的发展趋势。旧方向转换与新方向确立的过程是艰难的,"鲁迅方向"的悄然隐失与"赵树理方向"的潜在显现体现了文艺领导者在确立文学方向时的犹豫。这犹豫从根本上说是概念人物与具体人物之间矛盾的反映,是文学一体化想象与创作个体丰富性之间矛盾的反映。

“赵树理方向”与“赵本山现象”之比较——兼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思考

在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中生成的"赵树理方向"和"赵本山现象",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更具有一致性,它们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大众化":农民的话语和民间的艺术形式。赵树理和赵本山的成功就在于他们进行着一种"还文化给大众"的努力,以现世性、民众化和普遍受益性为主要内涵的世俗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以自己的作品成功地实现了文艺大众化。

《讲话》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因体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而被誉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然而,赵树理的创作却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从如何对待"生活"这一观念出发就会发现,赵树理创作中对《讲话》里"文学艺术的来源是生活"观点的理解出现了悖反现象,显示了政治诉求与个人独立思考之间的矛盾。这对思考当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赵树理方向和文学史地位的思考

赵树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文学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的小说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他以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一切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在前几年“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重评者对赵树理和他的创作方向进行了否定,认为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改写。这种意见显然不够恰当,笔者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评价

本文从文艺现实主义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赵树理方向”提出的时代和文学背景及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赵树理方向”与今天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关系。

“赵树理方向”辩

本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针对戴光中、郑波光对“赵树理方向”的贬损和曲解,从“赵树理方向”与“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小说”与创作规律、历史主义与主观妄断三个方面,进行了辩析和反正,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学界的影响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赵树理方向”的审美趋向

在中国,二十年代初就有人提倡无产阶级文艺,三十年代“左联”成立,无产阶级文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无产阶级文艺真正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在创作上进行大规模的实践还是在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的四十年代。毛泽东《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而在创作上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就是赵树理。

20世纪80、90年代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思考

1946年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当中对赵树理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借由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对解放区主流文学界的规范性话语进行了阐发。1947年陈荒煤明确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自此对“赵树理方向”的评价便成了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后,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主流意识形态下“赵树理方向”的话语叙事做出了阐释,以此揭示“赵树理方向”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的时代境遇以及20世纪80、90年代“赵树理方向”评价背后的历史内蕴。

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延安文艺对“人民性”的探寻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先后树立“鲁迅方向”与“赵树理方向”,引导文艺创作走向。毛泽东和延安文艺界对两个方向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是延安文艺人民性思想形成、发展与丰富的过程。“鲁迅方向”是毛泽东基于鲁迅的革命立场与斗争精神提出的,体现了文艺人民性的基本政治立场,并纳入新民主主义文艺的阐释框架中。在解放区新的政治语境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文艺“如何为”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实践要求,进一步细化了延安文艺人民性思想。延安文艺界本着《讲话》精神提出新的“赵树理方向”,赵树理在作家身份和态度、作品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体现了《讲话》的新要求。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是延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探索过程,中国现代文艺的政治性诉求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文艺的政治要求在文艺人民性思想中找到了历史共识。

跟不上方向的方向作家——论赵树理的当代境遇

赵树理的创作在1947年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但是赵树理的创作与批评家所概括和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缝隙。赵树理主要是因为突破了"大众化"的难关而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的,但其创作在"政治性"上并不能满足"赵树理方向"的要求,而且赵树理坚持为人民写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拒绝"革命文学规范",因此多次遭到批判,最后被定罪为"修正主义文学标兵"。认识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缝隙,可以使我们摆脱对赵树理创作的简单化理解,可以使我们认识"革命文学规范"的核心内涵和运作方式。

从“鲁迅方向”到“赵树理方向”——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文化语境下的解放区文学

一、“鲁迅方向”的提出 “鲁迅方向”是毛泽东1938年4月28日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正式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讲话》·新启蒙·赵树理方向——作为一种文学新样式的《小二黑结婚》

对于1940年代初出现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其生成以及作为这种文学的延伸与扩展的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文学的决定性意义已成人所共知的常识，无需赘言。对于赵树理而言，在那样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刻，用其创作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这种新可能展示出来，为这种新文学创立了样板，成为这种新的文学的方向性作家，《小二黑结婚》实际上是赵树理的起点，同时也是解放区文学的起点。

文学史不能这样“重写”——评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

戴光中同志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以下简称《再认识》).一文,于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极大兴趣.他的《赵树理传》于1987年出版,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并得到好评.论文和专著的问世,时间仅仅只相隔一年左右,但是作者对赵树理的看法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从这一角度讲,作者需要“重写”的,似乎还不是文学史,而是他的《赵树理传》.

从“民族形式”论争到“赵树理方向”的历史考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通过将“大众化”的方向具体指为“为工农兵服务”,突破了以新文艺为“体”、以民间形式为“用”的思路,向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提出经由思想和艺术上的改造与工农兵群众完全结合,支持热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的要求。而知识分子则从根据地的语境出发,将《讲话》关于“工农兵文艺”的制度设计转译为以“赵树理方向”为标准的民间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由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进行的单向改造,由《讲话》重启的民间文学运动呈现为“工农兵文艺”对于知识分子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双向再造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