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程序条款下辩方证人出庭

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作为保障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条款,是证人出庭的两条基本依据。目前刑事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主要聚焦于对质条款下的证人出庭,对依据强制程序条款下的证人出庭程序缺乏足够的重视,使得对质条款和强制程序条款的平衡性丧失。辩护律师依此条款申请辩方证人出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证人可以主张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但不能以近亲属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或者国家秘密作为拒绝作证的理由;对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强制到庭和司法拘留;增加规定携带证据到庭的通知书等。

公正审判权视野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保障——以欧洲人权法院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为视角

辩方申请有利证人出庭作证是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采取法官裁判权全面压制辩方举证权的基本态度,对辩方证人出庭作证权利的保障不足。欧洲人权法院在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中确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三步审查法,既充分保障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权利,也避免不必要的证人出庭,较好地平衡法官裁判权与辩方举证权的冲突。完善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程序约束,即对于法官已经形成心证或印证的事实,只要辩方提出异议并申请辩方证人出庭的,除非明显不必要,法官应当允许。

对诉讼中辩方展示证据后控方又提供新证据的法律思考

证据展示是在庭审前控辩双方交换证据、相互获取有关案件信息的制度。旨在“整理争点”，增加对抗，体现公正，兼顾效率。司法实践中，控方从法院“交换”取得辩方展示的拟在法庭出示的证据后，以核实为名，进行反调查，又获取与辩方观点相反的新证据，并运用于诉讼。这种旨在达到自己诉讼目的而违背刑事诉讼原理，破坏法定程序，影响客观、公正，降低诉讼效率的做法，应引起我们的深思。

辩方证据知悉权的法律价值体现

证据知悉权作为辩方的一项重要权利,能够有效地保护辩方的辩护权,实现控辩平衡,有利于达到控辩平等、实现程序公正,体现着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对于庭审迅速顺利进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由于有利于辩方充分收集证据,辩方证据知悉权同时兼具真实发现的功能。

侵犯商业秘密罪认定的辩方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追诉活动中,存在控辩分歧点多、主张两极化的现象,举证责任在控辩双方的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于辩方有举证能力的消极事实与主观故意,辩方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侵犯商业秘密罪涉及控辩双方的产权平等保护,应避免不合理地要求辩方承担过度的举证责任。应坚持辩方举证必要原则,辩方举证的程序设置以诉方先举证为主。对于认定商业秘密罪成立重点争议事实明确辩方举证的要点与责任。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应采取高于民事侵权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以庭审为中心”下辩方地位的提升及实现

受侦查中心主义影响,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方地位式微,辩方正常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而"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制度改革对辩方地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控辩平等对抗。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树立"审判中心主义"司法观念、完善卷宗制度等方面落实法官裁判独立形成机制,在侦查起诉和审查起诉阶段同时强化辩方制约地位,并赋予辩方司法责任追究程序申请启动权以建立辩方对抗的保障机制,切实提升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浅谈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以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为契机

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对抗制庭审模式,基本上承认了检察机关的证据展示,这对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阅卷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法律对辩护方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与世界各国刑事证据展示的双向性原则极不相符。建议设立我国刑事辩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辩方证据展示的范围、时间和地点、程序及辩方不展示相关证据的后果等方面加以规定,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辩方提证权

提证权的内涵 辩方参与诉讼过程的目的，即希望自己的参与能够对法官心证的形成产生影响。“使被告在判决形成的诉讼过程中（特别是审判阶段之证据调查程序）得透过证据声请权之行使方式．陈述对于待证事实及有关证据之主张，进而达成参与法院调查证据范围之决定，影响法院作成符合实质真实之正确裁判之目的，在于肯认被告之诉讼以程序主体性。

新闻名誉侵权的构成要件及抗辩方法

避免新闻侵权已成为现代记者采写新闻过程中的必修课程之一。在我们国家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主要有侵犯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著作权等等,在这些侵权行为中,侵犯名誉权的案例相对较多。

非法证据排除视角下辩方证人出庭的庭审应对

出庭辩方证人在刑事诉讼中提供的证人证言属于修改后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审查的范围。司法实践中,辩方证人出庭的情况日趋复杂,且庭审对抗性不断加大,因此有必要从区分关键证人、原证人翻证、新证人出庭作证等角度加大对出庭辩方证人证言的庭审应对。鉴于此,公诉人员应当提高询问技巧和引导询问进程的能力,在庭审中对证人的询问不能机械化、绝对化地排除诱导性询问,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进行证据公示,征求控辩双方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

法律人工智能视角下的辩方论证

当前,人工智能研发逐步从原来面向低技能工作领域转向律师等高技能工作领域。不论律师们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变革持何种态度,学会与这一变革共存并取利于变革,才能实现律师行业的自我进化。本文以辩方论证这一刑事诉讼领域中的律师核心工作为例,研究了法律人工智能对辩方论证带来的影响、挑战以及存在局限,并描绘了人工智能对于实现辩方论证的刑事诉讼功能的未来发展图景。

辩方获取的“鉴定意见”证据能力之实践向度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相应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简称为“《旧法》”）对证据种类等做出了新的规定,其中“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对鉴定结果的意义进行了完善,此对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意义重大深远.然而,源于相关规范的支持机制未能同时跟进和完善,该处修法的目的和意图是否能顺利实现值得商榷,而从如何赋予辩方单独获取的“鉴定意见”之证据能力这一问题,则可窥见全豹.

如何保障刑事审前程序控方辩方作用的发挥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开始从递进式的阶段性诉讼结构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结构发展，而刑事审前程序各诉讼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提升庭审质量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论辩方的反询问权

反询问权是被告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作者从反询问之规则、反询问之条件和反询问之技巧三方面介绍辩方的反询问权。最后,作者阐述了中国借鉴辩方反询问权的理由、国内立法的缺陷,提出了改进建议。

作为警察，我为辩方出庭作证

在国际司法中，警察出庭作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在我国，甭说警察，即便是普通人出庭作证都是少有的事，更何况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为犯罪嫌疑人说话。难怪四川大学法学院龙宗智教授把“警察不作证”。列为中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状之一。

辩方举证是打击证券内幕交易的突破口

由于1998年颁布的第一部《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规定语焉不详．2001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为由，对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发了个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后来，

犯罪构成论的司法逻辑化探究

科学的犯罪构成论是体现定罪的实践性、反映基本定罪过程、建构《刑法》中“犯罪和刑事责任”一节统一性的犯罪构成论。对于定罪实践司法性质的正确把握,是科学建构犯罪构成论的先决条件。对于基本定罪过程要区分违法与罪责,肯定主观违法论而否定客观违法论,坚持五个维度的“辩证统一”。据此,犯罪构成应由行为阶层、构成要件阶层、可罚的违法阶层、罪责阶层依次衔接组成。这样的犯罪构成是违法与罪责相区分、控方与辩方均在场、判断过程与判断结论相统一的定罪模式。

科龙电器舞弊案例剖析:以现金流量指标为起点

科龙电器舞弊案是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典型案例。本文以现金流量表指标作为分析起点,分析科龙电器舞弊手段、舞弊深层次原因,并对防范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提出监管对策。

学习胡希恕运用经方治疗哮喘的经验

学习胡希恕运用经方治疗哮喘的经验。胡希恕把哮喘的病因归纳为痰饮、瘀血,即所谓"宿根"。痰饮瘀血内伏,与外感、饮食、物理、化学、七情等诱发而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