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等。

中国进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关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就业既是进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产生活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其融入社会的主要动力。文章基于合肥市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提高进城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与就业感知能够有效推动其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对于社会融入的直接作用强于就业感知;社区参与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和就业感知有着较强的间接影响。文章提出建立城乡一元劳动力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推动进城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进程。

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两大主体的行为逻辑

进城农民和下乡市民是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为主的城乡融合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两类群体。进城农民不同于传统村居农民,他们基于比较收益进城从事非农职业,并可能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未来城市中的“新市民”,而下乡市民是在政策激励之下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具有知识、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的新生力量。两类人群有着不同的行为逻辑:进城农民基于理性经济人的价值考量,并不会退出在农村的地权,以便于其在城市发展不畅时能够有回到农村的兜底性保障,而下乡市民通常需要获得集体内部成员的心理认同并得到原单位的业绩激励,才能专注于乡村经济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为此,应当鼓励进城农民在不丧失承包权的基础上流转经营权获得财产性收入,为他们在城市发展提供基本住房保障,而对于下乡市民应当允许他们入股集体经济参与分红获得经济激励。

社会交往对进城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分析

鼓励进城农民工自主创业,是稳定就业形势、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当前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利用Probit回归模型,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交往对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源性社会交往不仅拓宽了进城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促进其社会资源积累,而且为收入低、缺乏抵押物的进城农民工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提供了信用担保,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进城农民工创业;显著影响进城农民工创业的因素包括年龄、教育水平、父母外出打工经历、自购房和家庭困难等。因此,加快推动进城农民工创业,必须注重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度,营造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的环境,以利于在进城农民工流入地建立起促进创业的新社会网络,有效提升进城农民工的创业激情。

资本转换视角下文化资本对进城农民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进城农民健康问题关系到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城乡关系的平衡,是有序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最新开放的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的微观数据,系统探究文化资本对进城农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文化资本、具体文化资本对进城农民健康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客观阶层在制度文化资本和进城农民健康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主观阶层在制度文化资本、具体文化资本与进城农民健康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个体社会资本在具体文化资本和进城农民健康水平间的中介效应显著,集体社会资本在制度文化资本和进城农民健康水平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下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由马丁·海德格尔奠基,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发展完善的哲学解释学,使解释学的发展实现了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向。透过哲学解释学的诸多观点来看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并进行反思,对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教育理念、教育内容与方法有借鉴意义,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进城农民教育和工作经验对收入倒“U”型影响的检验

进城农民群体被看做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群体,虽然相关研究深化了有关进城农民劳动力收入决定因素的认识,但是,针对教育和工作经验对中国进城农民收入影响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影响是否持续呈线性的研究。基于明瑟扩展方程,结合典型地区数据,分析发现教育和工作经验对进城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经验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教育与收入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进城农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等建议。

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学习适应性的比较

目的:了解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学习适应性的差异。方法:对来自湖南四个城市的592名进城农民子女及404名城市居民子女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单因素协方差分析与t检验。结果:①进城农民子女在学习环境分量表及朋友关系内容量表的得分上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子女;②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城市里,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学习适应性差异表现基本一致,而农民子女的学习适应性在不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差异不显著;③不同类型城市学校的农民子女其学习适应性存在差异。结论:进城农民子女整体上可以较好地适应城市初中的学习生活。农民子女城市就读的学校环境对其学习适应性有较大的影响。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去与留的实证研究——对武汉市进城农民留城态度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蕴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意思,因而对进城农民去留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主要从个人、城市社区以及农村社区三方面探寻了影响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的留城态度的原因。调查结果表明,有较大比例的进城农民个体劳动者有留城倾向,个人和城市社区中有些因素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态度。

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效应

农民工在流入地定居关乎城镇化质量和市民化水平,是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以及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动力。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有序logit以及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剖析了身份认同视角下社会歧视对进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歧视对农民工定居意愿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其内在逻辑是"社会歧视→身份认同→定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住房性质、福利保障及社会关系等因素是社会歧视产生的重要来源。提升农民工身份认同能促进其城市定居,而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社区活动建设等措施则有助于解决农民工受歧视问题,进而提升其定居意愿。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城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提高失地进城农民的心理适应能力

土地被征而进入城镇生活的大量农民,由于其自身素质的限制以及城市接纳他们的准备不足,导致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许多挫折。为顺利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关心和帮助进城生活的失地农民,提高其素质,增强其竞争力,培养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

新城市贫困——关于现实和未来社会的忧虑——以成都地区部分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的调查为例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至今已经持续了二十余年。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必然对原来二元对立的城乡社会结构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已被我们察觉,有的却要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对未来社会产生某种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生存状况存在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种系统性生存风险,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确定他们及其家庭在城市中已有的边缘和弱势地位,产生新城市贫困。这种新城市贫困不仅影响现实社会的公正、公平,更重要的是将会影响未来社会的和谐运转。

进城农民聚居空间和城市居住空间的关联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实证

进城农民是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研究的特殊群体和典型样本之一。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大规模的集聚,形成了特定的聚居区,也给其所在城市的空间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本文以南京主城区为例,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方法,分别探究进城农民居住空间的集聚特征和所在城市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拟合、对比手段深层的把握和发掘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关系与排斥:进城农民工生存境况的社会学分析

从农村到城市,农民工面临的依然是以"关系"为特征的人情社会。"关系-人情"能满足农民工的情感性需求和工具性需求。在交往互动中,农民工尤其是中下层农民工易于过度依赖同质性群体,呈现情感互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由于部分权利缺失和权力剥夺,农民工也面临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境遇。"关系性排斥"是农民工在文化历史环境、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三重作用下遭受的困境,要从政府、社会层面出发积极改善这种困境。

进城农民社会保障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主要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进城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政策思路进行了设计,并提出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发达地区率先实现进城农民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接轨以及筹措进城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等政策设计思路。

农村集体土地权利“鸡肋”化的解决路径探析——以进城农民市民化成本障碍及其解决为视角

一方面,由于进城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所享有的土地权利无法真正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对他们而言,已由"命根子"变成"鸡肋",出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权利鸡肋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双重背景下,进城农民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虽有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但受市民化成本的约束,市民化的愿望亦无法真正实现。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其路径就是将进城农民的农村集体土地权利与市民化成本进行对接转换,变"权"为"利"。在具体路径的建构和选择上,一是可建构和选择土地换保障的对接转换解决模式,并在被动性征地模式基础之上增加主动性对接类型;二是可建构和选择土地市场化交易对接转换解决模式,并辅之以保护性交易类型。

切实关注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目前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面临处于边缘状态、学校教学条件差等问题,根源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义务教育财政体制过度分权、农民工子女学校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建议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子女上学扫清障碍;建立合理的财政供给制度,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发挥公办中小学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方面的主渠道作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优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