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国外辩诉交易制度适用新探

辩诉交易制度是发源于美国的一种快速结案诉讼制度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中的控辩量刑交易制度 ,可为我国法律移植与借鉴 ,但应严格程序规范以保障其实施的正确与尊严 ;其中的定罪辩诉交易制度 ,无论从诉讼公正抑或诉讼效率层面探究皆不能得到移植我国的适用的证据。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评析及启示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有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败诉风险、减少社会对抗的独特价值,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实质弊端,如忽视对事件真相的查明、违背罚当其罪原则的量刑、受迫非自愿认罪造成冤案等。辩诉交易制度的弊端启示我们,在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要注意降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的预期和要求,重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意见,落实庭审实质化要求,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功能,强化检察官的客观公正立场。

辩诉交易制度:司法制度的重大突破

辩诉交易由来已久 辩诉交易程序最早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犯罪率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刑事案件成几倍上升。同时，美国遵循“正当程序”的理念，要求国家必须以普通程序通过正式陪审团审判处理所有刑事案件，因此，许多案件被积压，造成司法拖延。为了在有限的司法资源条件下及时处理这些积案，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从背景来看,辩诉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内生于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其运行依赖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当要慎重。

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即在我国有必要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具体而言,应对现行简易程序进行改造完善,主要是建立被告人认罪从轻、减轻刑罚制度,并扩大案件适用范围。还有必要探索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应着重制度建设。应对适用案件范围、适用条件作出明确规定,还应建立严密的适用程序,保障制度以及司法审查机制。

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本文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司法价值作了较全面的评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移植和应用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并就如何移植辩诉交易制度问题提出设想方案 :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的应用 ,构建与公诉人不出庭相配套的庭前辩诉协商制度 ;二是在证据存疑案件中的应用 ,通过辩诉协商 ,达成“裁量不起诉”协议或者减轻处罚的协议 ,以解决疑案悬案 。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制度的“断裂”与“弥合”

目前,中国学术界对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的研究存在某种"断裂"倾向。实际上,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这两种制度原本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共性与契合:一是具有共通的理论基础,体现了相同的价值理念;二是都体现了对刑事诉讼中个体权益的关注,顺应了国际司法发展的潮流;三是辩诉交易是刑事和解的体现,刑事和解又是辩诉交易得以实现的前提保障。因此,应当从理论上实现两者的对接,从弥合与互补的角度,审视二者的辩证关系,并将它们作为构建中国辩诉交易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异同及其启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既有异又有同,"同"可借鉴,"异"可反思。两者都为保障快速审判权而兴起、设立,都是被害人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实施前提都是被告人自愿,量刑决定权主体都是法院。所不同的是:后者可以降低证明标准,前者不可;后者可以商榷罪名,前者不可;后者对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心态进行了明确区分,前者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后者有明显的合同效力,前者不具有。通过比较,可以对我国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得出七点启发:保障快速审判权不能以贬损基本诉权为代价;应根据不同动机区别对待被害人的量刑意见;不得强迫任何人认罪认罚;在审判中心主义语境下,法院对是否从宽拥有决定权;证明标准不可降低,但质证程序可适当简略;认罪时间、认罪内容、认罪态度的不同应在从宽幅度上有所体现;检察机关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具结书的效力作充分说明,不可剥夺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和上诉权。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辩诉交易制度移植之障碍分析

发端并盛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徘为刑事案件速决程序,因其能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而在国际上得以广泛传播。然而,中国尚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其根源在于中国与实行辩诉交易的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在诉讼模式、检察、证据、司法审判等相关制度以及思想理念上还存在诸多差异,要消除这些障碍,建立适于中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尚需较长时期,以完善法律制度和更新思想理念。

辩诉交易程序中的被害人问题研究——以英、美为中心

在国内学界激烈争论的辩诉交易程序之中,被害人的权利缺失与权利保障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而这一问题正是已经在立法上采纳了辩诉交易的国家围绕着该制度的存废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本文在考察了英美两国辩诉交易中被害人地位以及权利的问题之后,从确立被害人权利的合理界限的角度提出了构建符合诉讼各方利益的我国新型辩诉交易制度框架的设想。

“辩诉交易”的国际立法现状与我国刑诉程序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目前其因素已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状况基础上 ,可以比较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 ,并借鉴辩诉交易加以完善之。

辩诉交易与正义保障

辩诉交易可能以丧失正义为代价 ,这是人们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担忧 ,也是辩诉交易合理性争议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 ,在刑事案件数量巨大与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紧张关系中 ,辩诉交易的选择既是无奈的 ,也是理性的。当然 ,在辩诉交易制度中 ,正义不能牺牲 ,应当最大限度地保障司法正义的实现。保障正义的主要途径在于 :限制辩诉交易的案件范围和交易的内容、幅度 ;对辩诉交易实行有效的司法监督 ;设立司法救济手段 ,对严重牺牲正义的辩诉交易以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

辩诉交易制度的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认为辩诉交易是一种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交易,它虽节约了惩罚成本但也降低了犯罪者成本,在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同时又带来巨大的负的外部性。我国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移植辩诉交易不仅成本巨大且未必有价值。因此,要理性地看待利弊兼有的辩诉交易制度。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无奈

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主张我国应移植辩诉交易这一观点,指出辩诉交易是美国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造就的无奈的选择,是美国法律文化中公权力处理方式私权化、刑事权力处理方式民事化的一种极端表现,以及辩诉交易面对其本身产生的弊端也无可奈何,并进而提出我们在吸收其“提高诉讼效率”合理内核的同时,对其程序的构造及其运作应于以驳斥。

辩诉交易启示与对我国刑事基本政策的反思

美国和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带给我们以下新的启示 :①辩诉交易在刑事诉讼中创生了一种非对抗性的案件处理机制。②辩诉交易使刑事诉讼中出现了控辩双方互利双赢的局面。③辩诉交易对于处理疑罪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方式。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基本刑事政策其内在精神与辩诉交易制度相通 ,但由于缺乏法律化、制度化的规定及完备的程序保障机制 ,影响了其实效的发挥。

辩诉交易强迫认罪问题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警示

美国辩诉交易要求被告作有罪答辩必须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但是,由于检察官在刑事司法中拥有绝对权力,律师作用有限,被告在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供的交易条件时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种机制性强迫压力的存在为无辜被告认罪的现实和心理学实验研究所证实,并已经引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关注。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强调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但是由于"自愿性"标准不明确,且其也存在控审权力配置不当、律师作用更为有限等问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同样存在强迫认罪甚至使无辜被告认罪的风险。为有效防控此种风险,需明确"自愿性"标准,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刑事司法改革,并注重制度推行中的科学性。

论辩诉交易制度的生命基础

以辩诉交易为代表的控辩合作纠纷解决机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刑事案件处理的一种新型模式,越来越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司法效益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本体因素,契约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基础因素,实用主义思想观是辩诉交易制度产生与发展之动力因素,抗辩式诉讼结构是辩诉交易制度之支持因素,沉默权与证据开示是辩诉交易制度之促生因素,发达的辩护制度是辩诉交易之保障因素。

辩诉交易中国化应予缓行——以契约观为视野

契约观念是辩诉交易制度生成与发展的文化基础,是这一制度在争议不断的责难声中仍然弥久不衰的内在动力。只有在弘扬契约精神、尊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国度,才能培育和支持辩诉交易制度的运行。从契约观的视角不难看出,辩诉交易中国化应予缓行;其在中国的移植与引进,当须诸方面促就国人契约观念之积淀。

关于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再思考

辩诉交易产生于19世纪的美国,作为一种制度,其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并成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采用和发展。辩诉交易制度并没有违背无罪推定原则以及罪刑相适应原则,公诉权能否处分的问题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效率和公正的价值选择上,公正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时,不能采取完全照抄照搬的态度。具体而言,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应转变诉讼观念,更好地规范既有的“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模式,同时,还应注意称谓的确定、程序的启动方、量刑及其尺度、庭前程序及其规范等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