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改善

经营投资责任追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投融资决策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文章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对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能够显著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机制检验显示,经营投资责任追究通过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强化管理层风险规避意识,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过度自信程度较高、股权激励水平较低和内源融资能力较差时,经营投资责任追究改善国有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作用更明显。研究结果有助于规范和约束管理层非理性决策行为,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对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研究——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为视角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是党法规制的基本内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法源包括党内基本法、党内一般法、党内综合法和党内专项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类型有请托说情式、要求私下接触式、授意属下施压式、要求汇报式、出面协调式和其他形式。党法规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能够体现党支持司法、党法周延、党依法执政和弘扬法治思维等法治价值。因此,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党法规制应当作出司法让渡、司法工作痕迹化、司法干预予以报告、司法干预责任化等方面的制度设计,要在立法位阶、规制主体、行为的针对性和制裁的时效性方面完善党法规制的立法技术。

刍议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的修正

近年来,公众人物逃税的数额之多、影响之大,屡屡将《刑法》关于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置于风口浪尖。逃税罪“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条款是否合理,至今存在争议,主要体现为肯定论与否定论。从刑法法理角度来看,该条款的设立有违刑法体系化,偏离了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理解,消解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从司法实务和行政实践观察,该条款采取的行刑反转模式已经显现弊端,导致逃税罪实际处理模式不一、公安机关与税务机关查税权力混淆。当前,应基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积极预防性立法理念,对该条款进行完善和修正,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改为“从轻、减轻刑事责任”,同时设置条款适用的数额上限。

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理论界对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探讨由来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系列制度性尝试。但囿于思想观念转变不及时、体制机制矛盾未解决、网络民意介入较强势等因素,我国的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在初始阶段就呈现出泛化和随意化的趋向,同时存在追责难、追责依据不足等较为显著的问题。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亟须健全完善检察机关刑事错案责任追究机制,在理念重塑上体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顶层设计上使高位阶立法与司法规范性文件并轨推进;在原则把握上统筹兼顾职业尊荣与自我修复;在程序完善上建立刑事错案责任追究的特别程序;在具体分责上追求客观公平不枉不纵的追责效果;在豁免与救济上慎重追责,体现和完善职业保障。

高校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智能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是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可有效减少安全隐患的发生,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过程中,存在信息处理量大、安全责任事件定性定级难、制度执行难等问题。该文介绍了某高校通过开发使用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信息管理系统,降低了责任追究执行难度,提高了责任追究的时效性及准确性,增强了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体系的可操作性,创新了实验室安全管理手段。

论逃税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这一前置条件实现对逃税行为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受行政处罚”要求客观上完成罚款的缴纳,但不妨碍行为人行使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也与行为人内心是否主动悔罪无关。逃税罪立法中该前置条件的限制适用情形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冲突,其中规定的“五年内”的起算时间点应考虑所受处罚的种类及其具体执行情况。这一前置条件以行政处置手段影响对逃税行为法益侵害的终局评价,故在逃税案初犯处理过程中,行政处理程序应前置于刑事追诉程序。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会影响国有企业审计收费吗?

作为对国有企业高管实行“终身追责”的重要制度安排,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有助于强化管理者的合规经营意识和风险意识,促进企业完善治理结构。该制度的实施将如何影响审计师的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审计收费?研究发现,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审计收费。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通过降低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提高审计效率,影响审计收费。异质性检验证实,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对审计收费的抑制作用还受到管理者自身特征、外部监督机制、会计师事务所规模、问责压力与问责标准的影响。研究结论为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来自审计视角的经验支持,为完善国有企业监督问责制度建设、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供了政策参考。

检察机关司法责任追究“一体化”办案问题研究

司法责任认定和追究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建立司法责任追究“一体化”办案机制,利用检察机关“一体化”优势,整合办案资源,集中办案力量,形成工作合力,实现司法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新会计法解读:加大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为防范遏制会计违法行为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新会计法与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的处罚标准相衔接,加大了对财务造假等会计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力度,为防范遏制财务造假等会计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对于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和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协同研究

为切实加强与规范企业运营及监管,防止企业资产流失,堵塞企业经营管理漏洞,提高企业运营水平,各企业需要重视内部审计监督及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的开展,需要注重二者的协同性,强化内部审计监督,更好履行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职能。此论文先是对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和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意义、作用及方法步骤等进行了分析,随后又对二者协同要求展开了探讨,最后提出了二者协同策略,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追究法律制度之完善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出发,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使生态破坏恢复与环境污染防治得以相辅相成。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具有特殊性和保护的迫切需要,而《环境保护法》与有关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并未侧重于生态破坏恢复。完善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追究制度,使依法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能够得到有效遵守。

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测量研究

了解并测量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可为煤矿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提供方向。文章以矿工为研究对象,遵循量表开发的程序,基于相关文献以及矿工的访谈结果,界定了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的内涵和维度,开发并验证了测量量表。研究结果表明,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包含5个维度,分别是消极情绪、经济压力、环境压力、职业发展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其中经济压力是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的主要来源。文章根据研究结果开发的矿工安全责任追究压力的测量工具,为后续进一步探究该构念奠定了基础。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通知(高检发[202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决策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20年10月26日印发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作了修订,已报经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范围不断扩展,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当前,无论是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破解这一议题,需要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强化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助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政策背景,阐述其工作意义及存在问题,在出资人监督、体系机制、队伍建设、监督协同、监督效能等方面提出建议,进一步夯实国有资产防流失基础,有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事故中监管责任追究情况分析

概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燃气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燃气事故进入易发多发阶段。“燃气爆炸”等微信公众号对2016年至2021年全国燃气爆炸数据进行了收集统计,数据显示液化石油气事故约占70%,且主要发生在用户使用环节,可见液化石油气安全形势严峻(表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论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与完善

重大行政决策关乎社情民意,关乎公共利益,关乎国家发展,提升政府的行政水平,必然离不开科学合理的政府行政决策。然而在实践中,重大行政决策呈现出责任追究主体效用发挥不足、责任承担对象混乱等一系列问题,致使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效用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因此,本文以这些问题为导向,从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必要性入手并延展开来,探索解决这些实践困境的路径和方法,以期能适度完善该制度。完善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不仅可以弥补行政决策法治体系中的短板,还可以倒逼重大行政决策机关和决策者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更大限度地保证行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科学有序地运行,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助推依法治国建设,提升我国法治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浅谈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对基层国有单位管理提升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基层国有单位自身经营规模得到极大的扩张,业务经营,财务,投资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也随着企业的效益及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是促进企业强化管理、加强内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举措,通过对比实施追责单位前后变化,发现基层国有单位的管理水准提高幅度大,合规化经营能力有加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