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

后发国家技术赶超需要实现“市场规模”和“技术自主”的双重目标,但现实中这一进程普遍面临技术依赖的“追赶者陷阱”的问题。论文采用个案内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子系统”的分析视角,基于中国核电50年的技术赶超历程,解释了后发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协调实现大型技术系统的技术赶超。研究发现,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绩效与其所在政策子系统的特性密切相关,核电政策子系统具有碎片化的结构和行为目标,需要同步进行政府部门间协调和政府对市场协调,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共识信号和市场竞争等。政策协调通过降低大型技术系统中产业主体面临的供需不确定性,解决产业主体专用化投资不足的激励困境。跳出“追赶者陷阱”的关键在于建立国产化率目标硬约束与多种协调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技术赶超中政府角色的认识,弥补了已有文献对于大型技术系统产业管理体制研究不足的理论缺口,对新型举国体制下提高系统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启示。

俄国现代化的赶超型特征探究(1861—1917)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因急于摆脱经济落后的窘境,重塑外交强国地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赶超型特征十分明显。俄国的赶超型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本国经济落后、克里米亚战争后外交强国地位丧失、西欧各国工业化成效显著,以及18世纪对西方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学习都是其催化剂。俄国现代化的成就显著,但因特殊的国情,加上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其城市化水平较低、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滞后、社会冲突逐步加剧和对农民剥削过重等落后性特征也一览无遗。

筚路蓝缕:合法性视角下后发企业标准赶超过程机制

标准赶超是后发企业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然而,现有研究对后发企业标准赶超的过程机制关注不够。基于合法性视角,对华为5G项目开展纵向单案例分析,探索其标准赶超过程机制。结果发现,当有效性线索缺乏时,后发企业基于主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塑造机制创造差异化合法性,实现技术突破,从而为标准蓄能;当有效性来源充足时,后发企业基于被动型合法性判断的认知指导,通过同形机制获得一致性合法性,使其技术提案被纳入国际标准,实现标准并跑;当外部有效性波动时,在主动型、被动型相结合的合法性判断指导下,后发企业通过扩散机制获得“和而不同”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标准引领。

专利侵权风险管理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中国后发企业2022—2023两年追踪的调研问卷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专利侵权风险管理对后发企业技术赶超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技术能力、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专利侵权风险管理正向影响后发企业技术赶超;技术创新在专利侵权风险管理与后发企业技术赶超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该作用兼具当期效应与时滞效应;技术能力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显著影响专利侵权风险管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为专利侵权风险管理的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实证依据,引导中国后发企业在繁茂的“专利丛林”中砥砺前行。

后发企业从追赶到领先的赶超过程机制研究——以千分一公司为例

企业要想谋求大发展必须抓住机遇。当出现在位者合法性降低的机遇时,把握机会窗口的开启和内化成为后发企业存活甚至撬动未来市场的关键。基于千分一公司后发赶超的实践,探索后发企业由追赶到领先的赶超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在位者合法性降低引发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赶超轨道和行为对机会窗口的内化,共同推动后发企业实现创新赶超目标。具体来说:(1)在后发追赶阶段,在位者实用合法性降低引发需求和制度双元交互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采取市场与能力融合战略轨道将机会窗口予以内化,依次通过机会感知能力、市场需求搜寻、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合法性获取、创新实验能力和市场偏好塑造实现市场领先和能力建构。(2)在领先维持阶段,在位者技术合法性降低引发技术单元主导机会窗口的开启,后发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战略轨道将机会窗口予以内化,依次通过自主二次创新、自主颠覆性创新及混合开放式创新实现技术突破。最终构建出“在位者合法性降低—机会窗口开启—赶超战略轨道和行为匹配—赶超结果”的理论框架。

科技创新发展:“非对称”赶超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对称”赶超的科技创新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涵盖了“走前人未走之路”“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避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理念,是在我国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取得一定发展成效的基础上,顺应我国现实发展阶段的要求,利用自身差异化优势作出的重要部署。应在科技发展基础上从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的道路支撑、导向支撑、战略支撑、体制改革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探析“非对称”赶超的可能性,瞄准世界前沿领域,推动科技现代化强国建设。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内因分析——基于地方政府间经济赶超的视角

选取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地方政府横向竞争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会减少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并且这种行为会在地方政府间呈现出“竞而向下”的特征。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行为通过降低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创新投资意愿降低了基础研究投入。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同时,优化考核体系后赶超行为会提升基础研究投入。鉴于此,应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推动核心技术突破。

锚定跨越赶超目标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美好延吉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东北全面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技术赶超还是比较优势——基于深圳制造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

本文以深圳市制造业2011-2020十年发展的数据为基础,通过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技术赶超和比较优势两种技术进步路径对于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效应。本文结论表明:比较优势战略更有利于提升深圳工业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赶超战略更有利于提升工业行业的技术前沿水平,但不利于提升工业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对于工业行业的总体技术进步水平而言,比较优势战略带来的正向影响效应更大。

比较优势与赶超战略

比较优势既然是贸易分工的基础,那么比较优势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贸易分工格局的变化。经济“赶超”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密切相关,包括“顺势赶超”、“逆势赶超”和“等势赶超”三种典型的方式。比较优势的逆转条件表明,后进国家很容易通过“模仿”活动实现“逆势赶超”。但这种“赶超”方式的经济效应,是对后进赶超国单方面有利,而对被赶超的先进国有害。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反“逆超”策略是支持和帮助后进国家进行“顺势赶超”。这种“赶超”方式具有“双赢”经济效应。

技术赶超导向下的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重大使命、耦合模式与发展路径

大国竞争正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面临限制和打压的环境中,面向军民两用的高新技术融合创新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是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关键。高新技术的“卡脖子”特征主要发生在面向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应对重大社会挑战三个层面,是军民科技创新实现技术赶超的重大使命。因此,军民科技创新网络需要进一步明确创新网络的耦合关系和网络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职能分配,充分发挥政府的干预作用;结合关键技术与产业的创新特征,围绕技术赶超的“原路模仿型”“弯道超车型”和两者相结合的“双元交叉型”三种发展路径进行设计,推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与能力建设。

论贸易保护在美国现代化赶超中的作用

美国脱胎于重商主义巅峰时代的英国母体,这一源头对美国日后的现代化赶超影响深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基于领先国对落后国工业化所构成的巨大障碍,倡导了具有贸易保护性质的“美利坚体制”,美国的后来居上和稳定霸权与此紧密关联。美国虽在立国初期也曾有过不利于赶超发展的体制与思潮,但最终选定了一条以关税保护和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纺织业及其所带动的众多产业明显得益于贸易保护政策,内战后的美国更是长期实行保护主义,由此促进了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只是在自身产业优势压倒所有竞争者后许久,美国才在20世纪上半叶系统地转向贸易自由化。假如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来倒推美国历史上的行为规律、无视其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传统,就可能在历史认识甚至现实决策中发生偏差。

高技术产业赶超机会窗口理论内涵与应用路径

机会窗口理论为解释后发者实现高技术赶超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但其关键概念和运行逻辑仍然较为模糊,较难用于指导实践。机会窗口在高技术产业赶超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重要原因在于其降低后发者的进入成本,而机会窗口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的关键在于能够在事前获得有效识别。具体而言,低进入成本是机会窗口发挥优势的前提,其逻辑内涵在于客观上存在进入成本降低的事件或趋势,而后后发者对高技术产业作出恰当的应对,引发常规优势后形成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对先发者的赶超。然而,机会窗口本身具有较大的滞后性,因此从产业层面来看,沉没成本很可能会与低进入成本的优势相抵消,但可以从国家层面出发,结合本国的国情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通过政策工具提高高技术产业对于机会窗口的识别概率和利用能力。为此,政府应注重根据机会窗口的作用机制,根据不同的高技术产业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体系化政策,更好地以机会窗口理论指导高技术产业的赶超实践。

技术赶超模型的实证研究

技术赶超模型在内容上包括技术赶超和市场赶超,在具体的赶超模式上,可分为路径跟随式、阶段跳跃式和路径创造式(后两种属于技术跨越式)。以韩国三种产业的技术赶超过程为例对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总结出一些政策启示。

新科技革命先导技术差距测度与“三跑”赶超机制研究

建立跟跑、并跑、领跑的新赶超理论和技术差距测度体系,基于知识产权数据统计测度,分析中美欧日韩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和智能机器人技术差距。研究发现,中国总体赶上日韩正在接近欧美,以2014年为转折进入并跑阶段,赶超反赶超“拉锯”的并跑阶段特征明显;中国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差距较小,3D打印和智能机器人差距较大;中国龙头企业进步较快但国际竞争力不足,存在核心技术和数字创新工具受制于人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创新结构新赛道等五方面政策建议。

经济赶超、产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质量绿色发展是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经济赶超和产业数字化是影响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12—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为核心的绿色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从产业数字化视角深入探究经济赶超行为对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整体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在不断提升,但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2)经济赶超行为对“本地-邻地”绿色发展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到达一定水平会形成天花板效应压缩其提升空间;(3)产业数字化与“本地-邻地”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为非线性,较高或较低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均不利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经济赶超与产业数字化的交互项对本地绿色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但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具有负向作用。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发挥经济赶超和产业数字化对本地绿色发展的互补作用,同时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地区间形成绿色发展战略的联动机制。

期望落差下企业双元创新对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

本文按照期望落差的空间范围性和时间持续性构建4个情境,结合回归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情境下双元创新对技术赶超的影响。研究发现,情境Ⅰ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大且持续性强),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均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Ⅱ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小而持续性强),利用式创新比探索式创新更能促进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Ⅲ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大而持续性弱),探索式创新比利用式创新更能促进企业技术赶超;情境Ⅳ中(期望落差范围性小且持续性弱),利用式创新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探索式创新负向影响企业技术赶超。研究结果揭示了期望落差下企业技术赶超的创新路径,为期望落差企业利用双元创新实现技术赶超和价值再造提供理论依据。

技术引进、创新赶超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1999—2021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技术引进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创新赶超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技术引进能够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创新赶超正向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创新赶超在技术引进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引入公平程度、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效率作为调节变量检验发现,三者均可正向调节技术引进与创新赶超的关系以及创新赶超的中介作用;伴随公平程度、市场化程度与政府效率不断提升,其中介调节作用逐渐减弱。

赶超战略的阶段变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从赶超阶段前期进入中后期,中国企业市场地位变化引起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竞争战略深度调整,而这势必需要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向和战略作出适应性调整。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具有强大的规模优势,同时也面临突出的结构性挑战。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要强调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以推动量的合理增长,又要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实现质的有效提升。这要求相应的机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有效回应更为复杂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为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明确未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设计探索。

甘肃经济实现“赶超进位”的基础、路径及战略举措

2003年至今的20年以来,甘肃省较吉林省更高更加平稳的经济增长率是实现赶超进位的最大底气和现实依据。基于此,文章从生产供给端和需求动力侧分析了甘肃省赶超进位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甘肃省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较吉林省倍增优势明显,三大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动力比吉林省更加强劲,消费需求相对稳定增长,吉林省的消费增速缓慢且存在“失速”现象。甘肃省实现赶超的基本路径是,生产供给侧要按照一产、二产、三产依次赶超,需求侧实施“以投资和消费内需动力为主体,内需外需相互促进的赶超战略”,最后提出了实现赶超进位的相关战略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