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从结构抗毁性和功能抗毁性两个维度构建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而提出改进的AHPCRITIC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TOPSI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3个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的抗毁性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协同创新网络抗毁性水平最强,成渝城市群次之,中游城市群最低;随着时间推移,长三角城市群的抗毁性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从结构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持续增强,成渝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呈现“V”型增强趋势但增幅较小;从功能抗毁性看,长三角城市群与中游城市群均呈现“V”型增强趋势,而成渝城市群呈现“V”型减弱趋势。

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本土国际化路径研究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对孪生姊妹,交织博弈。在逆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国际生源减少、国际交流与合作受限、国际学生留学受阻、就业机会减少,国际化格局发生变化等挑战,高等教育本土国际化应运而生。籍此,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提升本地教育质量、推动本土高等教育国际化课程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国际化建设,建立国际化科研平台,鼓励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加强教师海外培训,引进国际先进教育资源以及海外优秀教师等方式,更好地适应逆全球化的挑战,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网络公众话语中的“气候变化怀疑论”审视——基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视角

文章通过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视角,采用话语分析,考察对气候变化表示怀疑和否定的网络公众话语,发现虽然此类话语在过去十年中逐年减少,但仍在网络上占据一席之地。在网络社区中,人们通过聚焦并放大科学意义上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在全球化视野下针对气候变化进行阴谋论推断的方式建构“气候变化怀疑论”。此种话语建构与气候变化本身自带的科学争议和公众的科学素养缺失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的信任危机及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特征有关。

逆全球化背景下在华外资退出趋向与稳外资对策研究

在国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下,理性认识外资退出现象并进行合理引导和应对,是推动中国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全局视角考察了在华外资退出的新趋向和新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外资企业退出的前因后果,为留住优质外资和控制外资退出负面影响提出了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我国正处于新增外资扩大和部分存量外资撤离并存的阶段,其中,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同时面临外资退出压力,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外资退出势头明显增强。究其原因,既包括由优胜劣汰机制下竞争优势丧失而引起的被迫撤离,也有传统引资优势衰弱和他国竞争性引资政策双向推拉因素作用下的主动外迁,同时还有中美贸易摩擦催化下的政治性撤资。高端制造业外资退出可能会对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外资退出长远来看具有“腾笼换鸟”效应。因此,应从构建外资安全动态预警系统、发挥区域联动优势推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等方面设计针对性举措。本文对于新形势和新挑战下“稳外资”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逆全球化思潮研究

逆全球化思潮在近年渐趋活跃。为进一步认识逆全球化问题,与逆全球化作斗争,有必要分析逆全球化思潮形成的理论逻辑,探寻当前全球化思潮的逻辑表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逆全球化思潮进行批判。

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构建

逆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问题。要综合考虑各方的利益和观点,以寻求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逆全球化的兴起表明了人们对全球化的关注和对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的追求。2022年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泛起,加速民粹主义抬头,供给侧的全球产业链迁移和重构提速,主要发达国家在需求侧减少对中国内地依赖,加快本国制造业回流。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个文献综述

纵观世界经济史,以价格趋同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中断。当前,世界各国都有“反全球化”的趋势。文章就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分别进行定义明晰和历史界定,并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提出后疫情时代中国分别从对内政策和外部环境把握机遇的建议。

新能源板块年度盈余报告披露的市场效应——基于“逆全球化”背景

文章基于“逆全球化”背景,以2017—2022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就新能源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披露对股价的影响进行分析,并通过市场模型对新能源板块是否存在异常波动情况进行判断。实证结果显示: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新能源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披露具有信息含量;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年度盈余报告的市场反应程度要强于新能源电力;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投资者在披露日附近会对某些新能源个股恶意投机,并且找到了新能源电力上市公司在披露日附近存在延续反应现象的经验证据。综上所述,在“逆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市场中新能源板块存在异常波动趋势,需要加大对新能源行业的战略保护。

“逆全球化”思潮下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革趋向

自20世纪末以来,“逆全球化”浪潮不断涌现,不少国家在教育上采取的封锁态度,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使之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逆全球化”不是全球化进程的终结,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不会停滞。在“逆全球化”不断涌现之时,我国高等教育系统需重新审视所面临的新趋势,在主动谋变、化危为机中发展新优势,在逆境中寻找新方向。从宏观到微观来看,需在国际化变局中积极构建“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助力我国成为全球留学新阵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组建大学国际联盟,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力量;打造高等教育“云端化”新空间,为我国构建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合格人才,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和支撑。

试论逆全球化思潮的本质与生发之源

面对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发达国家企图通过逆全球化举措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探求贸易政策周期性摇摆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本质联系是考察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实质的基本前提。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资产阶级往往倾向于通过调整部分生产关系来缓解现实矛盾,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实质上就是资本面临新发展困境而做出的部分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固化及资本寻求价值洼地的倾向成为困扰不同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构成了部分国家人民发出反对全球化呼声的重要原因。逆全球化思潮表面上看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手段,本质上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消解的弊端在全球范围内流转与积累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现实回应与外在显像。

逆全球化下的规模经济新优势

规模经济效应在宏观层面上意味着一国的人口或市场规模扩大时,生产成本被摊薄、分工与交易更加细化,从而可以提升经济效率,即大国相比小国经济可以实现更快增长。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让小国通过参与国际产业链而享受了全球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这导致宏观经济分析中对大国规模的重视相对不足。在逆全球化时代,大国可以凭借自身规模积累更高的竞争优势,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放大了大国的规模优势,大国在国防和公共服务成本上的分摊能力也更强,这在地缘政治风险抬升的当下具有重要含义。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拥有在新形势下发挥大国规模优势的基础,关键在于做大国内消费、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重视外部性和垄断等扭曲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尤其需要改进土地、金融、和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同时,中国产业体系较大、产业链前后向联系更强,可围绕本国的产业体系,加强与各国的产业链融合,促进跨国深度合作,提升产业的效率和安全。

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经济复苏与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逆全球化浪潮,加上新冠疫情反复带来的内循环、去产业链,使得世界经济形势愈发复杂,变数增多。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着政策影响、“断链”危机、通胀压力、能源困局、局部冲突等阻碍。特殊时期,中国为国内经济稳定、国际经济复苏都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在经济体量和韧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政策,数字经济、线上经济、合理流动、较低通胀等许多方面优势,仍可以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国智慧。

逆全球化思潮对数字化浪潮发展的负面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数字化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的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表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数字化浪潮再一次证明逆全球化思潮行为阻碍了科学技术发展。要加强国内创新环境建设,积极引导科学技术自主创新、规划好数字中国建设的任务部署、探索时代背景下出数字化发展改革新思路、明确数字化发展的中国之道,打造数字蓝海,为建成数字中国这一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世界历史理论对“逆全球化”的驳斥

世界历史理论是指导人类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应对全球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发展中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做出与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的抉择。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我国应以何种方式对其进行应对,是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因此,依据世界历史理论,深化对全球化的认可,可为应对逆全球化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从世界“逆全球化”现象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当前世界的“逆全球化”现象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缘于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不适合国情,也有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的因素在内;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则主要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无法克服,其上层精英转移焦点,试图以“逆全球化”手段“迂回挽救”,以求缓和矛盾,维持统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一条世界人民“美美与共”的新发展之路。

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路向

当前世界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和媒介霸权主义,致使世界传播秩序重构加速,全球文化传播生态失衡加剧。但全球化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多元共存、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是未来文化发展的常态。因此,需要从文化传播的时代境遇出发,认真梳理当前我国对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针对性地创新文化传播理念,建立与新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对话、文化整合和文化协同传播的长效机制,多举措、多路向开展对外文化传播,全面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论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基于“逆全球化”影响视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一体化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复苏乏力、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问题与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导致“逆全球化”现象频发。“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表现在宏观层面通过贸易限制政策,大大缩减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在微观层面,欧美国家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该价值链不同于欧、美、日为主形成的区域价值链,而是在中国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进行国际区域分工的尝试,是以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为目标,其连接了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价值链的构建,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维护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推动“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以及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新局面。

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文化安全

分析了全球化的历史与逆全球化的现状,认为西方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并未改变全球化的大势,更未导致全球化的终结,但促使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美国主导的旧式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带有或隐或显的帝国主义色彩,这种文化霸权严重侵蚀着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安全与共同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之提供了人文基础。

中国遭遇的逆全球化困境是否可解?

中国破解逆全球化的路径具体而言有三,一是用改革开放改变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二是用科学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三是大幅度、大范围降低关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建设全球生产与制造的成本洼地。为了全面改善当下的困难处境,可以采取多种路径组合的多管齐下模式。

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的抑制效应研究

逆全球化行为会限制资本品和资金的自由跨境流动,因此各国发起的逆全球化冲击可以波及到本国企业的投资。在构造各国逆全球化指数的基础上,结合2008—2017年全球82个国家7 810家企业的数据,实证检验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逆全球化会显著抑制本国企业的投资水平;逆全球化通过减少资本品进口和抑制外资流入来抑制本国企业的投资;发起国的收入水平越高或企业经营绩效越差,逆全球化对本国企业投资抑制作用越明显。要继续高举经济全球化的旗帜,进一步提高贸易与投资的便利化水平;通过实施进口贴息、优化投资环境等政策,促进企业进口资本品以及引进国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