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性正义、自然性差别与社会包容——关于正义本质的一种分析

将秩序性正义与道德性正义这两个范畴明确区分开来,是准确把握正义本质的关键。柏拉图的正义概念是对秩序性正义的重要阐释,意指金人、银人、铁人与铜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恰到好处”。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与道德性正义相关,表明需要借助道德性正义来解决人与人之间自出生起便存在的自然性差别。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是建立在自然性差别基础之上的,他希望通过社会包容的方式来解决自然性差别,让更多的弱者借助二次分配改变生存状态。因此严格地说,道德性正义是与社会包容紧密相连的正义准则。

共同富裕视域下道德性财富与财富积累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道德性财富是推进共同富裕与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价值根基,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德性财富的本质特征包括正义性、增值性、他容性和阳光性。道德性财富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价值理念和终极目标,必须具有稳定财富存量、优化财富流量的正功能以及增加财富存量、拓展财富流量的社会功能。美好生活的创建、公平正义的彰显,有赖于财富积累机制的规范,以及基于财富积累机制而展开的社会财富创造实践。

张良:重大主题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的实质在于充盈学校课程的道德性

张良在《课程·教材·教法》2024年第4期《重大主题教育如何融入中小学课程》一文中指出,重大主题教育的内容具有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属性,决定了重大主题教育融入的实质在于发挥它们的思想引领与道德教化功能,诉求于学校课程道德性的充盈。推进重大主题教育融入中小学课程,可采取提升重大主题教育内容间的育人合力、搭建重大主题与课程内容间的情境性联系、历经课程知识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以及在事实理解的基础上驱动价值认同等整合性、有机性、过程性与价值性融入策略。整合性融入需要提升重大主题教育内容间的育人合力。首先述选重大主题教育内容中的核心概念或关键议题,驱动重大主题教育内容的结构化,其二采取结构化的组织框架,将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设计。

学校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改善策略

在当代社会中,学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不仅仅只是教育场所,而且还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管理人才等各个环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协调,而学校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性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师生、学生之间和谐发展。

道德的文本性与文本的道德性——论J.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

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从内部修辞研究转向外部关系研究,其中伦理学转向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解构主义因其文本内部形式主义研究备受质疑,作为回应,J.希利斯•米勒提出道德的文本性和文本的道德性二位一体的阅读伦理思想。米勒使用解构主义修辞学批评手段,指出康德形而上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道德律”能指的无限滑动,揭示康德道德哲学企图接近,但无法最终抵达语言外先验伦理原则的道德文本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米勒借助德曼“阅读的寓言”等思想,揭示文本的不可读性,以及读者面对文本时的道德要求,提出其阅读伦理思想,这是一种基于文学语言述行功能并勾连文本修辞研究和文化政治研究的伦理性阅读行为,而非伦理性阅读原则。

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以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为参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是,经过重新建构,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来透视,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可以发现,韩非也论述了“两种道德”。其中,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义务的道德”;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唯治”与“多力”。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论人权的非道德性

从法律的公共道德性看,人权的道德性必须通过法律制度体现出来,离开法律判断,人权的道德性不具有公共性。而在法律制度下,人权价值的取舍不完全受制于公共道德的要求,还要受到社会现实的客观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自由目标等本体论、认识论等因素的制约,所以,人权的正当性不完全来自于道德评价,人权也具有非道德性。人权的非道德性主要是强调人权的正当性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本身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受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因素的制约,人权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权离不开道德评价,但是,人权价值背后的利益冲突导致人权的价值取舍不完全受制于道德要求,人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考察人权的正当性基础应当关注人权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人权的道德基础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人权的规范要求上,在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考察人权的特性,需要重视人权所追求的人格利益在现实中可以得到制度保障的实际状况和程度。人权性质过于主观化不利于人权事业的发展。

检讨书的张力:在“道德性”与“去道德性”之间——兼论教师教化与学生自主

道德社会化实现的根本途径取决于学生在日常事件上的磨练。而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检讨书就是当事学生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日常事件。那么,检讨书在何种意义上是具有"道德性",即培养学生的诚信道德品质?又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去道德性",即助长学生虚伪、败坏其诚信道德品质?本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另外,笔者还对检讨书所涉及的一项更为根本的教育议题即教师教化与学生自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从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程序道德性

在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自然法学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法律的实体道德性到强调法律的程序道德性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说明：强化道德规范和将“合法性”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

荣辱观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

荣辱观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的辨析对于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道德性荣辱观是道德的动因,而非道德性荣辱观则失去道德的内容,它以为荣耻的行为和事物是非道德性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荣辱观之间的关系是或在本质上趋于一致,或无联系,或一体混存,或在褒贬的形式、获取条件上不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一种真正以道德为动因的荣辱观,但它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时期的荣辱观,当前必须高度重视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牢固树立,把整个社会风气引导到正常的道德轨道上来。

论道德性辩护

文章针对律师在法庭经常使用的实体性辩护和程序性辩护方式,提出了一种新的辩护方式——道德性辩护,即通过律师在法庭上的道德说理,打动陪审团成员、法官和陪审员,使法庭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道德性辩护的存在有赖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法官的自由心证制度和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赖于司法独立和陪审团、合议庭制度的确立,有赖于法官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道德性辩护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给法庭辩论注入新的活力。

学校道德教育道德性的回归与建构

学校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主体间系统的价值指导学习,其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过有道德的生活。但是当前学校道德教育普遍存在道德性缺失的问题,一方面原因在于缺乏对道德教育本体道德性的认识,使得学校德育的本体道德性处于迷失的状态;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道德教育规范道德性的缺失,即学校德育实践过程中道德性的失落。文章从本体和规范两个维度反思,回归学校道德教育的本体道德性,建构学校道德教育的规范道德性,有利于整体提高学校德育的道德性。

道德性:法律的人性之维——兼论法与道德的关系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对法的研究最终不可能不追寻到人的本性。但能作为法律基础的人的本性只是道德性,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正义,它是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其中人人受到尊重和关爱,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的行为它必须借助于法律这样的公共权力使一个社会人们的行为保持道德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论学校管理的道德性及其改善策略

当前学校管理本身的道德性受到质疑,学校管理必须具有道德内涵。改善和提高学校管理道德性应从学校管理理念、师德素养、管理制度和学校整体管理行为的道德性入手,着力创建民主开放、活泼和谐的道德校园。

论理性违约的道德性及其责任性质

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亦是契约经济,人们对“法律能否确保契约得到有效履行的信心是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所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与作为交易基本规则的合同制度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违约责任制度是合同制度的重要内容,其经济品性决定了其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

补偿的道德性及其实现

本文试图分析补偿这一社会机制。首先,从JoelFeinberg的徒步旅行者故事辨析出法律分析在此处的困难。其次,围绕这一故事牵涉的功利主义二难困境难题,分别回顾了帕菲特、Jeske和Montague对补偿是否具有道德性的论述,这些分析逐渐揭示了补偿所具有的道德内涵。第三,基于补偿的道德性,接着讨论了补偿的实践途径,实质上是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补偿实践的可能性应坚持社会系统论的取向——走社会共同体之路。

论党内法规法性质之独特性——从党内法规的道德性角度分析

要认识党内法规的法性质,不能仅从外在特征去认识,更重要的是从内在特征去认识,即从关注党内法规的道德理想,分析其道德性入手来认识党内法规的法性质。党内法规的道德性渊源于党的崇高理想和崇高道德向党内法规的转化,在党内法规中体现为多种类型道德转化所构成的复合形态,与法律的道德性存在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具体表现在:体现的道德层次不同,调整的道德范围不同,权利和义务的价值取向不同,自律和他律的成分不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精神上和学理上存在差异,二者之间不能相互混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以及其他类型的法相比,国家法律以及其他类型的法是低标准法,党内法规是高标准法,它因此也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法。如果用人类过去曾有过的那些法的类型来概括党内法规的法性质,将无法揭示党内法规性质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当将党内法规视为一种同国家法律共存的新型的法。

合利性、合法性、合道德性——对政治制度的三种评价

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政治制度正当、合理与否的评价。对政治制度的评价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即合利性评价、合法性评价和合道德性评价 ,它们的标准分别是秩序、权威及自由。这三种评价是相互关联的 ,共同构成政治制度的评价系统。必须综合考虑这三个指标 。

论艺术伦理的超道德性

如何认识艺术实践的伦理之维,事关对艺术意义的准确理解和对其审美功能的深度认识。伦理关系体现着人类的最终理想,而具体的道德规范只是人类实现其最终愿望的必要手段,仅仅遵循道德规范并不能实现人类的希望。艺术的伦理价值往往落实于对既成社会规范的挑战,而并非对时代道德习俗的循规蹈矩地遵守;艺术的伦理意义常常拥有一种超道德性。

刑法的道德性与政治性

我国传统的刑法概念是分析实证主义的变种。由于刑法最原始、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维护秩序,所以必须在秩序形成规律中反思刑法的概念。刑法是对道德与政治的双向继承和超越。通过分析犯罪与刑罚的概念,说明刑法是以道德为基础,以政治为调控的。我国的死刑问题及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在于刑法的道德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