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重罪到轻罪的重大变化,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这要求我们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首先,要明确轻罪的定义,可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以处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为下限,这一轻罪概念既契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轻罪立法的一种前瞻性考虑。然后,对轻罪扩张现象进行反思,厘清轻罪扩张带来的正面功能和负面效应,指明其具有回应民意、完善立法、规范行为的优势,也揭示其简化司法、异化刑罚、附随后果过剩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轻罪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在实体层面依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和第37条的定罪免刑规定,建立多元的轻罪处遇模式;在程序法层面贯彻“三分原则”;在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主体、对象和内容;在前科消灭上逐步建立犯罪记录封存、注销和复权制度。这样多措并举,推动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从消极惩罪向积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论数字时代的轻罪治理

数字时代为轻罪治理带来了重要契机。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犯罪预测预警、法律监督及非羁押措施执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轻罪防控的前置化、智能化与科学化。数字时代的轻罪治理体系以数字技术为工具,以信息共享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为方法,以体系化构建为目标。完善轻罪治理体系需要构建兼具预防、惩治与教育矫治功能的立体化体系,依托科技手段实现智慧化转型,并强化社会多元主体参与,使轻罪治理在法治轨道上实现从“治罪”向“治理”的深刻转变。

轻罪治理中的程序性权力扩张及其理性应对

目前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轻罪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均一定程度上主张扩张程序性权力,“程序工具主义”色彩浓厚。不当的程序性权力扩张潜藏着“象征性程序”现象加剧、程序性控制机能不足以及规范效力的整体受损等风险。对轻罪进行程序治理需立足于程序独立理念,回归刑事诉讼程序的谦抑性,明确治理公权。在划清程序谦抑与程序无为之间界限的基础上,遵循“扩充权利以收缩权力”的总体方向,以阅卷权和异议权为支点对审前程序的谦抑性进行重塑,并围绕公诉审查、证明机制以及权利救济机制对审判程序进行制度完善。

轻罪治理背景下我国劳动权刑法保护的检视与完善

劳动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与当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刑法介入予以保护具有法理及实践的必然性。立足于轻罪立法的刑事治理背景与劳动法“倾斜保护”的价值构造,我国围绕劳动权的刑法保护亦当通过劳动犯罪圈的适度扩大而得到加强。学理上,劳动犯罪可被区分为纯正劳动犯罪与不纯正劳动犯罪,仅前者有必要成为劳动刑法立法论的研究对象。基于对劳动法益的类型化梳理,应分别考察增设或修改就业歧视罪、雇用童工罪、恶意违反最低工资标准罪及拒不缴纳社会保险基金罪等劳动罪名的法理基础与规范实益,通过适当的新罪增设实现对劳动法益的周延覆盖。就劳动刑法的规范表达,为协调劳动法与刑法间的法秩序统一性、确保规范变动的灵活性,宜在充分把握分散式立法模式利弊的基础上,考察创制性附属刑法在我国劳动法治领域发挥效用的可能。

轻罪治理背景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重新定位与扩张适用

轻罪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依赖刑事诉讼法的制度供给,从而与实体出罪路径形成治理合力。在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形下,需要重新审视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价值。附条件不起诉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并非对立关系,二者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犯罪治理的深层目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协商性司法理念不仅为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扩张提供理论基础,也契合了轻罪治理“复归社会”的核心目标。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主体可扩展至成年人,适用案件的范围应限定在法定刑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为宜。此外,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前还应完成相关的评估工作。

轻罪治理背景下酌定不起诉的扩张适用

近二十年的司法实践表明,我国犯罪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案件占比大幅上升,轻罪治理模式成为刑事法治和社会治理的未来走向。基于慎诉的刑事司法政策而一定程度地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能够有效发挥不起诉制度的审前分流功能,符合我国轻罪治理的情势需要和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制度基础已具备的前提下,我国应通过适度扩展并规范起诉裁量范围与标准,以满足慎诉目的下的合理需求;通过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度融合、加强刑罚替代措施的有效适用、完善权力监督审查机制,增强起诉裁量权扩张的正当性、合目的性与可接受性,在中国式刑事司法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之下,为更新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提供可替代的优化方案。

轻罪治理背景下刑罚配置的优化路径

近年来,刑事立法上呈现出了积极态势,轻罪罪名不断扩增,催化犯罪结构呈现出轻罪率、轻刑率上升,重罪率、重刑率下降的结构性变化,刑事政策对轻罪的打击极度趋于缓和,我国刑事治理朝着轻罪治理不断发展。但我国轻罪治理中仍存在着重刑主义倾向,轻罪的刑罚适用存在短期自由刑依赖过重、管制刑名存实亡、罚金刑的预设功能发挥不足、缓刑适用率不足等问题。轻罪治理的刑罚配置应该遵循原则从宽、例外从严,功利为主、报应为辅的原则,改造短期自由刑,同时完善轻刑刑种替代短期自由刑,持续推进轻罪刑罚的轻缓化,提高轻罪治理的社会效能。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轻罪治理的目标、要求及实现路径

从2013年开始,我国犯罪现象内部结构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双降双升”的特点,我国进入轻罪时代。犯罪治理是法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轻罪治理是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轻罪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轻罪治理必须紧紧围绕这个目标,科学控制犯罪,这要求轻罪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党委领导,构建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依赖法治保障,借力科技支撑;轻罪治理体系结构上包括“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空间上涵盖法的实现全过程,即轻罪立法、轻罪司法、轻罪执法、全民守法,各阶段的治理主体相互配合,形成轻罪治理共同体,保障轻罪治理目标达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罪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完善路径

伴随着转型时期犯罪结构的深刻变化,围绕轻罪治理的论理分析适时兴起。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语境,轻罪治理问题的研讨不应单纯囿于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利弊多寡,而是应当透过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维度的生成逻辑,演绎归纳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罪治理何以产生与发展的正当性、合理性,以求最大限度地消解轻罪治理问题项下的观念分歧,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轻罪治理体系建构的范式转型。以此为基础,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良法善治之要求,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因应刑事一体化理论之基本要义,健全轻罪治理不同阶段的配套机制。

轻罪治理背景下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之完善

在积极刑法观推动下,我国轻罪立法较为活跃,形成了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犯罪结构,轻罪治理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时代考题。轻罪治理对刑事案件程序分流提出迫切的制度性需求,如需要程序出罪机制的支撑、诉讼程序的层次分化、审前程序的系统性转型等。但是,我国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刑事程序立法步伐远滞后于轻罪立法步伐、程序分化不足难以满足轻罪案件多元程序需求、程序出罪机制的政策回应型特征致其作用受限、审前程序的分流功能受诉讼程序的结构性压制、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缺乏有效配套制度供给等方面。对此,必须基于体系化思维,推动刑事诉讼程序的进一步分层、分化,突出审前程序对轻罪案件分流的重心作用,形成贯穿诉讼全流程的刑事案件程序分流体系,并在刑罚轻缓化、司法办案组织设置等方面加强配套制度供给。

轻罪治理视域下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的进路

司法实践中,赔偿保证金制度大多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促成轻微刑事案件中当事人和解而开展。随着轻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赔偿保证金制度应发展成为判断轻罪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进一步减少轻罪案件的审前羁押,切实化解矛盾,恢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检察新路径。构建赔偿保证金制度应更加注重程序正当性,将赔偿保证金融入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量化评价并对部分争议案件开展公开听证,真正消除社会的质疑,从源头化解矛盾,推动轻罪治理的全面、精准实施。

犯罪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路径

随着刑事立法中大量轻罪罪名的出现及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的产生,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治理轻罪相伴而生。有必要在明确轻罪范围的基础上,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构建轻罪治理的具体路径。实体层面上,要明确出罪标准的适用,从罚金刑配置的合理性和缓刑配置的精准性两方面推动完善刑罚制裁体系,同时以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为基础阶梯式探索轻罪前科消灭。程序层面上,一要建立轻罪治理程序分流机制,同时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未判实刑或依法相对不诉的轻罪案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作用;二要实现轻罪案件快速办理,建立完善轻罪案件侦捕诉联动与监督机制和轻罪案件协商机制,搭建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判决执行的全流程、全方位轻罪治理体系。

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困境及其解径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当前我国刑法的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轻罪数量上升的同时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下降。在此背景下,轻罪治理在犯罪治理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当前轻罪治理面临诉前羁押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制度存在困难、刑罚附随后果严重等程序法困境。对此,建议在轻罪案件办案过理程中,通过严格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并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有针对性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从宽结果的落实、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结构并细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要件,以及建立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法,破解上述困境。

轻罪治理的理论基础:多维度界定犯罪分层标准

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巨变,重罪减少,轻罪激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离不开法治。因此,明确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针对轻罪治理法治化进行深入研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目前犯罪分层标准未统一,法定刑或宣告刑标准存不合理。因此仍需要结合犯罪行为本身侵害的法益、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来确定犯罪分层的标准。通过对《刑法》分则的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最高法定刑、法定刑、宣告刑、犯罪侵害的法益、社会大众的一般认知等多维度来分析犯罪分层的标准及其存在的问题,可以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完善犯罪分层标准的建议,丰富轻罪治理的理论基础。

论未成年人司法在轻罪治理改革中的先行示范

当前,我国相关部门要重视未成年人司法的“探路先行者”作用,将成熟定型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和制度机制逐步运用于成人司法工作。可从转变轻罪治理理念,建立审前分流制度,完善非刑罚化处遇体系,营造包容的制度环境,推进诉源治理等方面进行革新,以实现理性平和、处理多元、刑罚轻缓、秩序稳定的轻罪治理效果,进而持续降低犯罪率。

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轻罪治理路径研究

在近些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下,中国的犯罪结构、刑事立法、刑事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轻罪治理问题开始变的日益迫切。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的轻罪治理强调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推动轻罪治理的法治化、协调化和现代化。在立法层面,轻罪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在刑法中,并推动犯罪分层模式、刑事一体化机制以及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与协调化。在司法层面,轻罪治理首先强调司法理念应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为目标,并努力从以往治罪为目的的司法理念转向治理为目的的司法理念,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其次司法强调解释方法上通过先形式后实质的解释进路贯彻刑事政策,在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对公民基本权益的最大保障,最后司法上应强调手段的多元化,加强数字司法建设,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实现轻罪治理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我国轻罪治理模式的溢出效应及体系调适

轻罪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具有刑事规制前置化与刑罚配置轻缓化的规范特征。轻罪治理模式的形成源于刑法对社会风险的防控以及不同制裁体系的衔接需求,轻罪治理在强化公民规范意识、避免重罪被扩张适用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然而,该模式在实践中亦可能引发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犯罪附随后果的消极影响扩大化等溢出效应,对于传统的刑事法体系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亟须在体系上予以协同调适。在刑事实体法上应激活“但书规定”之司法出罪功能,增设社区劳动刑以实现轻罪刑罚配置的社会化;在刑事程序法上应拓展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对于轻罪犯罪记录应予以封存,以消除犯罪附随后果对轻罪犯罪人的消极影响。

检察轻罪治理体系之构建

随着刑事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我国迎来轻罪时代,随之而来急需构建与其相适应的轻罪治理体系,切实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在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应坚持问题导向,更多关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少捕慎诉慎押的具体工作要求、前科消灭制度及轻罪案件处置机制完善,发挥检察机关在推进轻罪治理中的功能职责,以提升治理轻罪能力水平,实现轻罪治理高质量发展,为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提供良好服务和有利条件。

轻罪治理背景下袭警罪的规范构成及司法适用——以291份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的法定从重情节修改为独立罪名.司法实践中,袭警罪的适用存在对袭警对象、袭警行为和袭警加重情节等认定不统一的问题.袭警罪的保护法益为人民警察执法权,应当将袭警罪认定为具体危险犯,暴力袭击行为的程度应当具备足以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危险,袭警罪加重情节的认定应当遵循同类解释原则.在轻罪治理背景下,为避免袭警罪被滥用而沦为一种旨在保护警察人身权利的“口袋罪”,刑法应在警察执法权力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司法机关在适用袭警罪时应做到定罪理性和量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