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犯违法所得处理的责任模式

不同于个人犯罪的违法所得处理,共犯责任模式的确立和运用较为复杂,这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连带责任理论的主流观点面临从违法性共同到违法所得处理连带的简单推导、多重原因与共犯个人责任理论的背离、理论根基与共犯客观因果关系脱节等诸多问题,其不应作为普遍方法。违法所得处理性质和范围的两大基础因素能够对共犯责任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违法所得处理的独立性刑罚附随措施以及团体获取全部财产的范围,决定了共犯需要在个人提供的团体作用力范围内对团体违法所得承担责任。为全面评价共犯作用力范围内团体违法所得的责任承担,刑法应塑造作用力责任理论。作用力责任理论并非团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简单化组合,其在多元正义责任理论的基本指引下,涵盖了共犯作用力的团体违法所得的责任对象、个人作用力范围内的按份责任的两方面内容。作用力责任理论的共犯违法所得处理可以在确定按份标准的基础上,对客观无法追缴的共犯份额外的责任承担进行类型化分析。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差异化构建与调适--以节省司法资源与追回国家资产为视角

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主要功能、适用对象上存在明显竞合。同时,二者在竞合的表象后面,在适用案件范围和适用条件上呈现出弱层次性,而在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别。缺席审判程序是刑事对人之诉,对案件的证明标准与普通案件无异;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对物之诉,带有强烈的民事程序属性,对案件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二者存在的上述差异,尤其在证明标准方面的差异,为司法实践的程序选择适用提供了客观衡量基准。在具体程序选择问题上,检察机关可构建基于政策和法律的二元考量模式。此外,两种程序的竞合关系及存在的证明标准差异也使得二者具有互相转换的理论可行性。立足于当前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可在补全各程序的必备条件后进行程序转换,这不仅可节省司法资源和追回国家资产,也有利于“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基于诉审关系,两种程序转换的主体应为检察机关。

对第三人追缴赃款或者违法所得的原则适用

法答网问题:被告人用职务侵占所得赃款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充值、打赏主播,短短3个月内挥霍赃款金额高达上千万元,能否从直播平台公司账户上追缴该部款项发还被害单位?任何人不得从犯罪活动中获得收益,是我国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追赃返赃的重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市场性因素介入之内幕交易罪违法所得的计算

内幕交易罪等证券类犯罪因涉及多方主体、复杂的违法链条、严重的危害后果以及隐蔽的犯罪手段,对市场交易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一直是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的重点。为实现刑法的有效规制并保障人权,科学准确地计算内幕交易罪的违法所得数额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市场性因素的介入会导致内幕交易罪中行为人所获得的收益或避免的损失数额增大。对于扩大的收益或者避免的损失数额,由于不符合没收违法所得制度的宗旨与内涵,因此不能计入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具体计算方法上,法院可以综合选取相关市场指数或者个股组合作为参照,综合测算市场性因素所导致的股市波动权重,进而将其从违法所得的认定中排除。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解释论

没收违法所得处罚中依法退赔制度的构建将公益性和私益性有效兼容,是对公法和私法相互交融的实践需求的回应,其理论基础在于私权优先保护的价值理念和“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依法退赔制度的适用条件有三:法律责任竞合的存在、当事人有违法所得和当事人依法应当承担财产性民事责任。依法退赔制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蕴涵主要表现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落实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强化了行政处罚公正原则和实现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从逻辑关系来看,依法退赔制度不是没收违法所得的前置性行政程序,当事人依法退赔的款项是没收违法所得的事实构成要件,其直接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法律效力。通过行政处罚处理期限中止制度的完善和依职权行政调解的嵌入有利于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直接落实依法退赔制度和保证没收违法所得处罚的合法性,最后完善财政部门返还款项的程序,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返还款项制度的兜底性和补充性的功能。

浅析超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违法所得的认定

近年来动物诊疗机构超范围从事动物颅腔胸腔和腹腔手术等违法行为在动物诊疗领域时有发生在执法办案实践中,对此类案件违法所得的认定存在两种观点,观点一是认为与手术相关的所有诊疗费用都属于违法所得,观点二是认为只有手术“开刀”的费用才是违法所得,而术前、术后的诊疗费用属于合法收入。本文结合具体的动物诊疗案例,对此类违法所得的认定进行了分析、探讨,明确了动物诊疗违法所得是指手术全过程的诊疗费用。本文为执法机关在办理超范围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类案件时如何准确认定违法所得,正确实施行政处罚提供了参考。

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以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刑事案件追缴违法所得模型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部署“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明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各级检察院坚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全国检察长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关于数字检察工作的相关要求,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提升监督质效。武汉市汉阳区检察院在新时代背景下,统筹研发出符合工作实际的追缴违法所得法律监督模型,真正实现为检察监督赋能,并以此为契机,继续把大数据思维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充分发挥检察能动性,围绕大局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责,为高效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检察保障。

违法所得分享程序立法前景分析

201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中,出现了"违法所得分享程序",草案对违法所得分享程序作了规定,①2018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正式通过版本却删掉了这些规定,只保留了一个条文的一款规定。违法所得分享程序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追逃追赃法律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必要设立这一程序。立法过程中,应当理顺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相关制度的关系,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立法规制,由《刑事诉讼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等对违法所得分享程序作不同层面的规定。

简论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对物诉讼、不以被追诉人在案和定罪判决为前提、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相结合等特点。该程序的创设在诉讼理念、诉讼程序等方面均有重要价值。但是,我国还应当扩大该程序的适用范围,明确没收的对象范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中对市场因素的处理——基于国内案例的实证分析

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中如何剔除市场因素的影响,对于违法所得的准确认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内幕交易的实际案例,对现有剔除市场因素影响的计算方法在我国内幕交易违法所得计算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方法的计算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市场出现暴涨暴跌的极端情况下,超额收益法的思路对违法所得计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没收违法所得返还受害人制度研究

没收违法所得在我国是一种行政处罚方法。《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由于社会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社会法中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责任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措施,又是对受害人的权利救济。因此,对来源于侵犯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所得不应当收归国库,而应返还受害人,并且违法所得的数额应当是违法者的全部收入而不是所得利润。执法者应当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者的违法所得,法律应当授权受害人对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的参与。

论刑事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

刑事违法所得,是指犯罪行为人因犯罪行为而获得的经济性利益的增长。完善我国刑事违法所得的认定与追缴,应以惩罚犯罪和人权保障为指向,明确违法所得的内涵与外延、规范违法所得的计算原则、明确适用追缴的司法机关、促进追缴程序的正当化、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理研究--以共同犯罪人之间是否负连带责任为焦点

共同犯罪中违法所得的处理除具有单个行为人犯罪中违法所得处理的共性外,还涉及共犯之间的责任这一特殊性。刑法第64条及关于违法所得处理的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之间是否对违法所得没收(追缴或退赔)承担连带责任,但连带没收却广泛地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从违法所得没收的本质及制度目的来看,理想化的独立责任最契合不法获利的精准剥夺,但由于事实查明方面的难题,连带责任在违法所得没收中又必不可少。独立还是连带没收是当前共同犯罪违法所得处理中最为核心的分歧,共同犯罪违法所得的处理需要以剥夺犯罪获利为出发点,兼顾被害人财产救济;以独立没收为原则、连带没收为补充,缓解独立没收的僵化和不足,同时需明确连带责任的具体适用条件,确保违法所得没收(追缴、责令退赔)这一刑事实体处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减少被告人之间的不公。

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的简称,在诉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立法和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的概念不清、主体不明、数额计算不统一以及程序设计不完善等。因此,有必要对违法所得问题展开实体与程序全方位的研究,完善违法所得的处理机制。

内幕交易刑事案件“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

内幕交易是一种利用信息优势实现定向利益输送的证券犯罪。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包括犯罪所得和一般违法所得,作为判处罚金和犯罪数额依据的违法所得仅包括犯罪所得。内幕信息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具有时效性,应在内幕消息对证券市场影响期间内认定犯罪所得,对于内幕信息已经被证券市场完全吸收之后的获利,不得认定为犯罪所得,可以一般违法所得予以追缴。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具有正数和负数之别,计算违法所得时不得将亏损数额在违法所得总额中予以扣除。对于内幕交易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为负数时,应区分情况,对于为逃避处罚而抛售致亏损的,不应以行为人的抛售价来认定有无违法所得,而应以抛售当日的收盘价作为基准计算行为人是否有违法所得;对于其他亏损或者没有犯罪所得的,应当依据比例原则等没收用于内幕交易的自有资金。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将案件的社会影响作为认定"重大犯罪案件"的标准,不仅过于主观,而且违背管辖的基本原理,建议以"涉案金额标准"替代"社会影响标准"。应当慎重审查被申请没收的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能够认定被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时,才能够将其认定为违法所得。对于违法所得,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善意取得的对象是物权,而不包括债权。"死亡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与"逃匿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不同;同时,利害关系人对其诉讼主张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与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没收违法所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建立防治腐败的五大法律机制,对细化我国《刑法》第六十四条司法规则和刑事诉讼相关特别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没收定位为附随不法评价的刑事处分,旨在改变侦诉部门用财产刑替代没收违法所得的惯性;明确没收原理是结束财产占有的不法状态,旨在清晰划定没收范围;合理估算违法所得的收益,旨在体现司法客观公正;在财产占有人缺席审理情形下明确证明标准,旨在实现刑事法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双重保护。

检察机关参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探讨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当适用于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其它罪名范围可以依据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及条约义务来适当扩展,但当前不应扩展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普通刑事案件。财产范围包括违法所得、非法持有的违禁品及供犯罪所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财物。在诉讼中应区分具体待证事实属性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对犯罪事实采用刑事证明标准,而对违法所得及其范围则采用优势证据标准。检察机关在程序中担任程序启动者、意见审查者和程序监督者,应根据不同角色细化其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