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探析

明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的内容,对于完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构成体系具有积极意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时的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的规定限于对“故意”的直接规定,对于过失行为及其可罚性并无明确指引。可结合现行《行政处罚法》对于主观方面“过错推定”的证明方式,立足于当下执法实践需要,同时参考域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经验,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及其证明方式的确立提供合理、可行的模式。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之衔接解析

公安机关在办理治安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对案件进行甄别,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依照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模糊,难以有效区分。对此,可以参照德国、日本两国的行政刑法理论,从实际情况出发,在不同维度分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刑事犯罪的衔接关系,并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典范法律,初步探索我国行政刑法建构的重点内容和方向,为下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提供依据。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规定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与组织卖淫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等犯罪之间形成了法条竞合的关系。针对这一新型犯罪,有必要对其中一些术语予以明确界定,如"组织"罪状中的"等"字、"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另外,由于本罪是借未成年人之手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必要划清其与盗窃、诈骗、抢夺等犯罪的间接正犯之间的界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的保护法益应当是一种社会法益,而非作为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的个人法益。本罪的组织行为在行为方式上具有多样性,包括一切能够确立和保持行为人对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意思支配关系的行为方式。在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上,本罪并非刑法理论中的必要的共同犯罪,而属于一种任意的共同犯罪,因此,在本罪共同犯罪中应当注意组织犯与实行犯的区分。此外,也不能将犯罪集团与本罪中犯罪人纠集未成年人所形成的违法团伙相混同。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规定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目前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对本罪的具体罪名如何确定、如何准确理解"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概念的含义、本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拐骗儿童罪、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拘禁罪、虐待罪、故意伤害罪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对刑事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律的直接任务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发布实施，这是第三部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这部法律有关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规定，会愈加丰富和完善。

“违反治安管理”的判定——“上海盈元服饰有限公司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行政确认案”评析

治安管理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领域,在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对其进行了立法,制定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又通过了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200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开始生效。法制建设所建立的治安管理权是行政的重要权力,其是保障行政秩序的重要机制。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设定中,普遍存在类似以下条文的表述:"违反本法规定,造成……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对侵犯公私财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本文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侵犯公私财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规定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加以探讨,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完善治安立法,指导治安的办案实践。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有之义

治安管理外延的不确定性,警察职权的广泛性,治安管理范围的复杂性和公安机关刑事、行政执法功能的交叉性,导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存在外延扩大化。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明确的定义,对于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法益分析

刑法上的法益是指其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实质上即是刑法上的法益。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对于依法严厉惩罚组织者的犯罪活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目前对该罪保护的法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导致了适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探讨。

另一种“医患关系”——警察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关系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设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规定中,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定意义上的“怀疑”与“对立”转变为“信任”与“协作”,这种转变要求警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相应地调整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与之建立相互信任、协作的“医患关系”。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衔接问题的立法完善

一直以来,我国存在着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竞合的问题。2017年1月16日公安部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并没有着力解决这一重要问题,且新增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反而使固有的竞合问题愈发严重。导致竞合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对二元治理模式的选择以及"质的区别说"与"量的区别说"的混合运用。只有解决竞合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惩罚机制的协调与衔接。坚持和改造现有的二元制裁体系,并在其框架内正确运用"质量区别说"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重新归类,配置符合各自制裁体系特点的处罚措施,方可有效消解竞合,实现二者的协调与衔接。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的“治安”概念——兼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命名问题

解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界域问题,应从“治安”概念着手研究;“治安”的内涵虽然可以确定,但“治安”的外延却是无法穷尽的。依据治安内涵来审视现有警察行政管理任务,它们都是为达到维护治安秩序的目的而服务的。换言之,现有违反警察行政管理的行为均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界域。因此,应将“治安管理处罚法”命名为“警察行政处罚法”。

论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单位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为了单位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依法应负治安违法责任的行为。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体是单位本身,单位负责人或其他人员不应成为与单位并列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体。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多种形式,其涵盖范围较大。对单位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罚可分为两种:一是采"单罚制",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二是采"两罚制",既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处罚单位本身。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适用研究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对本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不能脱离对其法益的理解。"组织行为"可以表现为暴力、胁迫、雇佣、引诱、拉拢等方式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不仅包括一般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包括犯罪行为;不仅包括应受处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还包括不受处罚的纯客观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本罪与共犯的竞合问题应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及犯罪的数额大小具体分析。

如何准确确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名称

在治安管理执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对同一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名称确定上互相混淆极不规范的现象,如把携带雷管炸药进站上车、殴打伤害他人、扰乱工作秩序等分别定为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扰乱公共秩序等,将偷窃定为盗窃、扒窃、拎包等。这种混乱确定名称的现象,不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严肃性,而且也导致定性不准,处罚不当。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加大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通过解读相关法律规定,分析了本罪的立法背景、现实意义及其犯罪构成,并尝试从转化犯、共同犯罪、间接正犯等几个方面对本罪的认定进行有益的探讨。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要件研究

治安管理与群众的人身、财产利益息息相关,关系到社会治安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治安管理法治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推进治安管理法治建设的层面出发,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主观方面应限定为故意,表现为故意行为的既遂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