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羁宦生涯心态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任夔州通判时期为例

陆游在乾道六年(1170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期间游历巴蜀,先后在夔州、南郑、成都等地度过了对他一生有着重要意义和重要转变的8年时光。在这之后,他的诗歌逐渐摆脱江西诗派的藩篱臻于成熟。从入蜀的首站夔州出发,对与夔州时期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结合宋代通判权利的变化,考察其在夔州任通判时期的心路历程,进而从心态变化角度考察其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从而对陆游的文学作品进行更全面的了解。

文康任凤阳府通判事迹辨正

关于<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生平事迹,弥松颐先生在<关于〈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家世、生平及其他>(<文史>第24辑)一文中,已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但弥先生对文康于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42-1843)分巡天津河间兵备道,却于咸丰元年至三年(1851-1853)任安徽凤阳府通判一事颇为困惑,'通判的品位比道台低了好几级,不知文康因何降职'(<文史>第24辑,第339页).前些年出版的<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上海)中载有'文康'的两份原始档案,极有史料价值,可为此困惑找到答案.该书第25册第531页载有咸丰元年(1851)四月'文康'自呈履历:

北宋名臣赵概通判海州及晚年杭州四老会考述

赵概是北宋政治家、诗人,游宦经历颇丰,初仕即通判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离任后赴京任朝官,之后连任地方官多起,惟任职时间史乘不详或不确,以致行状缺漏;晚年从居住地南都(今河南省商丘市)千里赴知州赵抃邀约畅游西湖,多位好友前来诗酒酬唱,惟“四老会”成员存疑。结合传世文献考知,赵概通判海州及仕宦初期任职诸地方官大致时间,晚年畅游杭州西湖“四老会”成员分别为赵概、赵抃、吴天常和吴评。

20世纪以来宋代通判研究述评

北宋初期,为了节制地方权力并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宋太祖诏令设置通判。通判既为监察官,又为地方行政副首长,既被视为监察系统的一部分,又被赋予了佐理郡政和掌理实际行政事务的职能,在宋代社会对强化地方监察、革除地方割据隐患、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界关于宋代通判的研究涉及宋代通判设置、性质、职能、选任、考核和评价等诸多方面,然而在地域差异、信息的传递、职权的运作、权力的分配、职能的监督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并州通判司马光

并州通判司马光李裕民在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六十八年的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他的父亲司马池（９８０─１０４１），司马光的人品、性格酷似乃父。另一位是司马池的同事和好友庞籍（９８８─１０６３），官至枢密使。司马光的仕途顺利、成为一...

李宗勉馆职经历与添差嘉兴府通判考论

宋理宗朝重臣李宗勉早年的仕历史料有缺,《宋史.李宗勉传》与《咸淳临安志.李宗勉传》对李宗勉的馆职经历均有记载,但互有不足,通过与《南宋馆阁续录》的记载相比对,李宗勉的馆职经历为:宝庆三年五月至绍定元年十二月任秘书郎,绍定元年十二月至绍定四年任著作佐郎。《南宋馆阁续录》可补两种传记史料之缺,李宗勉于嘉熙三年正月以左丞相兼枢密使同时监修国史。结合李宗勉于宝庆三年五月任秘书郎,可对李宗勉添差嘉兴府通判的经历作补充,李宗勉于宝庆元年五月至三年五月添差嘉兴府通判,由此结合《庆元官品令》可断定李宗勉从嘉定十六年至绍定四年品秩一直为正八品。

略论宋代通判职能及其演变

宋代通判职能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演变。宋太祖、太宗时期开始设置通判,通判具有与长吏均理郡政的行政权,监督知州的监察权,兼管农田水利和部分税收的经济权。宋真宗、仁宗时期通判权力扩大,体现在通判专理郡政,监督武臣知州,兼管常平仓、屯田等方面。宋神宗至北宋末年,通判成为州府的"倅贰",其行政权削弱,并失去了对知州的监察权,但此时通判兼管钱谷、盐茶等,经济权扩大。南宋时期,通判"倅贰"地位无大的变化,监察权淡化,经济权进一步强化。

唐代“通判之官”释义

"通判"在唐代并非九品序列之官,是为职官当自五代始。但是在唐代基础文献中,多见"通判之官"一词。故笔者检阅相关资料,对唐代"通判"之义做详细阐释。文章指出其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即"共同参理,分曹掌事";二是名词,指"副贰之官",是佐职的泛称,即所谓"通判之官"是也。笔者以为,唐代的"通判"是动词和名词之义兼用的;南唐时,以水部员外郎充"通判"的例证,表明了其具有了正式职官的特征,是其走向职官的标志性变化;北宋初,便置"通判"一职,并明确了它所应具有的行政、监察之责。

宋代通判在财经上的监督

在中国古代史中，末代通判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职官，它既是州府副长官，又有监察所在州府官员之权。通判在财经上的监督作用，更值得认真探讨。

再谈辛弃疾江阴签判卸任后的行踪——兼论稼轩任广德军通判之说不可信

从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四年(1168),是辛弃疾史传中的一段空白,历来研究者对此论述不一。或以为乾道元年仍在江阴签判任上而后两年则失职流落金陵,或以为此期间流落吴江而事历不详。其实辛弃疾于乾道元年卸去江阴签判任后至乾道三年在吴、楚各地漫游,有可能于乾道三年春由楚地潜入金国作敌情考察,秋后结束漫游生活重返金陵。近年来有人据“新发现”的材料论定辛弃疾离江阴签判任后曾任“广德军通判”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通判不始于宋

通判不始于宋李裕民通判一职，传统的说法是宋太祖乾德元年（９６３）创设，目的在于牵制知州，防止藩镇割据。《宋史》卷１６７《职官志》说：“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令刑部郎中贾王比等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乾德元年四月...

李宗勉与台州——以《重修台州通判厅记》为中心的探讨

李宗勉为宋理宗朝前期宰相,目前学术界对于李宗勉已有部分研究成果。通过考察已有的研究成果、梳理相关史料,关于李宗勉生平主要事迹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可进行补充探讨:李宗勉于台州知府任上所作《重修台州通判厅记》可补传记史料之阙,李宗勉至迟于绍定五年八月仍在台州知府任上,其调任直秘阁兼婺州知州是在绍定五年八月之后。结合《重修台州通判厅记》记载可知李宗勉于绍定四至五年间知台州仅是行使知州差遣,前任知州叶棠虽名义上已卸任知州差遣但仍保留了台州知州的官职,故台州在绍定四、五年两年间出现了罕见的知州官、职、差遣分离情况,史料中出现关于李宗勉官职的记载混乱与南宋后期官场上盛行的"过呼"有直接关系。

翁仲”读成“仲翁翰林”贬为“通判”

翁仲”读成“仲翁翰林”贬为“通判”秦朝有位武将名阮翁仲，身高一丈三尺，勇猛异常，将兵守边，战功赫赫。翁仲死后，人们便在其陵园刻造石像，以示纪念。相传康熙皇帝一获出游，随从文臣甚众。当来到这座陵园的，康熙突然心血来潮，想考考他们，便指着这里的石人问一翰...

东坡通判杭州期间词作散论

本文从苏轼通判杭州的处境和心态出发，以作品本体为立足点，对其通判杭州时的词作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其创作遵循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自成一家”的文艺思想，且大多是“感事”而作。他早岁初试词笔时就已摆脱了“词为艳科”的羁绊；其后在朝为官辍笔，是“不为”而非“不能”；通判杭州后，其政治角色发生转换，词作渐多，而格调高雅，感情深沉，以此作为探寻生路的一种精神方式。故，把东坡通判杭州之际的词作定位在“发期”，或谓其词的开拓创新这时仅仅是在萌动中的提法是不合适的。

浅谈北宋前期通判的职能

公元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借北上御敌之机,掌握了兵权,待大军行至陈桥驿时,赵匡胤在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人的拥护下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了宋朝。宋朝建立以后,为了革除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在赵普的建议下,为了能够实现“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1],于是在平定湖南之后,首次任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而通判的设立,其执掌范围更是涉及地方治理的多个方面,如农田水利、赋税仓库、监察官属等等,本文将从通判的监督长吏、刑讼听断、兴修水利、领兵御敌、察举地方和掌管财政等几个方面简单地进行论述。

归有光通判顺德府事考

归有光任顺德府通判,专司马政,以无事为得职,天灾之年却能体恤民情,勇于担责而有所作为;作为著名文学大家,提倡以文明道,并体现于其在顺德府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中,为顺德府留下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

清代萨拉齐厅通判刑事司法职能研究

清代萨拉齐地区属于蒙汉杂居地区,萨拉齐通判享有刑事司法管辖权,对普通刑事案件享有一定的独立审判权。萨拉齐通判的独立刑事司法职能被限于轻微刑案。清政府原本在蒙古边疆地区所设计的多元司法运作体系,在基层刑事司法实践中有时也成为影响审判效率的障碍因素。清政府这种因地制宜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这种边疆刑事治理策略,在实践中一定程度地调整了蒙古地区刑事法律关系,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丰富了中华法律文化的内涵。

“倅”之“通判”义考

文章考察发现,南宋《会稽志》和《宾退录》中均明确记载"通判为(曰)倅",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倅"表示"通判"义的语言事实,历代职官辞典及类书中也记载"倅"为"通判"之别名,但现代通行的权威辞书却没有收录"倅"之"通判"义这一义项。基于此,文章建议权威辞书能够根据史实订补"倅"之"通判"义,以使"倅"之义项更加全面、读者理解文献更加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