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境数据治理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

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数据自由流动与安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跨境数据治理出现了“自由化”和“本地化”分歧。数据本地化作为一种逆全球化的跨境数据治理方式不断引起全球关注。我国作为数据本地化的代表性国家之一,实行有条件的数据本地化,但在跨境数据治理上仍面临着执法困境、监管困境以及地缘政治困境。我国需要重新审视数据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理念维度明确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数据治理理念;从国内维度完善数据本地化立法及其配套实施规则;从国际维度深化国际合作,构建“战略互信”,增强我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话语权。

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共性内容要素分析与中国启示研究

[目的/意义]通过对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进行深入调研和内容分析,旨在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启示与借鉴。[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网络调查和质性文本分析法,基于数据生命周期理论,梳理并分析美欧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内容,通过构建政策文本分析类目体系,提炼政策共性内容要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美欧已将数据生命周期思想融入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且二者存在诸多共性,体现出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定的总体遵循。基于此,文章结合美欧政策内容共性要素,立足我国国情,围绕数据跨境流动中的“三难选择”问题,分别从保障个人数据权利、平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维护数据主权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思路。

“双目标”主权理论创新与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改革

当前各国数据跨境治理政策正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而出现新变化,传统理论不足以对此做出充分回应,探索政策变化背后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各国数据跨境治理政策在控制风险和促进发展两个目标间选择与切换现象,其本质是政策实践者界定数据主权内涵并付诸政策实施的问题探索过程。不同于传统主权理论强调基于特定地理边界范围的控制与管理权力,立足于数据流动性、外部性并因而具有关联性的特征,本文提出数据主权应致力于实现本国利益和他者利益协同的“双目标”理论创新,其关键在于探索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这具体体现在监管合作、制度一致化和软法之治等三个方面。基于双目标数据主权理论创新,本文进一步对中国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聚焦数据分级分类治理、数字技术治理、数字产品或服务治理等。

委托跨境处理数据的治理困境

数字化时代,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委托跨境处理数据成为企业开展跨国贸易、提高数据处理质量、减轻成本投入的一种业务选择,但委托跨境处理活动涉及角色多、委托类型杂、数据跨境场景多变等因素,给数据跨境治理带来挑战。研究委托跨境处理数据带来的治理困境,能为我国防范化解数据跨境的安全风险提供助益。文章通过总结当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委托跨境处理数据的管理要求,结合具体跨境场景归纳3种典型委托跨境处理数据的场景,分析存在数据跨境合规申报、对境外委托方和受托方缺乏约束、层层外包难以管理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本文建议及时关注委托跨境处理数据存在的内在问题和风险挑战,强化对境外数据处理者的管理抓手,规范化管理委托处理活动,进一步明确委托活动中的合规问题,不断优化和完善数据跨境治理工作。

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成效、问题与完善建议

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呈现强监管、碎片化等特征,各国都在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积极优化本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鉴于我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还存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与发展数字贸易统筹不足、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方式单一、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持力度有待提升、数据跨境流动“朋友圈”有待拓展、特殊区域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本文提出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构、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立法、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白名单机制、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探索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特殊区域监管政策等举措。

RCEP生效赋能中国-东盟高质量跨境数据共享的机遇、挑战及对策

随着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空间的日益增大,数据跨境流动的规模也在显著扩大。RCEP的生效不仅为中国—东盟数字贸易中数据出境安全保驾护航、推动数据跨境流动,更进一步优化跨境数字贸易,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持续深化提供助力。虽然近年来,双方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治理规则顶层设计、数据资源汇集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部分东盟国家数据安全保护力较弱、数据价值链地位偏低、中国与东盟国家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政策体系差异较大、数据共享利益分配机制欠佳等问题较为突出,加大了中国与东盟进行数据共享合作的阻力。为此,中国—东盟双方需要提升数据安全保护能力、升级数据价值链地位、创新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治理策略和探索跨境数据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等,以期有助于扎实推进中国—东盟数据互通合作。

我国数据跨境治理的因应策略研究

在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治理已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问题。文章在对数据跨境治理的基本内涵阐释的基础上,对跨境数据治理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加以分析,指出当前数据跨境治理的主要范式,并提出我国数据跨境治理的因应策略,以回应全球数字经济时代所面临的困境。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中的韩国路径与欧盟路径

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概念虽然还有待进一步梳理,但跨境数据流动本身已然经历了漫长的实践。韩国在战后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有着对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巨大需求,也在不断向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借鉴经验的过程中,寻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路径,并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案》为基础,不断加速更新迭代规制版本,以适应时代需要。

DEPA数据跨境治理规则研究与我国的制度衔接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战略地位越发凸显,世界各国和各区域贸易协定纷纷规定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数据跨境治理规则,以规范和有序促进数字经济贸易的发展。随着RCEP、CPTPP和DEPA等的签署推进,我国也正积极推进加入DEPA。然而我国国内数据治理规则与DEPA相关的数据跨境治理规则有着一定出入,若要更顺畅地推进我国的加入签署进程,则我国需要明晰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外延和规范表达,进一步构建系统性的数据管理制度和统一的中央数据监管机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加入数据保护可信任标志体系并促进监管互认;如此将利于完善数字治理框架体系和关键性规则安排,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进一步打通数据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更好促进我国数字经济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跨境数据流动的一般问题研究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的价值日益凸显,数据的流动成为当前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跨境数据流动的含义出发,对数据流动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应该对跨境数据的流动加以重视,并积极制定相应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据流动进行合理管制。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规则何去何从

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以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平等参与数字全球化进程为基点,以数字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跨境数据流动与发展中国家数字发展权的实现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目前,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数据主权捍卫的单边监管与对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多边监管来维护现有数字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数字发展权的过程中,面临着国家数字发展权与个人和企业数字发展权之间的内部冲突;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数据主权干涉、发达国家主导规则挤压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与发展中国家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相冲突的外部矛盾。本文认为,在数字贸易平台中协调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数字发展权的最优解。WTO数字贸易规则设置本身应反映发展中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的根本诉求。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双重身份,中国应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权的实现。

美欧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范式及中国的进路

在数据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由跨境数据流动所衍生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峻。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国际行为体重点关注的新兴领域和相互博弈的战场。当前,美国和欧盟作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先行者,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以及相关保护机制,构成国际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格局的两大阵营。然而,由于美欧在价值理念、规制路径和制度设计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双方在跨境数据流动中的规则博弈不断加剧,并在个人数据隐私、境外管辖权以及规则主导权等网络安全相关议题上处于既相互竞争又有限合作的局面,给全球网络安全态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对此,如何在兼顾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全球网络安全,将考验各国政府的数据战略思维和治理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跨境保护的机制研究——兼论CPTPP视野下人民法院参与全球数据治理的新型路径

在经济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个人信息的数据资源价值及主权属性日益显现。近年来,世界掀起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浪潮,欧美借助立法优势,试图主导构建符合其利益的国际规则。近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审议通过,RCEP的正式生效及我国申请加入CPTPP,标志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迈向了新的阶段,同时提出下一阶段在全球数据治理体系中我国个人信息跨境的司法保护问题。现阶段,我国存在个人信息跨境保护的法律规则冲突、信息分类不合理及缺乏保护手段等问题。在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尽早确立个人信息跨境的司法保护原则、明确信息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和扩充司法保护路径,构建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跨境数据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