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持续性和记忆性检验

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双长期记忆性行为;通过构造VAR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行为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

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兼论弗里德曼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弗里德曼假说。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缓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变动能够引起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而且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能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GARCH模型生成了度量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指标,并实证分析了1983年1月至2007年6月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经济运行的成本,相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率没有显著影响。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比追求经济增长率更重要。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文献评述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产生通货膨胀社会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关系能为货币当局提供决策支持。本文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并探讨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与对策。

外汇储备对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我国有充裕的对外清偿能力和汇率稳定能力,为维护金融安全提供了资产保障。然而外汇储备规模并不是越多越好,我国为持有高额外汇储备付出了巨大的显性成本及隐性成本,使得价格信号失真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造成经济系统信号紊乱致使社会经济资源错配和社会福利损失。文章分析了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动态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对政府和经济决策层提供参考。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使价格信号失真,资源配置扭曲,是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真正症结所在。本文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以及治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等几个方面回顾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为减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经济系统的危害,建议我国货币当局建立通货膨胀预期调查数据库,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作为监督宏观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指标予以重点关注和有效控制,评价货币政策效果时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指标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更为重要的是,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应成为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特征:1990—2012

笔者运用我国1990年1月至2012年12月CPI的月度环比数据,基于两区制LSTAR-TGARCH(1,1)模型同时考察了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变化特征,并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平滑转移特征,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则具备明显的门槛GARCH效应。同时,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表明央行可以通过控制通货膨胀间接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1952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以及1993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基于AR(p)-EGARCH计量技术手段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将带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也会进一步提高通货膨胀水平。根据研究结果,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应该注重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

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来自中国的证据

以1987年1月—2013年10月为研究区间,采用两种方法对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对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受时间长短的影响。具体地,在中短期(11个月内),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符合Friedman-Ball假设;在长期内(12个月以上),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符合Holland假设与Friedman-Ball假设。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1993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本文采用双变量GARCH模型测量了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借助于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下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实际产出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发现: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Granger意义上的双向因果性,在作用机制上支持了Okun-Friedman理论假说以及Holland论断;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中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中国实际产出增长之间存在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性,但是基于MS-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则表明上述因果性仅存在于特定的机制下。

中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关系

本文利用1983年1月～2007年1月CPI月度数据，应用Hamilton提出的能同时发现数据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的随机场回归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的结论支持了Friedman—Ball假设和Cukierman-Meltzer假设。前者呈现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意味高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将导致高的不确定性，这一发现补充了Friedman-Ball假设；而对于后者，呈现出更为复杂的N型非线性关系。本文的结论对中央银行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结构突变及不确定性检验

本文通过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动态过程的结构突变特征进行样本内及样本外检验,进而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在1983年1月至2010年9月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结构突变点,而该结构突变点发生在1996年4月,这与我国在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的事实相一致。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致使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相当程度的压力,在金融危机爆发期间我国通货膨胀率并没有凸现结构突变点。基于两个基准模型和五个比较模型在不同预测水平下对样本外数据进行预测所得结果表明,五个比较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获得小于两个基准模型的均值损失。此外,我们使用多个模型进行联合预测时发现,联合预测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中国长期、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基于中国1983年1月-2008年3月的月度CPI数据,本文应用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分离出长期和短期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继而检验了不同期限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为:(1)马尔可夫机制转换-不可观测成分模型更好地拟合了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2)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均与通货膨胀水平有正向的关系,然而通货膨胀对前者的影响更大。(3)2008年以来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小幅增加以及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突然上升的态势,预示公众对未来长期价格水平的预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而通货膨胀具有社会成本往往是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与较高的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紧密相关,因此这值得货币当局重点关注。

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假说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的理论研究,提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计量检验假说,并利用中国数据,运用多元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存在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显著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溢出"的效应。这意味着,货币增长不确定性具有提供有关预测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表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重要解释变量,其重要性不应被忽视。实证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减少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是降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重要途径,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稳健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显著降低的现实支持了这个观点。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分析

我国通货膨胀的冲击可以划分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和货币增长不确定性的冲击,通过分析我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货币增长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关系,结果显示:我国长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产生正向冲击,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产生负向冲击;货币增长过快对通货膨胀长期不确定产生正向冲击,对短期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产生负向冲击。同时,本文也得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机制转换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机制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处于扩张状态的货币供给增加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这为如何减少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具体操作上给予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明晰货币政策机制变化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贸易开放度、贸易结构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关系

完全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在理论上并不会对真实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通货膨胀的真正危害在于它的不确定性。随着贸易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影响中国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本文利用EGARCH模型估计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了贸易开放度、贸易结构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负向的影响;贸易结构的变化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正向的影响。

中国的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

采用1990年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月度数据,运用随机域回归模型、系列随机域的非线性检验方法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双向关系。通货膨胀率引起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两者呈现U型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起通货膨胀率先升后降,呈现倒U曲线关系。

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非线性检验研究

本文运用ARFIMA-FIEGARCH模型,对我国199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和通胀不确定性的动态特征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胀不确定性序列中都存在着长记忆性,而且通胀不确定性还具有杠杆效应,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是通胀不确定性的Granger原因。通过使用LSTAR模型度量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非线性反应程度,结果表明LSTAR模型的门限值为我国目标通胀率的确立提供了经验依据,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对有效地降低我国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来源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合理测定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以及正确识别其来源,对于政府有效进行通胀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次应用具有马尔可夫机制转换异方差的时变参数模型,把我国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分解为结构型预期不确定性与冲击型预期不确定性两种类型,并探讨谁是其中的主要来源,继而检验它们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冲击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是我国公众通胀预期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而结构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在1996年经济"软着陆"后逐步降低。这一特征可以很好地被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点、宏观调控政策的演变以及所经受的外部冲击所解释。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来源的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即冲击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显著地加剧了产出增长波动,而结构型通胀预期不确定性可以减缓产出增长波动,但是后者的影响并不明显。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消费波动有显著影响

马文涛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无论宏观经济处于何种状态，总体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投资、贸易顺差无显著影响。这说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消费波动上，反映了居民进行消费决策时考虑到未来通货膨胀变动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