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

论导游道德危险及其引发的信任危机

导游道德危险根源于导游这个职业本身的特点,如利益性质的不一致、导游人员聘用制度的特殊性与工资制度缺陷、导游工作缺乏事业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不完善的监督机制等。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容易产生导游与游客之间的信任危机,而这种信任危机最终损害的还是旅行社的利益,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防范。

保险中的道德危险及其消解

道德危险一直是保险的一个难题,法律规范无法解决变化着的现实中所有的问题,日本司法为消解道德危险对保险的负面影响寻求民法的依据,其利弊有待深究。我国保险法对道德危险的防范则存在诸多需要商榷之处,立法仍需完善。

略论保险利益对道德危险的防范作用

保险利益是保险法中防范道德危险最直接、最有效的法律制度,不过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该制度具体内容的影响。要以对道德危险的防范为中心,探讨保险利益内涵的法律界定方式、该原则的效力范围以及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等颇具争议性的问题。通过对比国外立法经验和考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为我国保险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保险“道德危险”及其防治对策

在保险领域,“道德危险”与保险本身的功能背道而驰,因而防治“道德危险”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重要目标。我国《保险法》通过确立保险利益、保险代位权等一系列举措,以防治道德危险。但随着社会发展,保险道德危险问题仍屡见不鲜,严重制约了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为此完善和加强道德危险的立法尤为紧要。

保险保障基金的道德危险之殇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1)我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防范风险方面,遵循‘统筹规划,夯实基础,加强监管’的指导原则,努力构筑以公司内控和治理结构监管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防范保险业风险的‘五道防线’"(2)。保险保障基金作为"五道防线"的最后一道防线,现行的资金筹集环节、使用环节及追偿环节的缺失易诱发保险公司的道德危险,影响基金的功能发挥,有必要厘清道德危险的成因,寻求对策,降低道德危险对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不利影响。

导游员道德危险的防范与控制

导游员的道德危险是近年来困扰着旅行社行业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文分析其道德危险的表现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指出其危害,并提出防范和控制导游员道德危险的建议。

超额的高额人寿保险是道德危险的信号

我国人寿保险业务开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和可承保的最高金额上升却很快,这难免使得一些不良保件混入其中。从至今已发生的4起较大的保险金杀人案件观察,超额的高额人寿保险就是道德危险的一个信号。道德危险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企图以不正当的手段诈骗保险金的危险。道德危险可以发生在投保以后,即投保时并无诈骗保险金的想法。但是在保险期间内自然发生的事故因某种原因不在保险的责任范围之内;或者是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是受益人发生变更后等原因引出的诈骗企图。道德危险也可以在投保时就存在,即投保人就是为了诈骗保险金才购买保险。为了诈骗得手,投保人会进行多项准备,能获得高额的保险单是关键的一步。

规避道德危险 促进旅游发展

当前，旅游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旅游产业也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随着人们对旅游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旅游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宰客欺客，违约毁约，破坏自然等，已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旅游活动的质量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会使旅游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违规行为更为严重，旅游市场秩序将更为混乱，甚至最终会导致“旅游摧毁旅游”。因此，我们在用法律、规章和行政手段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时，也应该发挥道德对旅游利益的调节功能和认识功能，发挥其教育、导向、辩护、激励和沟通作用，引导旅游业朝着真正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之道德危险防范——以《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为背景

死亡给付保险是以被保险人死亡这一保险事故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一类人身保险,而未成年人作为这类保险中的特殊群体,由于其心智的不成熟以及自我保护意思和能力的欠缺,导致道德危险之高发生率成为这类保险的关键问题。为了权衡未成年人对于死亡给付保险之客观需求与道德危险高发之利益冲突,我国保险法在投保人资格、被保险人同意以及最高保额限制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又提出,其他监护人只有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这样的规定是对投保人资格的进一步限制,然而,其实则能否达到最佳之效果,起到最优危险防范之作用,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死亡保险道德危险法律控制的对象范围

实务中死亡保险因为高额的保险赔付所引发的道德危险屡禁不止,对死亡保险的道德危险进行控制首先要明确死亡保险道德危险法律控制对象范围。从保险金请求权角度出发进行划分,死亡保险道德危险对象范围分为保险金请求权人的道德危险以及非保险金请求权人的道德危险。

“道德危险”质疑

在我国保险工作中常常将由于被保险人的不诚实,以图赔款而造成保险事故或加重灾害损失,称做“道德危险”。于是,社会上形形色色、胆大妄为、情节严重的欺骗、诈骗保险赔款,多因归属于“道德危险”而云消雾散。这在实践上造成的恶果是:骗赔者查不出便如愿以偿;查出来仅仅是拒赔或追回赔款了之。以致近几年来,诈骗保险赔款日益增多,国家财产不断受到损失,保险部门的声誉受到影响,而绝大部分骗赔者又逍遥法外。据此我认为,研究“道德危险”的问题决不能再迟延。“道德危险”的不确切性带来了多方面的严重危害首先,造成了错误的理论导向。把“由于被保险人的不诚实。

论重复投保定额保险之道德危险防范

理论通说认为,定额保险不适用复保险制度。针对重复投保定额保险的道德危险,实务中主要通过核定合理保险金额与适用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来予以防范。从防范重复投保定额保险之道德危险的角度来看,如实告知义务制度需要在重要事实认定规则、主观过错规则、因果关系规则等方面进行改进。

未成年人死亡给付保险道德危险的法律规制——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

未成年人是社会弱势群体,其身心发育尚不健全,没有完整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允许未成年人作为死亡给付保险的被保险人极易引发道德危险,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机制防范此类危险的发生。我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三》从投保人主体调整与同意权行使方式修正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但仍面临未成年人父母同意空洞化、未成年人自身作为被保险人防范道德危险的立法旨意落空等问题。总结各个国家与地区有关该问题的学理论争与实务经验,较为可行的解决路径是:禁止非近亲属监护人为未成年人投保死亡给付保险,只准许未成年人的父母与近亲属监护人投保,同时建立投保人与行使同意权人分离的制度。另外,可以兼采保险金额限制与投保年龄限制作为辅助的道德危险防范机制。

保险法上的道德危险

(一) 保险上所称的“危险”可表现为效果刚好相反的两种情形:A、保险所欲消除之危险,学者称之为“保险危险(risk)”,其为保险法所保障,B、保险所引起的危险,学者称之为“道德危险(moral hazard)”。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或消极行为造成的,不构成保险制度上的危险,这就是“道德危险”。

道德危险与保险合同中的风险分担原则

道德危险出自英文“moral hazard”。“Hazard",准确地说,指的是引起或增加来自既定危险(peril)的损失的条件或因素,例如:生产火药会增加火灾和爆炸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严重程度;路面结冰会增加汽车碰撞发生的概率;管理无序的公司会增加失窃的可能;无安全设施的建筑工地会增加事故发生的可能。如果把“

论保险领域里的道德危险及预防对策

所谓保险领域里的道德危险，是指被保险人及其天系人，为牟取保险合同上的利益——保险赔款或给付，而有意制造的危险。其结果是造成损失事故或扩大加重了事故的损失程度。

机车险道德危险因素分析

近年来,机动车辆业务发展较快,已跃居众险之首。可是,赔款金额和赔付率之高令人触目惊心。这说明经营这项业务基本上无效益可言。其原因诸多,其中道德危险对机车险业务的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现就此问题作一些剖析,以引起同仁们共同来探讨。 当前机车险的道德危险急剧上升,并非孤立存在,它的发生、发展有其必然因素,经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社会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一些人“下海”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