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南宋苏学的道统竞争及其困境——以淳熙四年孔庙礼议为中心的观察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在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中,苏轼距离孔庙享祀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学在极盛时期进行正统确认的一次制度尝试,也是苏轼进入孔庙享祀最为有利的历史时机,但其结果却最终不了了之。究其原因,既不是缘于皇权的阻挠,也不是因为理学阵营的反对,最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苏轼思想与当时整体思想氛围之间所存在的扦格。苏轼进入孔庙的失败,是苏学难以在宋代争得儒学正统的一个缩影。

由歧异到融通——论柳宗元、韩愈道统论之关系

柳宗元力主尊崇尧舜之道而贬抑文武周公之礼,而韩愈的道统论则将上述诸位圣人一并纳入,并无轩轾之意。可见两人对于儒家的道统学说持有不同的见解。对于两人之间的歧异,可以从他们对于儒家思想底蕴的认识角度,以及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潮的流变来解读,其实,二人之间的歧异是可以相融合、贯通的。这也为后来宋代的道统说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

道统意识下孟子“德位”观之再阐释

孔子之“有德无位”的事实极大冲击了西周以来“以德承命”的信念,儒家学者不得不重新理解德位、德命、德福的关系,“德命”与“时命”的问题成为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议题。作为孔子之后儒家代表人物的孟子,对德行与权位关系的阐释不同于以《穷达以时》《荀子·宥坐》为代表的“时命”观。孟子从“圣人一道”的道统意识出发,在塑造与诠释圣人的过程中,聚焦于几种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权力转移方式。孟子吸取西周以来“德福合一”“天命惟德”的思想资源,采用“天与之,人与之”的观念论证圣人的政治合法性。通过孟子的阐释,尧舜、禹、汤武、孔子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获得或不获得天子之位。这样一种机制并非如时遇一般难以捉摸,而是遵循着相对确定化的流程与评价原则,“德位一致”的必然关联被重新建构。

二程道统的学理逻辑与学术纠葛

虽都视己学承道统,但北宋诸士大夫的立足点并不相同,二程更坚持自家体贴出天理,认为自己接续孟子传承道学,主张经以载道,道育天理,同时阐明达道的基本门径学经明理与根本门径诚敬,注重道统的绵延和学术的传承,从而创立了特色鲜明的道统体系。与王安石之学等流派的道统之争在二程之学的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抹杀或忽略其间二程学术内涵阐发、学术体系建构之超凡。两宋时期二程学术嬗变历史揭示出学术传承、光大的真正生命力在于以自身学术思想创新、体系建构及学术队伍培养等为核心驱动力的学术文化建设,而外在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影响虽亦重要,但远非关键因素。

如何重述道统: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及其问题

回应晚清以降道统应为中国近代衰落负责等言论,现代道统叙事的历史化以历史论证道统正当性。这既揭示了道统之魅力,也有一定问题。一方面,道统辩护内有关于要严格道统还是泛化道统的争议;另一方面,道统批评者与道统论者在相当程度上互为颠倒,若无道统信仰甚至颠倒之,则从道统论者认定的历史现象出发,也可推出否定道统之论。道统批评的基点是道统为恶,道统辩护的基点是道统为善,包容双方或能探索更整全的道统史。

方学渐“一圣三贤”的道统论及其意义

方学渐将尧舜以来的道统传承谱系中言心体尤为真切者称为“一圣三贤”,“一圣”是指舜,“三贤”是指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又泛指孔孟和宋明诸儒。方学渐认为“道统肇自尧舜”,尧舜“执中”之道乃性善真面目。孔孟“如叙族谱”,宋明诸儒混气言性,王阳明虽是“圣学嫡派”,然其“造语太高”。也就是说,孔孟之后的道统乃每况愈下,以至于出现“无善无恶”说。不过,“道统肇自尧舜”是以有典可考而言,无文字记载的伏羲亦以道治天下,因此从根源上说,道就存于天地之间。方学渐道统论的意义有三,一是尧舜“执中”得之宇宙天地,这无疑开启了直面天地的实证新路向。二是王龙溪的“无善无恶”说容易滋生蔑视伦理纲常之流弊,方学渐教人止于日用彝伦尤其是孝悌,成为明末“外转”经世的新兴力量。三是对方以智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尧舜得之乾坤”的道统论,开眼读“天地之书”的方法论,察“百谷草木、鸟兽虫鱼”的实证精神,以及“立在千古圣人之上”的学术信心。

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它将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在此论断下,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面创制”与“典章制度自觉”的文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稳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拉锯、反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拉锯、反复与稳固。中华文明及其大一统的连续性,根本上依靠治统、道统、学统这三统之间的稳固一体“。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新时代是千年制度头一百年全面定型的最终完备阶段”,新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样根本在于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能否成功有效的建立。进而讨论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的建立:党的全面领导的“新治统”的建立与完善,党的政治文化的“新道统”的建立与完善,大国治理背后的文明大国知识体系的“新学统”的建立与完善。开中国未来千年新局的新制度是对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从道学至道统:象山学阐释的另一面向

象山学曾被阐释为道学、心学与禅学等。在明代中期之后,象山多被称为心学;但在明代中期之前,象山学更多地被称为道学与禅学。道学阐释主要出自象山学派、认同和拥护象山学者,以及会同朱陆者。陆九渊没有以心学自名,而是承认了道学称谓,且多次谈及道学、理学与道统。在象山后学的努力下,宋代官方承认象山学的“道学”与“道统”名位。在会同朱陆的主调下,元代吴澄、虞集、郑玉、赵汸等学者肯定象山学的道统地位,刘埙、刘仁本等甚至称其为集孔孟之学之大成的“道学之宗”。明代前期进一步会同朱陆,许多学者认为象山学是“圣贤之学”“圣学正传”。陆九渊在明代中期从祀孔庙,主要是其道学与理学名位得到朝野的广泛认同。但是由于其兼具“心学”身份,象山学成为明代道学向心学转向的关键思想和过渡桥梁。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王阳明道统思想探究

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明代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道统论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内容,其道统思想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人性观为核心,他自称是对于孔孟之仁学的真正继承者,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儒家的道德传统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王阳明道统观念最重要的是辨异端,以弘其正学,并且主张以“精一”为原则,反对朱熹的辞章之学。王阳明道统论的传承谱系从尧舜禹的十六字心法入手,经过孔子和孟子仁学、周敦颐和二程道学,最后终于被王阳明的心学所传承。

小学语文革命文化单元贯彻文道统一原则的教学探索

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排的革命文化单元体现了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时应认识到贯彻文道统一原则的价值意义,在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上可以采用整合的方式贯彻文道统一原则,实施语文要素和人文主题的融合学习,创设单元情境,重温革命岁月;品味语文要素,体悟革命精神;综合实践表达,弘扬革命文化,推动语言学习与革命文化教育的融合,实现文与道相长。

把握学习起点,立足单元整体,遵循文道统一——以《黄继光》教学为例

革命文化题材类的课文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能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语文关键能力。教师在教学此类课文时,应把握学生的学习起点,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补充资料,准确理解统编教科书编排意图,树立单元整体教学观,引导学生借助语言文字,感受人物形象和高尚品质,做到言意兼得。

伟人故事:文道统一,家国长怀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伟人故事”类课文占据了一定比例。这类课文以伟人为叙写对象,通过真实故事来刻画伟人的形象,从而揭示其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具有很强的思想教育性。然而,在教学“伟人故事”类课文的过程中,教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是过于强调人文精神,将课堂变成道德与法治课或者历史课;二是过分关注语言表达特点,忽视育人功能。因此,探索既体现语用教学特质又实现以文化人的教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统编版语文二年级下册的《邓小平爷爷植树》为例,探讨小学语文“伟人故事”类课文的教学策略。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皇权如何兼并儒家道统——以清康熙帝“道治合一”的努力为中心

在儒家道统谱系中,孔子之前,道治同一,因而君师同一、政教同一、圣王同一;孔子之后,由于社会转型,于是道治分立,因而君师分立、政教分立、圣王分立。这种态势在清初发生了转变,出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目的,康熙帝试图恢复"道治同一"的理想。康熙帝塑造自身"君师合一"的"圣王"形象的手段分为两个方面:一则通过塑造自身"儒家学术权威"的形象来抢夺道统话语权;一则通过对儒家士大夫的打压来剥夺其道统话语权。伴随着士大夫对康熙帝"道治合一"形象的服膺,儒家自身陷入了"失语"状态。康熙帝用皇权兼并道统、用政权兼并教权的努力十分成功,但这正是对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一种无形阻滞。

扬雄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史上的地位

扬雄提出了由伏羲始创圣人之法,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孟子,至扬雄这样一个儒家圣人之道传授的统绪,并坚守圣人之道,批评异于孔子的诸子之说以及当时经学的流弊。其道统说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初探

儒家道统经历了自尧舜禹汤至程朱理学乃至当代新儒学的传承轨迹,以圣圣相传之"允执厥中"理念为精髓。其中蕴含着道统尊于政统、道统构建政统、道统校正政统等以道统驯服政统、进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驯政"主张。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主张天道信仰理论、君臣道义关系、经筵日讲制度、君臣共治政制和天子须守礼法等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实践对君主权力的制约和驯服。儒家道统论中的"驯政"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哲学"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法哲学"返本开新"之基。

为什么说“道统二字是腐儒习气语”--论中国早期启蒙学者道统论批判的学理依据

明清时期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对道统论的批判,从学术源流和哲学学理上揭示了道统论的以下理论失误:一是缺乏"认识你自己"的哲学精神,自以为穷尽了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以立心、立命、开太平"钤束天下",其"好自尊大标帜""与缁黄之流推高其祖以树宗风者无以异";二是其标榜的"孔门传授心法"来自学术造假的伪书,其所谓道则是"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其关于道的"一线单传说"也不合乎"道非一途,性非一种"的社会生活史和认识史的事实,其"道有绝续"论更不合乎中国学术史上"道无绝续,人具只眼"的实际;三是缺乏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心态,以"刊定死本"裁量一切学术,其实质乃是"奉尧舜以为镇压人心之标的",其标榜的"格君心之非"也是一种过时的人治理论。继承早期启蒙学者道统论批判的思想精髓,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多元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将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华。