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轻刑伤民”思想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在刑罚轻缓化思潮的左右之下,作为重刑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当今中国刑法实践中的过度轻刑化现象越来越普遍。过度轻刑化现象从根本上有害于刑法的惩罚公平和预防功利之实现。中国古代法家的"轻刑伤民"思想尽管难免偏激,但对当今过度轻刑化现象不无启示,并有着相当的警醒作用。

轻刑主义:拯救抑或放纵——从当前我国刑事立法视角的反思

我国的刑罚体系不但不是有些学者所称谓的重刑结构 ,反而失之过轻。轻刑化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时代与国情盲目追求刑罚的轻缓。现行刑法的轻刑主义倾向应当通过刑罚制度的调整与完善加以矫正 ,否则 ,刑罚的功能发挥将受到不当抑制 。

激情犯罪不应减轻刑事处罚

激情犯罪是指人处于强烈的、爆发性的和相当短暂的情绪体验中,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激情犯罪是基于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心理特征对犯罪所作的分类,任何处于狂欢、暴怒、痛苦、绝望、恐惧等情绪状态下所实施的犯罪,都属激情犯罪范畴。目前,大多数刑法学家都认为:“激情犯罪应减轻刑事处罚。

消融与衡平：检视未成年人犯罪轻刑与量刑公正

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质疑与公众量刑公正感影响司法公信力。未成年人犯罪过度“轻刑化”会导致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失衡、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相悖并产生腐败、对未成年人罪犯和受害人的负向评价,因此,应统一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基准,硬化量刑程序,健全少年审判制度,搭建涉法舆论应对引导平台,加强心理疏导,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彰显司法公信力。

论检察环节轻刑案件快速审查机制的构建

构建检察环节的轻刑案件快速审查机制,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检察环节快速审查机制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限定于简易程序范围内的轻刑案件。检察机关对轻刑案件的快速审查应当有一系列办案程序、工作方式上的简化要求,同时完善一些相关配套制度,为轻刑案件实现快速及时办理提供有效保障。

论轻刑化视角下的老年人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处罚。这一规定彰显了我国立法者对老年犯罪的恤刑趋向,但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即违背了罪刑均衡原则,不利于遏制犯罪。对老年人犯罪在刑罚执行完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此外,应建立并完善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后的生活保障。

关于捕后轻刑案件的调查分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中,存在捕后轻刑率较高的现象。其原因既有执法人员执法理念的问题,也有对新法理解不到位等问题。为降低捕后轻刑率,应转变执法理念,正确理解逮捕职能,从严把握逮捕条件;实现与派驻检察室工作的有限对接,建立刑事和解、快速办理等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探索实行量刑预测制度;健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及时调整羁押措施。

益阳地区轻刑盗窃犯情况调查

为了弄清当前盗窃犯罪比较严重的原因,更好地向盗窃犯罪作斗争,最近,笔者对正在益阳地区劳改队服刑的部分盗窃犯(均是五年以下徒刑的)作了一些调查,重点抽查了该队第一中队的三十六名盗窃犯(某些统计数字扩大到五十五名)。主要情况是: 一、盗窃犯罪是当前发案率最高、危害较大的犯罪收容两县一市的五年以下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犯,在三百一十一名罪犯中,有盗窃犯一百五十二名,占48.8％。盗窃犯罪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据对三十六个轻刑犯情况的统计,他们共作案三百九十四次,盗取现金和物资折款11,381元粮票7,739斤,布票477尺,受害单位十二个,受害群众近四百人。群众对这种持续的猖獗犯罪,感到很大不安。

试论对轻刑犯的改造

一最近,我们对某监狱八十六名重新犯罪的罪犯作了一次调查,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原判处轻刑(短期徒刑)的刑满释放后再犯的比例很高,第一次犯罪判刑五年以下的有六十一人,占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七十点九;第二,所犯罪行升级,第二次犯罪所判刑期在十五年以上的有五十人,占调查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一;第三,犯罪间隔时间很短,第一次犯罪被判处有期刑,刑满后一年内重新犯罪的五十八人,占调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四,三年以内重新犯罪的七十五人。

轻刑快审让民众感受公正高效

2012年下半年以来，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检察院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开始试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该机制在轻微刑事案件领域，化繁为简．极大地缩短了公、检、法、司在案件办理各环节的时间．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轻微刑事案件“多、快、好、省”办理。

基层院捕后判处轻刑案件特点及原因分析

以A基层院为例捕后判处轻刑是指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决定或者批准逮捕之后,经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单处附加刑以及免于刑事处罚的轻刑。以A基层检察院为例:该院2019年捕后判轻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率为6.25%,同比下降14.9%,全市捕后判轻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率为15.34%;2020年捕后判轻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率为9.43%,同比上升3.18%,全市捕后判轻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率为13.66%。

轻刑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研究

非羁押诉讼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照法律规定和个案具体情况，对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采取刑事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理裁判的诉讼方式。为提高诉讼效率，减少社会矛盾，针对轻微刑事案件，检察院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构建非羁押诉讼新机制，

坚定不移抓司改 质效双飞铸法魂——庆安法院“轻刑快审”轻微刑事案件驶上快车道

被告人王某交通肇事一案，庆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的第四天，2018年8月28日庆安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适用“轻刑快审”程序开庭审理。庭审只用了五分钟，法官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宣判后，法官对定罪量刑进行了判后释法，王某当庭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

健全轻刑案件非羁押诉讼机制的进路

非押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对符合法律规定的、罪行较轻、社会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法定程序让其在未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下参与案件的侦查、审查、审判活动的模式。探索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非羁押诉讼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应对近年来轻刑案件增多的问题,还可以有效推进速裁程序的适用。

朱子思想中道德与刑罚的关系

朱子认为,刑政并不必然与理学的最高原理冲突,相反,刑政的作用实则是为了保证天理的实现。如果不对应当处罚之人加以适当的刑罚,就是对守法者的伤害。朱子反对一味地主张“轻刑”,主张根据实情给出合理的处罚,认为对恶人的重罚并不违反天理。在德礼与刑政的关系上,朱子强调德礼为本、刑政为末,突出德礼的优先性,这种解释与汉唐经学的“胜劣”模式形成了不同。朱子不将作为价值原理的德礼与刑政对立,而是提出“德礼刑政都是天理之节文”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在儒学的框架内安顿了刑政、刑罚问题。

湖南省浏阳市轻刑快办再提速

浏阳市推出轻刑快办“三个一”工作法,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在办案时间上做“减法”,在办案质效上做“加法”,跑出“简案快审、类案专审”加速度。“一盘棋”谋划。成立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政法各单位一把手任副组长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工作领导小组,严格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相关部门具体落实的轻刑快办工作责任制。抽调政法单位精干力量专门办理适用快办机制的案件,明确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岗到人。

“真正”轻罪立法的犯罪化与司法的出罪化

伴随行政犯罪名增设的常态化和扩张化,轻罪治理成为影响刑法立法科学化的重要因素。1997年修订的《刑法》在罪名设定和法定刑配置上,鲜见有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处拘役刑的条文。现有刑法中轻罪罪名体系,无论是从罪名的轻罪角度,还是从法定刑的轻罪角度看,都超出了传统刑法理论探讨轻罪治理的一般性范畴。对于轻罪的研究,应在区分罪名的轻罪和法定刑的轻罪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类型化的回应思路。尤其对于罪名层面上的真正轻罪,应在肯定立法扩张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同时,从轻罪罪名数量上的形式犯罪化、轻罪罪名保护法益扩张的实质犯罪化两个层面,探究其立法犯罪化的逻辑机理,以此指导真正轻罪的司法适用,并通过司法出罪机制合理限缩轻罪适用空间,实现轻罪立法扩张化与司法出罪化的有机协同。

我国刑法典的轻罪化改造

由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所决定,我国现行刑法典呈现出明显的重罪重刑的特点。这使得刑法典原本设定的限缩式的犯罪圈出现不断任意扩张的趋势,同时又陷入在重刑基础上再加大刑罚投入量的恶性循环。在不彻底动摇我国刑法典中立法定性加立法定量的犯罪设定模式的前提下,就消减"重罪重刑"式的刑法典存在的上述弊端而言,需要对刑法典进行轻罪化改造。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对现行刑法典划定的犯罪圈进行轻罪化改造,即适度扩张犯罪圈,将更多的轻罪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另一方面,应摒弃传统的重刑主义观念,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法定刑作轻刑化改造,即从总体上对已有的法定刑刑种作轻刑化调整,并为部分犯罪增加轻刑的法定刑档次,从而使轻刑的适用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为这些犯罪增加轻罪的情形。

死刑案件量刑阶段的轻刑推定原则

在死刑量刑程序中,由于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适用的前提,使得一系列程序保障和证据规则缺乏继续存在的基础。但死刑案件在量刑阶段的"轻刑推定原则",可以防止量刑权的滥用,保障量刑中立,并为量刑问题上的疑点分配提供指南。尤为重要的是,"轻刑推定原则"有助于在死刑程序中建立一套以量刑程序为中心的程序正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